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习近平已经将中国领回「政治上的延安」，在文学艺术上，中共本来就有一个「延安」，还出了不少好作家好诗人，但是从江胡到习近平，能出产的好文字只剩下顺口溜了，所以中国文学也应当「流亡」到海外来了，是不是如此？便是我这个脸书帖子要讨论的话题。 】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仿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一、「逃离沉船」与恐惧的异化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一九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一九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八九六四之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二、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三、「六四血卡」
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写出什么感受和困惑来，虽然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的「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
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四、有没有「避难文学」？
这个话题从张爱玲说起，便牵扯到文学，而「六四血卡」这个说法，脱胎于鲁迅的「人血馒头」，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更具文学性，十万之众的「绿卡大军」，错置于中西文化的歧义、冲突之间，背后岂能无故事？由此而引出一个关于「避难文学」的提法，也许值得讨论。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诠释中国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指出其异国情调与怀乡姿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留学生出国、归国和去国的行止，不止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归与不归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十年仍将是海外学生挥之不去的心结，作家将其付诸文字，也成为中国小说『感时忧国』症候群的特例。」他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他们「上承晚清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
当「新中国」变成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又因人口庞大，留学、流亡再次使「逃离」成为时髦，但再无「留学生文学」，却展示了「六四绿卡」、「人血馒头」等另一种「避难文化」，或许会令郁达夫等汗颜。
核心问题是，中国人被洗脑之后，最大的困境乃是无法剔去「国家」，重建「个体」；没有个体，哪来文学？哪怕个体还在中西错乱、冲突之中，也会出很好的小说，我想大概小说也写了不少，然而能出版的并不多、质量高的就更少，王德威说的「以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形成一小传统」，假如在今日如此庞大的中国留学生、洋插队、洋打工、走线、逃难群体中断了线，那可真是无颜以见江东父老！

（转自作者脸书）

張潔平

6天

最近令我深感震撼和啟發的一本書。以前我一直好奇，為何對百萬中國人逃難至台灣的這段歷史的理論書寫這麼少、學術研究這麼邊緣。楊孟軒老師這本書，令我明白一二。研究有許多令人深思、非常精彩的亮點，尤其是對離散過程與概念的反覆辨析、再造身分的「記憶體系」、創傷研究中「多向同理」。

研究者的研究起點，同樣動人且唏噓。我抄幾段在下面，有機會再寫更多筆記與訪問。向所有的歷史創傷二代、三代，或是正在親歷著歷史與政治創傷的人，強烈推薦這本書。

本週日（明天）下午，楊孟軒老師在飛地，分享這本研究的前前後後。萬勿錯過

摘錄：

/////我生長於臺灣中部臺中市的一個閩客聯姻本省人家庭。父母雙方的家族都深受二二八事件所害，但他們選擇遺忘過去、展望未來。母親和父親辛勤工作、努力存款，1990年代移民加拿大。我才十來歲就離開臺中前往多倫多，那時是李登輝總統任內，臺灣正著手開展政治、社會、文化的重大轉型。這一切石破天驚的變遷，對於那時的我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我和多數青少年一樣，只在乎運動和電腦遊戲。離開臺灣這些年，我回去探望過家人和朋友幾次，但我的人生在加拿大。我幾乎沒有留意過臺灣社會、政治、學術進展，直到成為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在2004年重返這座島。

2004年返臺之旅真是大開眼界，我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即使比外省人的漫漫歸鄉路輕微得多，情況也不同。臺灣的一切看來都這麼熟悉，卻又如此陌生。這個年輕民主國家的眾聲喧嘩、活力充沛令我著迷，感到無所適從，卻又莫名興奮。即使如此，不斷加劇的政治對立和族群緊張卻也讓我深感不安。在進行研究，準備撰寫以二二八事件為主題的碩士論文時，我速成學習臺灣多層次的殖民與移民歷史。我的研究帶來一些令我震驚的個人發現。

我發現二二八事件屠殺期間，叔公是在宜蘭縣遭蔣介石軍隊處死的本省人菁英之一。此外還得知，國民黨政權也在二二八事件過後把外祖父囚禁在綠島多年。我的外祖父曾是舊日本帝國軍人，太平洋戰爭期間在菲律賓打仗。國民黨當局把他和其他許多臺灣籍前日本皇軍一期逮捕，指控他們在二二八事件抗爭期間武裝反抗政府——阿公當然沒有做過這種事。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實令我震驚。我又氣憤又難過，質問雙親為何把這些事全都瞞著我。父母對我說，他們這麼做是為了姐姐和我好。「你改變不了發生過的事，」父親說：「再怎麼去想也沒用。最好就忘掉，放下一切吧。」

我知道不可能責怪父母、姑姑、阿姨和叔伯、舅舅，更不可能責怪祖父母或其他長輩的不曾告知⋯⋯

我把滿腔憤怒都指向國民黨和外省人。這個研究計畫部分是被一份使命感所驅動，就是揭發外省人來臺之後對本省人做過的所有壞事。儘管如此，當我對大出走了解愈多，對中國內戰和整個臺灣歷史了解愈多，便對外省人開始產生強烈同理心。身為移民，又是如今在美國工作的「一點五代」臺裔加拿大人，我知道身為局外人，身為離散主體是什麼滋味。

我也逐漸體認到一個事實：我的遠祖在清代從中國遷移到臺灣，他們對於島上的原居民同樣是掠奪成性的殖民者。我所屬的族群如今很多人稱之為「本省人」，他們也經由土地掠奪、通婚、種族屠殺和強迫同化，大舉消滅臺灣在地的南島民族群體和文化。

這個學習過程一點都不容易；它漸進、曲折、矛盾又令人不安。我被互相衝突的情緒，甚至不時發作的抑鬱所困擾——因此造成好幾回寫作瓶頸，對這項智識計畫的更廣泛意義也變得不確定了。

⋯⋯我深思一項艱鉅任務：陷溺於各自歷史創傷的憤恨不平、自以為義或崇高氛圍之中的不同記憶群體，如何修復關係？

⋯⋯個體和群體站出來表達悲傷，亦即臺灣本地人所謂的「悲情」，以尋求認同、自我肯定和他人的認可，這樣的過程迄今未能帶來建設性的對話。即使運用創傷這一共同語言，人們卻不曾真正交心，述說的故事也從未真正彼此產生共鳴。兩次重大的文化創傷將民主化臺灣的兩大記憶群體分隔開來：半日本化臺灣人後裔的二二八事件 / 白色恐佈，亦即中國內戰流亡者後裔的大出走。⋯⋯

閱讀拉卡普拉之前，我以為對自身家族創傷的持續依戀，和對有份造成家族創傷的那群受摧殘的流亡者愈來愈深的同理之間的內在掙扎是道難題，甚至是累贅；但讀過之後，我開始換個角度看問題。⋯⋯首先，我沒有被大出走記憶的情緒重量牽絆住，並成為外省人的代言人（從而運行一套排解且未經調節的「宣洩」模式），我在開始考察時反倒毫不同情，甚至懷疑外省人的創傷——有鑑於上述個人背景，這是可以理解的。我沒有記錄和推廣他們在當前述說的悲傷故事，而是鑽研檔案，試著理解過去究竟發生什麼事。研究和內在衝突將近十年後，我逐漸對外省人產生居間促成且通曉歷史的同理。其次，我所獲得的知識和視角則翻過來緩和怨恨感，並緩慢而確實地創造出某種批判的距離，把我對自身家族創傷的忠誠區隔開來。到頭來，研究外省人和撰寫本書，在這兩個互補的方向上成了一種個人「修通」過程。

⋯⋯我把我所提倡的越界模態看成一種倫理責任，其為研究與書寫歷史創傷的基礎所在，特別對於未曾真正經歷過那些創傷的研究者而言。

正如拉卡普拉所說，相較於真正經歷過暴行、迫害和流離的先人，有幸「晚生」於更好時代的我們必須接受一套不同的倫理要求約束。我們必須意識到，就連最親愛的人所受的磨難，都不可能是自己的苦難。二手見證和替代性創傷所產生的影響可能強烈、令人不快，有時還能激起憤怒，但絕不可能和真正的創傷事件同樣強烈。因此，參與研究和再現歷史創傷的學者、作家、藝術家、電影工作者和線上內容創作者，都有一份道德責任，不要沒完沒了地沈溺於自己的悲苦，要超越既有的分界線。

歷史並非治療歷史創傷的萬靈丹。但尋求同理、和解，乃至被痛苦記憶撕裂的群體和國族都能接受的轉型正義途徑，其可能性卻源自一種通曉歷史的理解，並以適當視角看待這些記憶。/////

—— 楊孟軒《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P309-327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