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山出版 / 思想坦克 2023 年 6 月 22 日

中文版序 新疆．香港．台湾

二○一九年香港「反送中」示威抗议期间，民主倡议者经常喊出「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这个口号充分显示昔日清帝国边疆地区人民今日的感受，他们努力争取得来的主权正遭受当代中国威权主义扩张的攻击。这些地区的境遇有许多共同之处，随着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实力崛起，在地的社会体制面临财富与权力的严重打压。然而从某些层面也可以看到，地区性的差异能够提供一道屏障，来对抗新疆全面高压控制模式的威胁。

对于过去十年新疆地区世居民族突厥裔穆斯林的遭遇，本书具体呈现了几个层面；同时也探讨维吾尔族地区拘禁营与工厂系统的动态关系，是如何从中国殖民主义这样的历史萌生出来。

新疆，流放地

本书英文标题中的「penal colony」（流放地）点出新疆的几个独特之处。这个词语用于新疆可以上溯至一七四○年代，清朝军队在新疆北部屠杀蒙古族的准噶尔部。为了长期占据蒙古族与哈萨克族的世居土地，乾隆皇帝政府施行一项计画，将非原住民的汉人送往边区的军事殖民地。清政府期望建立可以自给自足的占领模式，先后送去逾一万名非穆斯林的罪犯与支领政府补助的农民，他们定居在严密管制的屯垦区。学者卫周安（ Joanna Waley-Cohen）指出，这些触犯政治忌讳或者抢劫之类轻罪的犯人，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学者、教派信徒、官员、太监、宗室成员、旗人、军人、海盗、商人、演员、农民、奴隶、男女老幼」。对移民的汉族农夫来说，这是一种逃离极端贫困的方式。对他们而言，流放新疆是仅次于处决的惩罚，意谓从此远离家乡，人身自由处处受限，定居的地方、工作的条件皆无从选择。

然而尽管他们是被迫移民新疆，这些汉族以及来自甘肃与宁夏的回族，在一段时间之后主宰了北疆的地方体制。根据现有的人口普查资料，到一八○三年时，北疆的汉族与回族已有十五万五千人；南疆则是维吾尔族的世居之地，当时有三十二万人；一八三一年之前，汉族与回族被禁止移居南疆。十九世纪末年，北疆的移民增加到二十万人；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以星罗棋布的流放地为基础，正式成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毛泽东主政时期，新疆仍然是流放与监禁之地。非穆斯林占当地人口比例一度降低到五％左右，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积极推动汉族移民内亚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地区的新疆与西藏。接下来的几十年间，新疆的流放地恢复运作，迎来数百万遭定罪、遭胁迫的民众。举例而言，一万多名无法撤往台湾、遭定罪的国民党官兵送往新疆，同行者还有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的共产党干部。这也是知名艺术家艾未未会在北疆流放地度过童年的原因，他的诗人父亲艾青在一九五○年代晚期被放逐到新疆。

中共在一九八○与一九九○年代对政治犯进行平反，流放地的历史也发生有趣的变化。清朝时期终身放逐新疆的囚犯成了民族英雄，例如在鸦片战争中失利、一八四○年代被遣戍新疆的林则徐，乌鲁木齐市区的红山公园有一座他的巨大雕像。汉族流放地的历史与过去数百年的军事占领，让中国官方得以改写历史，声称汉族早已定居新疆，和定居上千年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一样都是世居民族。对移居者历史的改写以及现有的监狱和营区设施，促使昔日囚犯︱殖民者的后裔将维吾尔族与哈萨克族原住居民视为罪犯，关进一个新建立的流放地体系之中。可以这么说，当年以囚犯身分被送到新疆的移居者，他们的后人如今致力于囚禁这个地方的原住居民。这是新疆与台湾、香港不同之处：昔日囚犯的后代子孙，如今成了监狱主管。

从前囚犯的后人以移居者、殖民者的身分留在新疆，他们的地位与逃往台湾的汉人相映成趣。两个地方的原住民族都被边缘化，然而有一个重大差异：过去二十年来，台湾一些汉人体认到这个问题，致力于为原住民族提供更充分的体制性支持与自治。新疆则是反其道而行，汉族已经开始消灭、替换维吾尔人的民族认同。

新疆汉族运用当代的流放地系统来控制穆斯林，把他们丢进剥削劳力、强迫劳动的工厂。将穆斯林儿童从穆斯林家庭中带走，丢进寄宿学校，施以断绝文化根源的训练。而且就像美国、以色列与印度等地拥抱反恐怖主义论述与形象的民众，新疆汉族深受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影响，认定穆斯林生性暴戾、必须予以控制。这种心态催生出一个吊诡的监控体系，极为先进也极为盲目。

新疆，高科技实验室

当代的流放地具备「高科技」特质，意谓其中的拘禁营与工厂系统在某些层面上做到自动化；同时也意谓设计与实施此一系统的非穆斯林人士，其观点成为无可质疑的真理。如果他们认定一个穆斯林上清真寺超过两百次或研读《古兰经》，就代表此人可能是恐怖分子、从事极端主义行为， 维护系统的技术人员以及执行系统判断指令的警察与审判者，就会齐心合力将这种认定当成事实。整个系统非常拙劣，由一套复杂演算法构成的机械化「脑袋」主导，一板一眼执行相关指令，判定哪些人不值得或值得信赖。

尽管演算法的本意是要预测犯罪的可能性，然而我为本书进行的访谈与研究显示，当局藉由扫描穆斯林手机做出的预测，十之八九会被当成既定事实。侦讯期间暴力刑求导致的强迫自白，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谬误。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官员与移居者对穆斯林做「有罪推定」，相关科技则被用来坐实这种推定。其结果就是数十万的无辜者变成「恐怖分子」，一切都发生在他们手机接受扫描的片刻之间。

新疆的穆斯林长期困陷在低强度的数位封锁之中。无论他们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事，他们在网路上与真实世界中的行为，都会不断受到自动化执行的检查。他们保持自主性存在、演绎自身生命故事的能力，虽然还没有完全遭到剥夺，但是已经被这个监控系统严重束缚。新疆的穆斯林彼此孤立隔离，远离挚爱的亲友与家乡，深恐自己说任何话、做任何事都会被告密者与摄影机记录下来、仔细检查。

我也在本书指出，新疆的情况意谓海康威视（Hikvision）、大华科技（Dahua）这类科技公司成为最大受益者，拿到金额高昂的政府合约与无限存取的公众资料。这些型态的资本累积让中国的人工智慧业者能够扩大研发工作，在人脸识别、资料分析等应用领域开疆辟土。许多案例显示，中国业者在技术与能力上已超越为其训练顶尖工程师的美国大学与企业。新疆监控系统也受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监控启发，在范围与规模上可堪比拟。

新疆，中国的未来

我描述中国政府在新疆如何以科技来控制社会生活，这种控制并未止步于无限期钳制穆斯林的人身自由。二○二○年，中国各地政府使用类似新疆当局的工具，实施全面、严峻、网格状的执法与社区监控，试图追踪与遏阻新冠肺炎疫情。民众想要离家外出就必须使用的「健康码」APP，很快就被当作封锁整个社区与城市的根据，不论遭封锁地区的民众到底有无感染病毒。监控科技与执法的目的不再是追踪与遏阻病毒感染，而是作为政治控制的工具。

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施行的「清零」政策比其他地区时间更长、手段更重，意谓在极端严酷的社会控制之上，再加上一道公卫控制。还有一点相当重要，这意谓有史以来头一回，过去协助以控制系统对付穆斯林邻居的新疆汉族，如今也必须在政府构筑的数位围场（digital enclosure）中接受控制。

也许因为这些汉族移居者以政府代理人自居，所以他们敢于在二○二二年十一月发起抗议政府防疫管制的行动，并且蔓延到全国。尽管抗议的导火线是乌鲁木齐一幢遭封锁公寓发生大火、造成多位维吾尔人罹难，但是最受这场大火冲击的人们并没有因此走上街头。新疆和西藏的情况同样令人讶异，针对「清零」政策的抗议来自单一族群。这是因为早在当局祭出防疫措施之前，维吾尔族与藏族已被监控与拘禁系统紧紧钳制，无法像汉族移居者那样伸张抗议权。

今日香港，明日台湾

香港的警察也努力向新疆取经。多名新疆公安与武警的重要主管被派往香港，协助执行他们在新疆惯用的反叛乱和预防性执法。香港在二○二○年施行《国家安全法》之前，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将香港民主抗议运动者贴上「恐怖分子」的煽动性标签。

李静君等学者指出，过去二十年来，香港已经沦为当代中国的内部殖民地（internal colony）。香港的治理结构与重要社会体制（例如学校、法院）已经被中国政府的代理人收编，导致香港民众再也无法享有追求自主未来的民主自由。在此同时，香港之所以能够让中国内地的投资者大发利市，原因在于它与全球经济的紧密连结。这意谓香港的金融科技、数位通讯等关键基础设施，仍然可以避免中国政府的全面控制。因此尽管《国安法》几乎完全扼杀台面上的抗议行动，但特区政府还无法像新疆当局那样，检查并控制一般民众的移动与行为。未来情况可能改变，但目前香港人与维吾尔族的命运之间，仍有一道薄弱的屏障。

这道屏障对台湾而言更加重要，主权法治与国际支持让台湾得以防范中国政府代理人夺取社会的基础体制。在供应链与半导体等关键科技领域，台湾夹处于中国与美国之间，因此维持区域和平具有战略重要性。在此同时，台湾与中国之间有许多企业与贸易利益，导致中国藉由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进行渗透的风险。这类关系也有可能加重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复杂纠葛，以及中国藉由宣扬错假讯息造成的论述影响力。因此，虽然台湾政府试图管制来自中国公安当局承包商的科技︱包括从新疆拘禁营体系受益最多的厂商，还是有一些中国业者的监控工具已经入侵台湾。与此类似的状况是，台湾一部分的新闻阅听人，正受到中国官方发动的错假讯息认知战影响。 「昨日疆藏， 今日香港， 明日台湾」这个口号提及的三个地方显然都面临重大威胁，然而台湾可能蒙受的损失最为巨大，也拥有最强大的力量来阻止威胁成为现实。

我希望本书的台湾版能够警惕读者，关注台湾与新疆共同又各有差异的危险。我期盼读者能够对维吾尔人感同身受，他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一个数位围场系统压制，被当成有待训练的牲畜。同时我也期盼读者考量一个事实：许多新疆汉族加害者的父母亲都出身国民党，因为命运与社会权力的缘故，才落脚新疆而非台湾。对于本书部分的台湾读者，如果当年的历史情境稍作转折，就有可能发现自己成为新疆拘禁营的员工。另一方面，像华为这类积极参与新疆监控系统的公司，至今仍与台湾有诸多关联，就像它们与美国的关联。

尽管我希望台湾与其他海外华人社群读者觉察自身潜在的共谋性，但我也同样希望他们体认自身相对于维吾尔人的有利地位，并且因此产生一份责任感：与维吾尔人站在一起。支持维吾尔人并不意谓忽视目前在美国、欧洲等地高涨的反华、恐中种族主义；并不意谓附和所谓的新冷战（New Cold War）论述，认定中国与美国势不两立。我希望支持维吾尔人意谓反对殖民主义与压迫的结构，这些结构至今仍存在于中国、美国与台湾。要迈出反对这些结构的第一步，可以推行跨国的去殖民化与废除奴隶运动，也就是台湾学者史书美所说的「弱裔政治」（minor politics）。推行这类运动并不需要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准许；环顾当前世局，新疆维吾尔族的处境非常可怕，运动正是要为这样的人们提供社群与支持。

作者为加拿大卑诗省温哥华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国际研究助理教授，是目前国际上顶尖研究的维吾尔族社会与中国监控体系专家。拜勒定期为SupChina网站撰稿，作品也散见于《卫报》（The Guardian）、《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所意杂志》（Noema Magazine）、《前景杂志》（Prospect Magazine）、《格尔尼卡》（Guernica）、《中参馆》（ChinaFile），以及多本学术期刊。

书名：《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
作者：戴伦．拜勒（Darren Byler）
出版社：春山
出版时间：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