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文东 / Matters 20230730
虽然黄永玉在中国大陆也是被敬为”大师”的名人，然而绝大多数人只知他”好玩”一面，却不知道他作为一个曾在五十年代回到大陆的理想主义者，后来都有过哪些挣扎和幻灭，又是如何在种种动荡中尽量坚守良心的。在”六四”事件发生后，黄永玉选择了前往香港，当时他有过怎样的心情？又创作了哪些如今依然无法在大陆谈论的作品？希望这篇李怡在八九年刊发于《九十年代》的人物报道，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两位刚刚离开我们的前辈。
以下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李怡，原始内容的来源（PDF）是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九十年代》周刊的第239期。 2022年10月李怡去世后，2023年6月黄永玉也去世了。因为非常敬重他们，也感到这篇访谈极有意义，所以我用了一晚上的时间OCR识别+手工校对了它，整理了纯文字版出来，方便更多人阅读。 （全文见后，为尊重原文，没有转为简体字）
这篇报道对今天的我们尤其有意义的是，可以看到1989年已经六十几岁的黄永玉在决定旅居香港时，也曾是多么迷茫。明白了他当时的心境，再去看已至暮年的他后来三十几年里的辗转，也能体会到表面的潇洒背后又是怎样的苦心了。
而且这也是他的自传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里不会写到的那部分故事，读过后，也会帮助我们把”序子”的人生拼得更加完整。
黄永玉：画笔下的心境
李怡
他是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六四以后他含悲带愤地画了很多有深刻政治含意的画。 「我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态度？我今后怎么办？」黄永玉谈他今天的感触，也回顾过往……
「六四」前后，去年开始在香港定居的著名画家黄永玉，在报上发表了好几张含悲带愤兼讽骂的画作。其后，他的感情转往深沉，以画他擅长的荷花来寄托他的思绪。一幅「六月之夜」，荷花淌下的竟是晶莹的血水，他自己说，「我像在画一个神主牌位。」一幅「雏荷图」，画上题字写他在「电视节目见记者访问一戴眼镜小女子，其貌清秀，其言哀侧委婉，其势则万夫莫当，生命之庄严于此可见……」他写的这个电视镜头我已不大记得了，但黄永玉却一直记着，他说，这个小姑娘对记者说」「我很不安，我怕回到十年二十年前的生活里去。」她是为此而绝食的，从这小姑娘身上，我们怎么看到是动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激烈的行动呢?
何日夜而忘之
在这两幅荷花前，我像见到画家创作时的悲苦的脸。而另一张「哀郢」，就更令人震撼了，全身红衣的屈大夫抚地痛伤，状极感人。画家毕恭毕敬地把屈原的《哀郢》全文抄下来，我也一个字一个字地重读这首诗：「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相信《哀郢》必就是画家在六四后的心境了。
「胡耀邦在世的时候，我正在大陆，屈原这幅画是当天打下的小稿，但想法、构思、情感都不完整，六四以后，我在香港，把感情放下去，觉得要把整首诗抄下方行，于是完成了这幅画。」
除了悲戚，这段期间黄永玉的画作还充满了愤感与嘲讽，他画了好几张钟馗，但新作的的钟馗都是不捉鬼的，画题用广东话写着：「人哋（人家）罢工我罢捉，捉点小鬼算什么，而家（现在）大鬼追返我，从来未见鬼咁（这么）恶？」黄永玉说，「我年年画钟馗，但现在觉得无聊，发生了这样的大事，你捉点贪污之类来开开刀，有什么意思？钟馗是捉鬼专业人士，现在连钟馗也饶不了，大鬼追起钟馗来了，以前我画钟馗都提一把大刀，现在他的刀是一把小刀。」
另一幅「天生一个张之洞」，是黄永玉知道他的好友黄苗子安全离开中国、前往澳洲之后画的，在这幅画里写满了打油诗，黄永玉信笔写来，边写边涂边改……。像这一类的漫画型的国画，这段期间他画了很多。
我特别注意那幅「爱护国家财产，不能打破水缸」的画，这幅画取材自司马光打破水缸救人的陈年故事，却反其意而用之，古代司马光为了救人而打破水缸，现代中国却为了爱护国家财产，任由人在水缸中淹死，画家在这个阶段对现实的体味反讽，真能发人深思。
四六年，初临香江
在旭和道黄永玉的家中，一边看他的画一边听他谈他和香港的缘源。
他说他第一次来香港是一九四六年，那时抗战刚胜利，香港人迹稀少，他来这儿找工作一直没找到，于是就去了福建，在南安国光中学教书教了半年，然后到上海了。
上海正值「反肌饿、反内战」学生运动舆起，民主进步的浪潮汹涌，二十三岁的进步青年黄永玉，一下子就投身到全国木刻协会的活动中去了，木刻协会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所领导的，通过木刻活动，配合学运反国民党，争取民主。参加木刻协会的青年木刻家都很穷，往往三天才吃一顿饭。开一个展览会，开完以后大家说，我们去吃一顿西餐吧。那时的俄国大餐是八毛钱一顿，吃完后，大家说下一届明年展览以后再来吃吧，后来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呆不下去的原因不是受国民党的政治追害，是没有饭吃。
黄永玉形容自己当时虽不是共产党，但自己以为是共产党，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而且认为自己若被敌人抓走是不会投降的，刻传单时，窗子都用毯子钉起来。 「后来有些地下党的人告诉我，你不钉毯子，人家还不知道，你钉了毯子等于叫特务来抓你。」黄永玉嘲笑着自己年轻时的「左得可爱」。
国共和谈破裂，上海的左派报刊一家家封了，无法谋生，黄永玉就应另一个画家张正宇的邀请，去合湾编一本画册，每月所得的酬劳只够吃饭。最后，张正宇发现屯积起来准备印画册的纸，因为涨价，如果不印的话比印出来还值钱，所以就不印了。就在这时候，黄永玉接到通知，国民党会来抓他，于是他立刻坐车到基隆再乘船来香港。他说，在国民党治下，他被当作共产党，在共产党治下，他也一度被当作国民党，其实他什么也不是。
「左得可爱」
一九四八年初夏，黄永玉又来了香港，住在荔枝角九华径，那时，进步的文化人南来香港，没有家管的人多住砵兰街劳工子弟学校，有家眷的就住翻译家楼适夷在九华径的住处。
黄永玉起初给大公报写稿，后来新晚报办起来他就在新晚报拿薪水，每月拿港币一百五十元，另外他又在黄墅主编的《长城画报》拿一百五十元。后来他给长城影片公司写剧本，写了一部《儿女经》，是石慧的第一部戏。 「我没有用我的名字，」黄永玉说，「那时我认为自己很左，很神秘，不能用真名，所以用了一个笔名『黄笛』，认为自己应该隐姓埋名，以利工作。」他用自我调侃的语调讲他青年时代的事。
更「左得可爱」的是，五十年代香港大学有一位能讲中文的英国文学教授会找黄永玉，告诉他哈佛大学有一批中国的民间年画，没有人懂，想聘请黄永玉去哈佛工作。黄永玉认为这是对他的政治立场的考验，他回答说，「第一我不懂英文，第二现在抗美援朝，我们要打美国鬼子，我到你那儿工作干什么？」那位老先生客气地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啰。」现在想来，黄永玉觉得当时的想法真太简单，而且左得不得了，「其实不去也不要骂人嘛！」他说。
回归祖国
在香港从事左派文化工作，干得好好的，为什么回大陆去？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呢?
一九五三年。黄永玉说，那时候，他认为若再不回去他在艺术上就没有出路了。
有两个人写信劝他回去，使他下了决心。
一个是雕塑家郑可，他曾在法国十多年，战后在香港的工厂当经理，很有事业基础，但在一九五一年回大陆去了。另一个人就是著名作家沉从文，沉从文写给黄永玉的信实际上在诉苦，但同时又说，我在受苦，这不要紧，我们摆脱自己来看中国共产党，看新社会，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么讲工作效率，这么廉洁，这么朴素，这么好。他还说，他手边有几十万件文物，值得他投身进去研究。
沉从文是黄永玉的表叔，他在北平易手前夕写信给黄永玉还说自己准备含笑上绞架的，现在他给黄永玉写来这样的信，摆脱自己去看问题，黄永玉想，那一定是很客观的了。
回北京以后，就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因为看过许多黄永玉的木刻、画作，以为他是五十多岁，见到他说，怎么这么小呀，方二十八岁，给你当个讲师吧。沉从文为此很感抱欢，他认为应该给黄永玉当个教授、副教授的。黄永玉却说，当讲师对我来说已经太好了，我怎么能当讲师呢?
一头栽到新中国的艺术工作中，黄永玉非常积极地工作，刻了有名的「高尔基像」。
两年后，就有人叫他入党了。入了党没有呢？黄永玉说，他写了入党申请书，可是人家看了就觉得好笑。他的入党申请书上说，他以前一直跟党做工作，刻木刻，为党的事业有许多建树，「我怎么不是共产党员呢？我早就应该是了。」写这样的一封信，「简值是笑话！」于是，入党也入不成了。再过了一两年，夏衍跟美院的党组织说，黄永玉为什么还没有入党，党的副书记告诉黄永玉，「我听了正磨拳擦掌地准备入党，结果反右了，这个党委副书记做了右派，于是入党的事又泡汤了。」黄永玉这么说。
反右，那是一九五七年。回大陆四年后，黄永玉想入党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大跃进时要交心，问过我的入党动机。那时我有新的认识，不再认为自己早就应该是共产党员了。我坦白说，我的动机是，我入了党就不受欺负了。我感到生活很可怕，入了党我会有安全感。」黄永玉这么说当然就受到批评了：你以为共产党是欺负人的吗？你入党是要欺负别人而不被人欺负吗？黄永玉连忙解释说，「不是这意思，我入党就心里感到安全，不怕了。平常我真是很害怕的。」
当然，这种想法黄永玉现在也否定了，因为那时候他看到每次开会时大家都看着党员讲话，于是他感到党员都是骂人的，可一点也不知道党员在支部开会时也照样挨骂。
大风何其威严
五三年回国，首先是肃反，然后是胡风事件、反右，一连串的运动，似乎都没有触及这个自由主义的画家，直到文革方出事，是什么原因?
黄永玉近年被他的好友问到这问题时说，「你们太傻，我狡猾。」另外，他认为历次逃过大难的原因一是机缘，二是对他从海外回归的照顾。怎么狡猾呢？黄永玉说，比如反右已开始露出苗头了，开会时却还是叫大家对党提意见，黄永玉就说，我很有意见，早就要讲了，我们美术学院的树，很多让虫咬了，为什么我们不用点消毒药水把它灌一灌，把树保护起来？讲完以后他就带学生封森林去画画了，因此他既没有机会「放毒」，也没有挨批。
文革前的几个政治运动，黄永玉都没事，但作为一个艺术家，他也心烦，因为要跟着去开会。实在受不了，只好老是说谎，说不舒服，装病，其实在家里看书。所以一有运动，他就在家里读书，而且是有系统地读，一个阶段读一批大书，关于自然科学的、地质学的、动物学的，什么都读，他说，「现在你要我讲地质学，动物学，我真可以给人上课的。」然后就是画画，画一些他自己在大小会上交代、批判过的画。
到文革，他就逃不过了，挨过打，游过街，关在屋子里挨斗，下干校种稻子三年，各种苦头都吃过，各种凌辱都受过，然后大家都没事了，他还有事——就是黑画事件，黄永玉被列为榜首，他的一幅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被江青指为「别有用心」，在一次「黑画展览」中，排在第一位，后来人称黄永玉为「黑状元」。
「黑画展览」已到文革末期。毛泽东对此有批示，并因此而使四人帮饶过黄永玉。毛的批示说：墨画的怎么能不黑呢？大泼墨嘛！对我来讲，猫头鹰就是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的。这个画家懂得这情况。
对文革际遇的好与坏，黄永玉表示，「真是很难说」。比如文革开始时，因为他写动物寓言，被揭发批斗，当然是坏事。但如果不批斗他，他就会参加一个战斗队，「那就完了」。又比如说，江青批他的猫头鹰是「黑画」，说不定还是他的运气，因为如果反过来江青喜欢上他的画，他会怎么样？他会很高兴，有机会画画了，会感到安全了，孩子也不倒霉了。如果江青要他去当个文化部副部长，他也只好去做，而最后恐怕还是会被江青刷下来，因为他这个人讲人情，对人总是狠不下心来。
「一次吃饭时，廖承志问我，你说说看你怎么跟四人帮斗争？」黄永玉说，「我说我还敢眼他们斗争，我顶多不求饶就是了。廖承志说，不求饶也不简单，我说那就太起码了。」
我想起他的那幅大画「大风歌」，画上的题字是，「世人多诅咒墙头之草而不敢深究草摇摆之因由根源大风，大风何其威严若是。」这幅画里面也有一株不倒的荷花。但是，充满人性的黄永玉在这画里表达的不是不该诅咒墙头草，而是更应该敢于去诅咒何其威严的大风。
「风真的太大了，没有办法，」黄永玉感概地摇着头，「李怡，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毛堂大画：只想快点完成
四人帮垮台后，黄永玉被选中去画「毛主席纪念堂」的大画。当时很多人都想画，而黄永玉自己说他其实是不想画的。一天晚上，要各个画家出稿子。有的画梅花，有的画松树，黄永玉就在长长的一张纸上，画一条弧缐，表达地球，然后是长江，黄河。 「我的想法是更观念一点，结果政治局常委选上它了。」
你自己喜不喜欢这幅画呢？
「九米高，二十七米长的一幅画，画了一年。开始时是喜欢的，画到后来就累了，只希望它快点画完。」黄永玉说，「因为每礼拜二要送中央审查，一下子哪一个领导讲一个意见，就要从头来改。自己画画，自己做主人哪有这个问题？所以弄到后来就疲沓了，倒胃口了，完全没有创作的快感。 」
接着，黄永玉说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大画完成后，一个报馆的记者去访间他，问他「这么大一张画，你画的时候心里想什么？」黄说：「我没想什么，想赶快把它画完。」记者问，「你再想想看，你有激情没有？你的激情的落脚点在什么地方？」黄说：「落脚点就是色彩，笔触，就是把它画完。」记者说：「不，不，你再想想看……」黄说：「你不要问我啦，你要我说我心里想毛主席是不是？根本没这个事，我一边想他一边还能画画吗？」
说到这里，黄永玉就说，三十年来，他也必须跟着叫「毛主席万岁」，但每叫一次都脸红，实在是不好意思。他想，何必呢？其实不这么做多好呢！人不能这么简单嘛，怎么能满足于人民这种简单地叫你万岁口号呢?
「我原来以为他们都是很懂马列的，而马列之深奥又是我一辈子学不会的，因此他们说一句我信一句。后来才知道他们其实都不太懂，也不读马列。我以为他们很有东西，原来他们不行，没有东西。这一觉悟，使我对很多事都注意起来了。很多人说一个艺术家早就把许多事情看清楚了，还说我怎么先知先觉，其实没这个事，也不可能。我实际上懂一点政治是很晚的事。」
杀了人，性质就改变了
去年重回香港定居，黄永玉并没有放弃他在北京的家。他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在北京的住处，还有许多画，自己的，其他名画家的，这么多年积的钱还买了一屋子的古董。对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活、文化活动，他都有所参与，今年四月，他还去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回来就发生「六四」事件。于是画家以悲情的心情，不停地画画。为什么要画这些有那么深沉的政治含意的画?
「人从是非观念出发，作出判断，往往只是一刹那，因为是非是太清楚太简单了。」黄永玉说，「若仔细琢磨自己的利盆，那就不是一刹那间可以决定的了，要想好几天，往往也下不了决心去做。」
作为一个政协委员，跟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又有蛮好的关系，三十多年活跃于中国的文化圈子中，黄永玉为什么在「六四」以后就因为这一刹那的是非观念而画出这些画来呢？
「晚上我常常问自己，」黄永玉说，「这么突如其来的一件事，我为什么是这么一个态度？凭政治嗅觉？凭政治倾向？我想不是。从我的一生来看，我好像不是把政治放在前头的。三十多年好歹我也在大陆生活了，同一些领导人的关系也不错，大陆的人对我也很好。我想我的出发点就是情感和良心。」
黄永玉谈到四、五月间他在大陆时对学生游行有两种看法，一是不要紧，学生游行没什么关系，另一是觉得学生这么搞来搞去，搞到戈尔巴乔夫来了也还在閙，这么做不好。对一些问题，比如贪污、腐化，他说他也讨厌，但可以慢慢改正，现在已比四人帮的时候好多了，只是还不够好。因此，黄永玉自承并不完全站在学生一边，对一些老一辈的领导人，他还是尊敬的。
但是，杀了人了！黄永玉说他的脑子里就发生了「性质的改变」。对中国的老一辈领导人，过去是终身都交给他们的，前前后后的情感都交给这个政权的。文革时与这些领导人一起受苦，常比作与他们是同命鸟。七八年前黄永玉去美国，有人叫他留下来，他说，「我们做朋友也不能是朋友穷了就不做朋友了，我跟邓胡赵这些领导人是同命鸟，是共过患难的，好不容易才把局面弄成这样，我怎能不回去呢？」
「良人者，终身所托者也，今若此。」「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黄永玉曾向中共政权寄托终身，今天却有了「终身之忧」。
「杀了人了，杀了人间题就多了。现在我要怎么去揣度你呢？你是怎么一回事了？如果我是李鹏，不但可以不杀人，而且可以很容易地把吾尔开希那几句话对付过去。很普通的话嘛，你生什么气呢？如果周总理、叶剑英、陈毅活着，这三个老人家会这样干吗？当然不会。」
外国不愿去，祖国不想回
「六四」对黄永玉的生活有什么影响？他今后会在哪里生活呢?
「杀了人以后，我不知道怎么办？」黄永玉说。
他现在是香港居民，但如果要到外国去，那么到许多国家都是可以的，事实上也有好几个国家邀他去。 「但是，的的确确，我要问我自己：我为什么要去呢？我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土地、人民，我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呢？在外国，我的精神生活不行，物质生活也不行，谁认识你？我怎么办呢？我已六十多岁，还能像年轻人那样拼，那样去适应吗？」
像过去一年那样，以香港为居留地，却常回大陆，以大陆作自己活动的舞台，行不行呢？黄永玉说：「我现在回去，见到每一个朋友都那么害怕，那么紧张，我回去干什么呢？正如《哀郢》所说，老百姓这么苦，祖国遗么可爱，但我怎么回去呢？外国我不愿意去，祖国我不想回，吾将为赴？」
所以，黄永玉决定留在香港等，等七年，看九七年之前中国有没有转机。
说到这里，我们二人都沉默了。我不知再问他一些什么，他也不知道还要谈些什么，我们都为那句「吾将焉赴」而静默起来。
《六月之夜》和《雏荷图》
《哀郢》《钟馗》和《天生一个张之洞》
黄永玉生于一九二四年，是湘西凤凰县土家族人，早年以木刻版画著名，其后则作多种当试，而以国画及漫画独具风格。一九八六年以绘画艺术成就而获意大利政府颁授「骑士励章」。除绘画外，黄永玉又常作诗和散文，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获一九八三年「优秀新诗奖」一等奖，近日出版有杂文集《吴世茫论坛》。黄永玉嗜烟斗，养狗，看书，听音乐，绘事中更常有自娱而不供发表的讽世之作。黄健谈风趣，博学多闻，与他聊天真是一件赏心乐事。
《九十年代》月刊 1989年 第239期
一点补充信息：
会查到这篇文章，起初是因为我在香港电台1997年拍摄的一部关于黄永玉的纪录片中，看到了那副他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时创作于故乡的《哀郢》。当时印象很深，却发现这幅作品在网上几乎看不到，只有李怡于2022年发表的一篇关于黄永玉的回忆文里曾经提及。后来在我找到的另一篇李怡的文章中，也看到他再次提到这幅作品，并说起曾在《九十年代》周刊上刊出过。
于是我这才去找了最初刊发这副作品的《九十年代》过刊。很幸运地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是开放查阅电子版的，而且居然不仅有这幅作品，李怡还写了一篇这么有深度的人物报道！隔了三十多年后来读，依然让人十分唏嘘，也非常值得更多人阅读。 PDF版肯定不利于传播和检索，所以就冒昧整理了文字版，但因为个人能力有限，文字版里恐怕仍然有些错字漏字，还请各位见谅并指正。
黄永玉的相关纪录片也可以在YouTube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