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出版 2023 年 7 月 27 日

第三章　和平姿态
蒋的短暂告别

「亲爱的历史系同学们，」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师施以法（Eva Spicer）在给中国学生的信件上开头如此写道。金陵文理学院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出资成立、位于南京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 「当前的局面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但无论如何，这段生活是充满挑战与趣味的。身为历史系的学生，我希望你们都能乐在其中，因为现在正是创造历史的重大时刻。」

成立于一九一三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一所著名的大专院校。学院大部分的世俗与文理课程，旨在培养「智识和精神上的领袖人物，她们改变国家与民族，依靠的不是传福音，而是倚靠『基督徒奉献』的事功和生命。」金陵文理学院的校长吴贻芳博士，今年五十六岁，是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生物昆虫学者。一九二八年，她成为中国首位女性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时，她继出席旧金山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之后，又成为签署《联合国宪章》代表当中仅有的四位女性之一。

五十一岁的施以法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父亲曾担任自由党国会议员，育有十一个孩子（施排行第八），她本人则长期观察中国局势，深具敏锐洞察能力。施以法在一九二三年起在金陵任教，和学校一起历经许多风雨沧桑，像是一九三七年日军占领南京前夕，她便随着学校撤退到大后方去。现在共军兵锋直逼首都，校方曾开会讨论是否要再次迁校，但最后做出决议：由于目前政府的情况，迁到国内任何地方都不安全，因而作罢。

一九四九年开年，人们心中普遍有着一种「关键历史时刻正要到来」的感觉。蒋介石的新年文告表明政府有意愿与中共开启和谈，而且暗示倘若真能消弭战祸，有助于和平实现，他已做好下台的准备；这篇文告一时之间带给还在国民党统治底下的二亿民众以莫大的希望。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是怀抱希望的其中一员。尽管在司徒雷登眼中，蒋氏的倨傲、固执、遇事无法贯彻到底等「致命缺陷」，着实令人感到挫折沮丧，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蒋在新年除夕的招待会上命人当众宣读那篇震惊党政高层的新年文告稿，已经令情势有所改变。 「新年元旦开始了一场运动，看来有望终结全国各地的军事冲突，」他向华盛顿报告道。

然而，局面中的主要人物并不这么认为。蒋往往比毛更容易受到公众舆论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他无法轻易控制舆论，但和他争夺天下的对手，对于「和平」另有不同见解。毛泽东讥讽蒋介石的求和声明，说这是「战争罪犯」在企求和平，并于一月十四日针对蒋氏文告中的条件（译按：参见本书〈导论〉），另行提出八项和谈条件。实际上，这八项条件无异是要废除国民党政府的国家体制、解散其武装部队，并逮捕众多政府高层人士，以「战犯」问罪。中共方面尚且还发动各种奚落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例如称「蒋不下野，中共不和谈」、「蒋不下野，美援不来」等。

局势空前恶劣，逼使蒋介石必须采取行动――最近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一连串的挫败，民心士气崩溃随之而来，使得某种程度的收缩撤退成为无可避免的决定。但是蒋氏认为，政府当前的困境是由于更深层的问题所造成的，而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有待改正。 「与经国（蒋氏长子）谈时局，」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的日记中写道：

深叹党政军干部之自私无能、散漫腐败，不可救药，若为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欲舍弃现有基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

在蒋看来，国民党已经失却其革命精神、目的和纪律。他和毛泽东一样，坚信执政党纪律严明，对于国家的福祉至关紧要。中国的民众需要一个强而有力的政党，来领导他们，带领他们。如若不然，百姓将沦为军阀割据与外敌入侵的牺牲品，而国家也难有实施改革和现代化的可能。但是，相较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得益于组织严密、积极性高的革命运动支持，从而能团结一致，在战场上接连获胜，蒋介石在党、政、军中的力量却正在快速流失。

蒋氏对于局势的发展至感挫折，党让他失望透顶。去年他无法阻止李宗仁被选举为副总统，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中国的立法委员们将他们监督政府、促使其负责的角色看得太重。蒋希望他们，连同党内那些让他日子极度不好过的派系，全都乖乖服从他的命令。然而，这种期望与实行「宪政」的承诺相违背──「宪政」是国民党振兴中国长期计画（译按：《建国大纲》）的第三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此一建国计画开始于一九二六至二七年的军政阶段，然后在一九二八年进入所谓的「训政」时期。

一九四七年底、一九四八年初，政府在其控制的地区举行了国民大会及其他中央民意机构的选举。尽管选举投票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而弄得乌烟瘴气，以当时的环境而论，还能够举办选举，仍然极为难得。这场选举的代表性不足，因为中共以及民盟等左倾的小党都被禁止参加（实际上，这些政党原本也拒绝参加）。然而，虽说蒋介石期望藉由实施宪政来巩固他身为总统的权力，但是宪法实际上却限制了执政党及蒋氏本人「完成使命」的能力；于是为了因应这种情况，便又通过了一部所谓《临时条款》，其中暂时冻结《宪法》当中某些部分的实施，包括对总统任期的限制在内。

国民党人在面对中共武装叛乱的情势下，竟然因为美国方面与国内的双重压力，而决定在此时实施宪政，白崇禧之后认为这是铸成大错。 「美国常犯的一个大错，是拿他们的民主加诸于他国。」他在接受口述历史访问时解释道：「（来华主持调处国共冲突的）马歇尔要我们实行民主政治，要我们成立联合政府，认为我们是大党，不能压迫小党，实际上都是拿他们的标准来衡量我们，不知共产党的厉害。」

然而，蒋介石认为政府当前形势空前严峻，其主要原因乃是国民党未能实现创建者孙中山的理想所致；倘若蒋氏的见解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国民党还能做些什么亡羊补牢之举呢？眼下军事局势如此危殆，哪里才是党、政、军改造重建之地？而既然蒋氏现在已表明愿意下野，谁又能出来领导这个改造事业呢？

上述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可说是毫无悬念：蒋介石本人将会亲自领导党的改造事业，身为国民党的党魁，他现在被迫辞去总统职位下野。下野对蒋氏个人而言是失败，也是耻辱，但他将会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在此之前，蒋已有两次因故辞职下野：第一次在一九二七年（当时那次下野也是由于桂系方面施加压力所致），第二次在一九三一年（因为他在应对日本图谋侵略中国上的立场太过软弱，引起公众舆论的愤怒）。现在第三次下野，当务之急是把握时机，尽一切努力，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国民党政权的生存、改造和复兴。

在下野之前，蒋必须顾虑好几项因素。军事方面，国民党与中共争夺中原及长江北岸平原地带的淮海大战，虽然注定惨败，却还没有完全结束。国军前线指挥官杜聿明率领麾下残破不堪的军队，尽管弹药告罄、饥寒交迫，以至于「吃树皮草根，烧房屋、被服和家具以取暖」，却还在奋战当中。蒋不愿意在此时下野，打击官兵的士气。他同样也不愿意因为自己下台，使得北平的傅作义提早结束那已是半公开秘密的和平谈判，向共产党献城投降。他也警告在武汉的白崇禧：在军事局面如此危殆的时候与共党谈和，将招致惨痛后果；而此时唯有团结一致，才能度过难关。如果蒋氏下野，必须是为了党和国家而下野，而且必须是主动下台。

由于南京已暴露在共军兵锋威胁之下，因此将重要军事资产、政府的黄金和外汇储备、以及国家艺术文物珍宝尽可能迁移到安全的地方，同样也十分要紧。蒋不但打算将它们迁移到共产党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同时也要避免自身阵营内政敌的夺取，尤其是桂系的领导人，因为蒋担心桂系可能拿它们作为和毛泽东「谋和」的筹码。

蒋介石决定将这些资产、文物转移到台湾去。在蒋氏还未宣布自己愿意下野以促成和谈之前，他已经任命亲信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长子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以确保能确实掌握这座岛屿。接下来的三个星期，他将陆海空三军的重要后勤机构，以及大部分的空军、许多海军舰艇，外加大批武器弹药（其中包括美国提供的军火），都尽可能以船运转移到台湾。

陈诚当时五十一岁，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蒋、陈的首次相遇在一九二○年代，那时蒋氏是黄埔军校校长，某日夜巡校舍时见到了担任教官的陈。根据一种说法，因为日间重度操练，所有人很快就入睡，宿舍寂静无声。但是陈诚却还醒着，他寝室内仍亮着一盏孤灯。蒋校长经过时，并未惊动陈，他悄然推开房门，看见陈诚正专心致志地研读孙中山的著作，当即对这位青年留下深刻印象。

陈诚对于从政国民党人的贪污腐化有严厉批评，而他本人则证明是蒋氏麾下最有才干、也最忠诚的将领。他在接到台湾省主席的任命时，起初颇为犹豫，不愿接受，但蒋说服他接任，并建议他不需听命于南京，因为李宗仁很快就要成为政府首脑（译按：蒋于一月七日致电陈诚，对其就任深感欣慰，对陈提出希望中央充分授权的要求大部分责成各单位配合，并赋予陈更多权力，如驻台陆海空军及中央迁台机关概归陈诚统一指挥；并嘱陈诚「不可多发表意见，免人误会。」参见：「蒋中正致陈诚电」，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蒋中正总统文物》，国史馆，数位典藏号：002-020400-00028-026；林桶法，《一九四九大撤退》，页四十七至四十八）。

蒋介石正快速将大批资源转移到台湾，此事已不是秘密；实际上这样的动作也很难掩盖隐瞒。据《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报导，基隆港内「中方船只麇集，载送来大批官员及其他撤离人员，由于他们数量过多，不得不在码头上并排四列。」而台湾「似乎正成为一座大军营，等候（蒋）的到来。」然而，如果就此认定蒋因为大陆上的失败，已经决定退守台湾，似乎有些为时过早。此时他仍然在探索各种可能的选择方案，而他也必须如此，因为坏消息正接踵而至。

淮海战场上，解放军终于消灭了杜聿明率领的最后两个兵团，这对国军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现在南京的门户洞开了，」加拿大驻华外交官穰杰德（Chester Ronning）在日记里写道。一月十日，杜聿明被俘，此后他将在共产党的战俘改造营中度过十年囚牢生涯，直到五十四岁时才蒙中共的特赦。淮海战役是所谓「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政、军力量几乎尽被摧毁，估计国军有三十二万余人被俘、十七万一千余人战死或负伤、另有六万四千余人倒戈。蒋介石麾下的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在此役中几乎全部被打垮。

几天后，北平东南方的港埠天津被共军攻陷。天津是汇聚华北、东北、西北等地的主要商业贸易枢纽港口。由于前两年内战造成的动荡，天津的经济本就难以回复旧观，等到林彪大军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围城之后，更是实质上完全停顿。天津守将陈长捷下令全城遍筑堡垒防御工事，准备与共军进行逐街争夺的巷战。和北平一样，守军紧急在跑马场和马球场辟建一条狭长的跑道供飞机起降。林彪曾致函陈长捷，劝他开城投降，但是陈决心效法苏联元帅朱可夫（Georgi Zhukov）死守史大林格勒的战法，誓言抵抗到底。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指称陈的这种对比「完全错误」。总领事向伦敦报告，当地英国侨民社群的一种心态是「共产党越早进城越好」，而且「几乎全城百姓」都企求和平。天津市长杜建时拒绝搭乘蒋介石派来接他离开的专机撤离，反倒答应天津商界、金融界领袖的请求，继续坚守岗位，以维持地方秩序。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解放军向天津市中心发动猛烈攻击，二十四小时过后攻陷全城。 「我们都经历了一段既忙且乱的时光，」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年轻传道人玛丽．莱顿（Mary Layton）在遭遇整整一个月被她描述为「昼夜不停炮击轰炸」的日子后这样写道：「一月十四日一整天，从早晨开始，可怕的嘈杂喧嚣声一直不停，持续二十四个小时。市区西南角被夷为平地……。翌日清晨六点三十分，……（我们家）的院里挤满了士兵。」

陈长捷兵败被俘，而他麾下的九万官兵，以及大约两万由东北入关逃难到天津的民众当中，许多人也做了共产党的俘虏。据估计约有三万六千余名国军成功撤退到上海。市长杜建时也成了俘虏：杜的妻子是中共地下党员，她向共军通风报信，致使其夫在市区里「秘密住处」门口被俘获。接下来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陈长捷和杜建时两人都要在监狱里进行「学习和改造」。

由于补给北平的港口现在已落入中共控制，北平这座被围困的故都看来已无法再继续坚持下去。而目前仍在政府手中的几座内陆重镇，像是山西太原和陕西的西安，情形则更为不利：两城的补给原本都仰赖天津出发的铁路或空中运输。共产党人很快就将获得的胜利转换为宣传攻势：他们恫吓国民党对手，解放军可以部署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在激烈战斗后拿下城市――这就是「天津模式」；或者也可以透过谈判达成协议、或不战而降，以「和平解放」模式来接管城市――这种情况很可能出现在北平。

蒋介石不为所动，他嘱咐麾下将领，无论和谈是否开始，都要积极备战。一月十四日，南京召开一场军事会议，讨论长江防线作战计画，重点聚焦于蒋氏在新年文告中称「政治中枢所在」、誓言「以全力实行决战」的京（南京）沪（上海）地区。白崇禧刻意缺席这场军事会议，国外观察人士称此举为「温和的抗命」（polite insubordination）。无论如何，蒋已经委派他的另一名亲信将领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保卫关键的长江防线。

几天以后，蒋加强了他个人对国内若干要地的掌握。他任命几位可堪信任的高级将领，分别出掌广州、福州和重庆的军政长官。其中，广州是华南的重要港口；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隔海与台湾对望；重庆则是幅员广袤的内陆大省四川的政治中心，在抗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中央政府所在地。在蒋看来，对台湾的种种筹划都是在预备将来，他还没有放弃大陆。但现在他已做好下野的部署准备――至少在名义上，把政府权力移交给副总统李宗仁。

蒋低调地引退下野。一月十八日清晨，蒋经国找到乃父的侍从秘书周宏涛，告知总统即将引退，返回家乡溪口――溪口在上海南方、是浙江宁波附近的小镇。蒋经国告诉周，要他做好随侍其父到溪口的准备。周宏涛回忆，蒋介石在引退前的最后日子里异常安静，似乎是因为近来的政潮与挫败而心力交瘁。 「他是孤独的，没有人可以为他分忧，他必须承担一切。」

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下午，蒋介石穿着未佩挂勋章的朴素卡其布军常服，来到位于国防部大院里一处小会议室，向早已群集于此的党、政、军高级官员讲话。 「中正在元旦发表文告，倡导和平以来，全国同声响应，乃时逾兼旬，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人民之涂炭曷其有极，因决定身先引退，以冀弭战销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他向他们说道：「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二十一日起由李（宗仁）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

随后，蒋氏换穿传统中国仕绅常见的蓝色长袍、黑色马褂，搭乘一辆车牌号码为「一号」的黑色凯迪拉克轿车，启程前往南京明故宫机场。抵达机场后，他立即登上以目前人在国外的第一夫人命名的「美龄号」专机。下午四时十五分，「美龄号」起飞。经此一别，蒋氏此生再未能履足南京，再也没能重返这座他于一九二八年定都、已经成为国民党政权代名词的首都。

九十分钟后，蒋氏一行在杭州降落，台湾省主席陈诚和浙江省主席陈仪在机场迎接。再过几天，陈仪就因为私下与共产党接触谋和，而遭蒋下令逮捕。 「这样重的担子放下来了，心中轻松得多了。」在返回故乡的前夜，蒋如此对儿子说道。翌日清晨，他搭机飞往宁波，然后改乘汽车完成返乡最后一段里程。蒋返抵溪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独自在母亲墓前沉思。蒋的引退「象征着二十世纪动荡历史中又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化，」《时代》杂志如是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四亿六千多万的中国人，即将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

作者是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研究员和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名誉教授。他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八年间担任牛津分析国际顾问公司（Oxford Analytica）的负责人和《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中国特派记者、特约撰稿人，他是中国历史专家，也是《现代中国：崛起的伙伴大国》（Modern China: A Companion to a Rising Power）的作者。他目前正在撰写香港第十七任总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爵士的传记。

书名：《2024不只是选总统》
作者：何杰明（Graham Hutchings）
出版社：时报
出版时间：2023年7月

来源：思想坦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