【按：中央社记者张淑伶在推特上说：『犹记得疫情前，某年选举来了很多海外华人观选，我一直很喜欢的作家苏晓康也来了。一晚由我做东，四人在小小包厢吃饭聊天（特别感谢退休前辈愿意做我的陪客），聊天中，也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现象，譬如那些被抓的左派工运青年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也聊到大陆发生在大学校园的咪兔，一件又一件……，当时晓康老师就问：怎么台湾的大学没掀起咪兔（metoo），当时还在想各种理由，欸，这不就来了吗？ （虽然程度应该有别）』
那是2018年底我去台北观选九日，把傅莉一个人扔在华盛顿DC家中，而我们在美国，一路经历「全球化」导致欧美衰落，美国两党、左右、川喜恶劣竞争，那时还未见到「毒雾东来、瘟战骤起」，感觉这股西方领先逆转之「鬼推磨」，迟早会蔓延至信奉自由民主之价值的「西方阵营」全境，无人能逃脱，台湾自二战以后就在「西方阵营」之内，左右之争自有其地缘特色（统独），毕竟最靠近中国嘛，然而「边缘」常常会比「中心」更激进，如火如荼在西方燃烧的「进步主义」，在台北似会更炙烈，我却尚未见到，所以问淑伶。她觉得「程度应该有别」，也许未必，比如台湾对同性社会的宽容，已经入法，胜于美国，但是出现的新问题，也是美国罕见的，比如新闻里少有「同性社会」性骚性侵，不像王丹被一同性少男告诉，乃台湾一大社会新闻。我的《鬼推磨》中写过一段「进步主义」迷思，贴在下面。 】
一日偶读《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那位天才型的以色列青年尤瓦尔•赫拉利写的两本畅销书之一，他阐述“农业革命”在人类演进中的意义，解析人类摆脱250万年的采集狩猎阶段之后，开始驯化植物、饲养畜牲——关于农业对人类的重大意义，论述甚广，我记得《枪炮、细菌和钢铁》一书中，详述农业带来定居、专职精英、士兵、征服等等，赫拉利也作如是观，说农业正是未来大规模政治和制度的基础，他写道：
『正是这些征收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建起宫殿、堡垒、纪念碑和庙宇。在现代晚期之前，总人口有九成以上都是农民，日出而作，胼手胝足。他们生产出来的多余粮食养活了一小撮的精英分子：国王、官员、战士、牧师、艺术家和思想家，但是历史写的几乎全是这些人的故事。于是，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挑水耕田。 』
而今纵观这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它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 “仓廪足而知荣辱”，在“全球化”的今天获得新的含义。
很有趣的非预期现象：六十年代在西方，自由主义、民权运动、社会福利等价值提升，恰恰造就了他们八十年代后的经济低迷，仿佛预先为后“六四”的中国几亿廉价劳动力出场，预备好了市场和购买力。所以，西方福利社会运作的条件之一，是东方必须出现一场庞大的物质生产运动，并且是维持低劳保、低工资、低人权的，否则不可能形成，而西方经济也会崩溃，因为资本的铁律是剩余价值，它兼顾“美国优先”和“中国模式”的衬底，克林顿时代将贸易与人权脱钩，是“符合”资本性格的行为。
另有一端是，六十年代西方的价值嬗变，看似“进步主义”，但是其总趋势是符合基因选择的，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强烈抬头，但是女性觉醒、女性主义兴起的直接后果，是核心家庭的解体，它导致了离婚率上升、生育人口下降、单亲家庭普遍、子女孤单等一系列问题。将生物学引入人文领域乃当下时髦，物种的自私倾向甚至是存活选择决定的，是基因的规定，所以文明基本的含义，利它主义，居然有反基因（克服基因趋势）倾向。这是另一个未明的机制。
然而家庭位阶，攸关子女前程，形成阶级差异，乃传统社会之规，并没有被现代社会所颠覆。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前任院长罗伯•普特南(Robert Putnam)写了一本书，描述富人和穷人养育小孩的差异愈来愈大，受过高等教育的菁英，重振传统家庭价值，所以女性大学毕业生不到10%是非婚生子，大学学历白人女性只有2%非婚生子，而中学(含)以下学历的非洲裔女子非婚生子人数高达80%。这里不仅有种族差异，也有阶级对立。他的意思，是富裕家庭有经济能力更投资子女教育，使其具备更好的竞争技能进入社会，相比之下贫困尤其单亲家庭，对子女仅能压制训斥，较少精神层面的教养而使其粗鄙化——这恰是“仓廪足而知荣辱”的原意。
但是另一个非预期后果，是单身孤独的寂寞，可能导致社会对同性恋容忍度扩大，竟意外地使少数的同性权利得到普及，这在社会仍然以婚姻家庭为风气的保守氛围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却是，同性风气又进一步解构传统家庭，同时由于生育的替代需求，而推动试管婴儿、无性繁殖技术的精进。所以，女性撤离家庭的后果，其实是传统生殖功能的衰减，直接危及人类物种的首选：繁衍后代。
然而也不尽然。 2011年全球人口已突破七十亿大关，早已超出地球负荷而成一大危机，其中出生率上升和寿命延长是两大因素，与此同时，历史上造成人口锐减的战争和饥饿两大因素，也消停了近七十年，导致大自然平衡的“马尔萨斯灾难”失效。
可是另一种神秘机制，又悄悄地进行新的人口填补。实际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因为富裕而不振；反而是伊斯兰文明圈内人口激增，天主教拉丁语的南美洲出生率上升，呈现出来的吊诡是，制度好保障人权的地区人口下降，坏制度失败国家却大量繁殖。这里提供的结论是，人权保障个人主义上升的非预期效果，居然是节制生育的。 “人口之最”的中国计划生育颇具成效，在这里是个特例，其恶果严重，反而导致中国劳动力的萎缩。
二次大战后，英美自由主义思潮，有让位于左翼共产主义思潮之趋势，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集体主义等左倾思潮方兴未艾，都成为一种新极权的土壤和气候，以致半个世纪以来欧美之外的世界一派暴力血腥；相反，在民主社会里，人权、民权、平等、均富等价值观，其实是在温室里发育茁壮的，跟外面的血腥毫好不搭界；更有什者，乃是“西方建制派”以生意和人权两策应对苟活的共产体制，妄言“经济出改革”，又“人权当外交”，其实不过是“美国利益第一”、大财团进账第一而已，羞答答地掩饰西方民主制度包裹下的利己内核，由此既豢养了交易对方的极权制度，也害了两端的老百姓。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恰好说明左倾幼稚全球退潮。
美国意识形态左右大战，左倾福利、平均、平权等论述，失去物质基础而沦为空谈，只能迷惑东西两岸大城市青年；右翼则失去道德高度趋向功利，没有什么现代论述可以支撑，反而广受中西部信教民众的接纳。左倾激进（如变性人等）不期然与伊斯兰基要派合流，触及基督教的伦理底线，形成名副其实的“文明之争”，又勾引基督教基要派内藏的“白人至上”价值冲动，宗教对抗也会漫溢至普世价值层面，迫使左右双方皆趋向各自的极端。
右翼一端生出茶党，仅只抗高税和大政府，却又引出一个怪杰斯蒂芬•班农，坊间称他“白人至上主义者”，竟“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他说“儒家重商主义的权威模式已经赢了，犹太-基督教的西方，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已经输了”，必须捍卫资本主义的纯洁和原则，不能任“资本主义中国”，以其人口优势加劳动力廉价优势，配之国家计划指令性资本主义，对欧美原教旨的资本主义大占便宜。至少他的描述不错：东方另类资本主义打败西方正宗资本主义，是一个超经济的怪异现象，前所未有，而西方金融业和华盛顿建制派，与这个“东方不败”的媾合及腐败，终于引起眼下的国际性民粹大潮，终结了二战以来的全部现成体制和论说，人类只剩下不确定的未来。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