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初，护国神山、全球地缘政治中心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以「在不伤害国家安全与本国科技、经济领先条件下，允许国际商业往来。这样的全球化还能算全球化吗？」一席话，再度扰动了全球舆论与市场。

而这样的巨大叩问，也与今年七月翻译完成出版，由我国经济学院士朱敬一、大法官罗昌发（两人前后任职我国WTO代表团常任代表）、律师李柏青与中研院法学者林建志共同撰写的英文著作《价值战争》（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不谋而合。

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把这本著作，看成经济学家、大法官、律师与法学者尝试透过国际法制的补强与创新（尤其是WTO贸易法规框架下），解决因为价值与政治差异，以及现行缺失的法治框架，所造成的经济竞争不公平。而且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虽然在讲经济与法律问题，但却都把两种问题的根源，都推到了政治、价值与意识形态。这无疑又是在价值多元无法调和的时代，寻找纷争解决与共存的一次尝试。

对经济促成民主的「和平演变」反思

《价值战争》一书，揭幕即反思了2000年前后，美国协助中国加入WTO的往事。因为对美国外交决策圈崇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传统建制派而言，这是他们认为可以达成「中美国」（Chimerica）共存共荣的绝世好计。而这种主流的想望，按《价值战争》的说法，正是将中国纳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最终让「贸易和平论」发酵成为「和平演变论」，最终促成「民主和平论」。也就是透过自由市场经济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让中国因为繁荣市场经济促成经济成长，借此培养大批中产阶级，活络民间社会。最终，使民间社会成为制衡甚至推翻共党专政的中间力量。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美国传统建制派的信仰，终究敌不过政治事实与政治科学的考验。经济与民主间的正相关，就本书作者们来说付之阙如。原因有三：第一、虽然经济表现不佳，确实会促成强人政治整顿经济的民气。但这是「民主是否巩固或衰退」的问题，而不是「极权转向民主」的问题；第二、经济发展确实促成收入增加与教育普及。但这些只是创造了利于民主的外部环境条件，却没有办法证实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第三、经济发展造成的人民收入与素质提升，确实容易促成中产阶级与民间社会的兴起，并且对极权政府形成制衡。但中产阶级与民间社会的强大，终究并非政治性的组织集结，并没有办法证成民间社会与民主政体的因果关系。

更重要的反证就是中国。自30年前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的GDP增加了约40倍，但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的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也创造了一群不愿改变现状，或没有勇气改变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成为捍卫极权体制的基石。并且在他们的支持下，极权政府有更多的资源与工具对内控制国家与人民；对外则发挥影响力，在现行的国际经济体制中钻营获取利益，并且透过各种工具推广自己的意识形态，巩固自己的国家利益。

国际经济问题来自政治差异

《价值战争》在阐明了这个经济与民主缺乏相关性的问题后，将主题正式带入了国际关系中经济与政治的差异性。作者们认为，若把国际社会看成一个俱乐部，那国际上的经济俱乐部，相关规定其实严于政治俱乐部。因为全球化（制造生产、劳动力、资金、市场、网路的去边界化与一体化）在经济场域上，突破了国家在政治上无法突破的国界同时，在国际经济俱乐部建立了一个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框架；相较之下，在一个国际政治俱乐部中，存在大量没有办法突破国界的政治性议题，其中跨国的规范框架强制力就相对较弱。

换句话说，自由流通的市场是所有人、所有国家认同的利益极大化；但主权国家互不干涉他国内政，则是在国际政治上相较于国际经济而言，各国认同的另一种利益极大化。当后者的「他国内政」，因为各国不同的文化与价值，因此冲击、甚至破坏了全球自由市场。 《价值战争》的作者群们就认为，当下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与科技战，源头正是来自双边的「价值战争」。以下我将从两个角度，切入分析这种政治价值差异所造成的制度与经济冲突。

第一、知识经济与数位贸易兴起混淆政治与经济场域

按《价值战争》的说法，极权国家网路封锁的本来目的，只是不让本国人接触外国网站，算是一种内政上的言论自由钳制。在主权国家互不干涉他国政治的国际政治俱乐部里，天经地义，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干预。但当代知识经济与数位贸易兴起后，网路封锁开始让极权国家消费者接触他国电商平台时，遭受到各种困难（禁止网站接触、网速降低、需用VPN翻墙、政府直接审查购物内容）。如此一来，网路封锁就从「国内政治对言论自由的钳制」，变成了「国际经济对跨国电子商务在『市场准入』上的不公平待遇」。

同时，当极权国家大量搜集国内消费者消费数据，累积大量消费习惯分析资讯，并将之运用在更精准的广告投放时，其他国家网购平台与极权国家平台间的不公平竞争就更明显。更重要的是，当代数位贸易很重要的环节，不只呈现在货品的流动，占比更高的是服务的提供。尤其是透过搜寻引擎或社群网站进行广告投放的服务，几乎是当代广告收益的最大宗。而极权国家的网路封锁，让其他国家的搜寻引擎与社群网站无法与本土商竞争，自然让本土商在国内形成寡占。因为无论本国或外国产品需要本土销售时，都必须与本土搜寻引擎与社群网站合作。这也是中国电子商务相较世界其他国家畸形繁荣最主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因为人工智慧的发展，使得数据搜集，以及随之而来的数据运用、演算法精进、行为模式预测，都成为政府政策规划与风险管控的重要工具。但当上述技术掌握在极权国家政府手上时，监控人民就变得更容易、更精确、成本更低；相较之下，民间社会有更高的成本与技术门槛，难以与这种「数位极权主义」相抗衡。而民主法治国家虽然数据也被政府与大型科技公司搜集，但这些数据是分散而非集中，更受到宪政体制从宪法到一般法律的保护。

第二、极权国家经济发展重新定义「反垄断」

《价值战争》的作者群认为，因为极权国家本质上反对制衡的概念，推崇集体或集中的概念，所以中国的《反垄断法》，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保障国家安全」等笼统的文字，巧妙的以《反垄断法》促成了华为这种一家独大的状况。本来《反垄断法》类似各国《反托拉斯法》、《反独占法》或我国《公平交易法》，被期待为一种「避免不公平竞争」的工具，就这样遭到中共的魔改，变成了「造成不公平竞争」的工具。

按本书说法，中国资通讯巨擘华为一家公司，等于是垂直整合了高通（晶片）、苹果（手机）、诺基亚（基地台）的庞然巨兽。而极权国家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代知识经济高科技产业（如半导体）的先进优势，在某项高科技里创造标准的国家与企业（例：5G），有赢者全拿与报酬递增的特征。所以他们采取党国资本主义在技术与资金上，全面协助或补贴类似华为这种看似民企，实则国企的公司。

而WTO关于公平贸易的相关规则，是在1994年所制定。在当时，不仅知识经济与高科技产业没有今天决定性的力量，极权国家如中国也没有发展出一套针对未来研发、而非当下产品的政府补贴制度；更尚未有党国权贵资本主义，经营大量看似私营实则国家大量介入的超大型公司。

这些公司违反所有我们所熟知的，有监管机制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向股东负责、董事会代表股东权益推举董事长执行公司事务），让国家与党的手伸入公司，使得党国权贵资本主义下，公司对党与国家负责。这使得跨国公司间的谈判，一旦面对的是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时，就变成了民主国家企业对极权国家的谈判。

另一方面，当外资公司拿外国人的钱投资中国，或在中国开公司赚钱时，通常也会因为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公司治理模式，迫使这些外资公司不是对外国投资人负责，而是对中共或中国负责。中国法治的缺乏、审计资讯的不透明，也让其他国家无从监管与查核中国政府对这些公司的干预，或资金与技术的盗窃。

科技战与贸易战其实就是价值战

本书作者群传达的另一个重要讯息是，美中贸易战与科技战的根源，并非美国国内政治的极端化或民粹化，而是两种政治价值「专制共产主义」与「民主资本主义」造成的意识形态冲突，进而导致了两种经济价值「市场经济」与「党国资本主义」的制度冲突。

举例来说，当民主国家将反对奴工、注重劳权等价值做为订立相关法令的基础时；极权国家可以使用罪犯、思想犯或是少数民族做为无薪酬与糟糕劳工环境里的奴工。这是缺乏权利制衡与权利保障的极权国家与民主法治国家，因为思想价值的不同造成立法逻辑的不同；法律体系的不同又影响政治制度的不同；政治制度不同又决定了经济模式的不同。最终，在全球自由市场里造成了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经济竞争下，极权国家的不正当优势。

所以我们看到的美中贸易战，看似经济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更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价值战争」。而这样的价值战争虽然常被称为「新冷战」，但冷战时期的中苏，并没有像今日的中苏如此融入全球自由市场；中国甚至还是当代的世界工厂与世界市场。这也让民主与极权两种价值的价值战争，更无法只是单纯坚壁清野的新冷战。

按照这个逻辑下来，作者们也透过《价值战争》反思了「修昔底德陷阱」。他们认为，单纯用权力视角来解释美中之间是「既有强权对崛起强权挑战的恐惧，因此产生我们看到的竞争与冲突」，这种解释方式过于简化。因为双方之间的差异，远非权力多寡的差别或只是要竞争权力，而是全面的从价值、法律、政治到经济的落差。尤其是在一个水乳交融、难以割舍的状态下，不只去争一朝一夕的强弱，更争亘古千秋的对错。这让状况更加复杂、也更加困难。

这样的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吗？

回到张忠谋先生的公开谈话「国家安全优先的全球化还是全球化吗」，这句话在台湾很多人把它解释成了肯定句；但查其发言的前后脉络，张忠谋先生或许要表达的是疑问句。尤其从《价值战争》一书来看，全球化的主体是企业与个人而非国家。若是一个国家政治力为中心的同质化，那几千年历史上的帝国，早就已经做到这点。而若是要以国家安全、本国科技与经济为考虑，那就是一种从企业与个人为主的全球化，重新又回到主权国家为中心的西发利亚体制。

《价值战争》也一再提醒，华盛顿在2021年力推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后更名为《晶片与科学法》），虽然与2015年北京策画的「中国制造2025」仍有不同。 《晶片法》主要针对科研、理论应用嫁接、前期非特定新创、分散风险进行补贴；不是为了特定产业的报酬递增与先进优势进行补贴。但《晶片法》也有类似「中国制造2025」那般，针对特定产业（半导体）与特定企业（英特尔）的政策补贴。这种立法思维的转变，正是民主国家走向「把自己变成怪物来对抗怪物」的模式，「以国家资本主义对抗国家资本主义」。此举不仅破坏了自己本来信守的自由市场竞争机制，更是让全球自由贸易（全球化的世界）走向恶化的开端。

所以对作者群而言，若要让全球化的世界得以维持，应该是要重塑一个具公平规则的法制框架，弥补WTO现有不符合技术进步而出现的缺陷，或什至制定新的制度辅助WTO体系的运作，来避免极权国家在现行自由贸易框架上运用制度漏洞，进行不公平竞争。因为若不进行国际经济法制框架的改革，持续放任各国的产业政策走高、重商主义走强，则这样的全球化就自然不再是全球化。

余自束发以来，粗览群书，独好屠龙之术，遂专治之，至今十余载矣。从师于南北东西，耗费虽不至千金，亦百金有余。恨未得窥堂奥，辄无所施其巧。由是转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与旧亲故共赏，击节而歌，适足以举觞称庆也。

书名：《价值战争：极权中国与民主阵营的终极经济冲突》
作者：朱敬一，罗昌发，李柏青，林建志
出版社：卫城出版
出版时间：2023年6月

来源：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