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30年后,每个月养老金只有人民币100、200元,带着一身病痛无法退休。 《如此打工三十年》这篇调查报告在网络上流传,大量转发,也遭到持续封杀。所谓第一代农民工,指80、90年代从农村进城打工,约8600多万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调查针对2500分问卷以及访谈200人,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再吃苦也无法改变命运。中国这三十年搞「资本主义大跃进」,阶级分化出「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大概就差出个毛泽东写一本《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新篇了,因为立志继承老毛的人想当皇帝,反而最怕「泥腿子」造反。我第一次听到「贫二代」这个词是在日内瓦,当时的情境写进一本新书里,现在摘出来贴上。 】

清晨云雾未散,如海如涛,山顶竟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隐隐传出钟声,优美无以言喻。进寺歇息,只见一个喇嘛,径自诵经击钟,旁若无人。山顶一寺一喇嘛,还有比这里更香格里拉的吗?况且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欧洲的心脏日内瓦。 2011年底我飞到欧洲日内瓦,因我参与的一个人权组织,在那里办培训班。

“你不留一个电话号码,我能找你?”

临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里会有日内瓦的一个号码?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叫她上哪儿找我去?我在费城机场,起飞前就用iPad 上网,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紧张,不愿意我走,最后还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飞跃大西洋抵达伦敦希思机场,不能上网联络她,很焦急,好在一个小时就飞抵日内瓦,赶到旅馆就上网叫她,叫了好一阵子,她才上来,说美国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饭了。

日内瓦濒临一湖,素有欧洲”西湖”之称,晚饭后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滨,夜色里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尽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谒日内瓦,应是我们这种流亡者的份内之事,过去没有机缘。我特别找到国际难民总署,一栋蓝色大厦,让我倍感亲切,我是”国家级”通缉犯,后半辈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续,没有它我大概还在中国坐牢。还有国际人权服务中心(ISHR),它在联合国附近,其广场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只腿的椅子,其隐喻虽关乎触雷而断肢,更广泛的则是”伤残的尊严”,我面对它暗暗垂泪,后悔没带傅莉一道来此。平时他们培训,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馆,上网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时叫不应她,我就给邻居发个电邮,央求他们打个电话给她……。

那天礼拜,日内瓦培训班放假,我随众人去北郊爬山,那是与法国交界处,有一缆车可吊至山顶。学员都是来自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召集他们来这里,可以方便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旁听其作业流程,我也随他们去听过一次”反酷刑委员会”审查白俄罗斯报告,荒诞者中共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们酷刑异议者可称世界之最。联合国各机构设计一套程序来监督各国执行状况,确系一种精致文化,只是世界纷扰野蛮不堪,其效果堪忧。

我在日内瓦遇到的这群人,都很年轻,大家说说笑笑,气氛颇好。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组织西方资源来培训他们,以育苗培植人权意识于中国贫瘠土壤,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对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方励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围追堵截,后来他跟我描绘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其实是对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这种感觉今天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分子、访民,无后台的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

那天爬山,有个西南来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刚从牢里出来,还留着光头,他在国内不仅热心人权救助,还跟随一位西藏禅师信过喇嘛教,所以给人印象朴质而坚韧。他跟我说,中国下一步的抗争群体是所谓”贫二代”,农民工子弟,这一代人已经拒绝再做父母那样的奴隶劳动(廉价劳力),也对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歧视身份愤怒已极,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边,一有风吹草动便群起暴动,焚烧一切,最近的广东增城、浙江湖州两地骚乱皆他们所为,已成体制的心头大患。 “我要到这个群体中去生活!”他说。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他比我的儿子不长几岁,所以我也很担心他回去的处境,虽然我很弄清楚他的看法太简单,却也不忍心泼他冷水。他提到的这一代农民工,在中国有两三千万之巨,乃是塑造出一个”全球化”的廉价劳力,而剥削压榨他们的是两头巨兽,中国权贵和西方资本,不要说中国,整个世界也没有一丝力量来替他们讨公道。

我从日内瓦回来不几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来电话:”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大概是听到最近关于中国局势分析才给我电话的。我则跟他说了一点不一样的分析:如今中共里头有危机感的,反而是所谓”红二代”,也只有他们有”变”的能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是无声的、麻木的,底层和贫苦大众则是”碎片化”,每年虽有几十万起抗议,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达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义不大。

我也提到,”红二代”只有回到毛泽东,无论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为从邓小平开始搞”资本主义大跃进”,中国被贫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泽东这么一个”思想资源”,在中国管用。我没有说的是,其实林先生他们一代所读的书里面,没有关于今日中国的答案。他并没有白读。他所学到的政治判断是:暴政只能维持于一时,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恰好是最容易爆发革命之际。那是从法国大革命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欧洲中心”的一种看法,跟今日亚洲尤其发达之后的中国,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后说”恐怕也只能慢慢来”,我说开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泽东那一套还管用,这一点外面的人不懂。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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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络刊登一篇关于 #第一代农民工 打工命运的调查报告《#如此打工三十年》,被网友大量转发,但同时遭到持续封杀。 这篇文章讲述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30年后,每个月养老金只有人民币100、200元,带着一身病痛无法退休。 《如此打工30年》是根据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 #仇凤仙 针对农民工做的一项研究,由新媒体《正面连接》刊发,在文章被下架后,有网友将其复制或更改标题转发到其他平台,但多篇仍被下架。 所谓第一代农民工,大致生于1970年代之前,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从农村进城打工,规模约8600多万人,这期间是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30年,调查针对2500分问卷以及访谈200人,了解他们如何维生,结果发现,在退休问题上,他们有60%的人称只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文章说,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顾不上晚年,只能把工资用于当下,2009年养老金政策公布,35%的人不理解或不相信这项政策,于是没有参保。 等到他们60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个月仅100多元。 为了未来,为了偿还儿子结婚造成的债务,他们不打算退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60岁后会继续在城里打工。但近两年,各地严禁60岁以上农民工进入建筑工地,所以他们只能去做绿化、保洁、仓储管理等工作,薪水不到工地的三分之一。 第一代农民工并非不努力,但调查发现,努力无法改变命运。仇凤仙表示,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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