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军涛高招，率中国民主党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纽约过境，迈出海外民运抛弃「大一统」破烂货的一大门槛，也是在政策宣示上主张中国要让台湾、香港、西藏、新疆人民有领土自决权。长期以来，搞民运者深惧中共「大一统」政策颇得中国人拥护，不敢公开支持台湾的独立自主立场，而此一禁忌，等于民主自由的第一道门槛还未迈过去，搞民运是不及格的。昨天我还在讲「太平洋等来了一匹战狼」，台湾是第一个面对它的国家，事实上我们流亡者也有一个抉择：站在这匹战狼对面，还是身后？我们在这场海陆对峙中也有选边站的问题；我也不讳言，台湾所有人为2024大选也必须作此「选边站」，而情形比2020年那次大选更加诡异紧迫：对决还是亲和那匹战狼？当时我留下的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今不过时。 】
黎智英接受《财讯》访问，对台湾人苦口婆心：你们要是选郭台铭、韩国瑜这样的人，台湾人不会死吗？
他当然指的是台湾总统选举，谁都知道，韩国瑜、郭台铭可以接受一国两制，经香港一场轰轰烈烈的「返送中」，郭台铭表面上改口了，而韩国瑜反应迟钝，还说「我不知道啊」，民调大跌。香港效应在台湾发酵，最大受益人是蔡英文，因为她对中国最强硬。
转眼七月，台湾大选鏖战，蓝绿对决已然是一场美中“代理人”战争了。我先听到一个高分贝的字眼“亡国感”，忍不住也去议论，台湾“亡国感”大行其道，却是不一样的两种“亡国”危机。绿营之亡，乃民主制度有被对岸专制吞噬之危；蓝营则有“中华民国”寿终正寝之危。 “两危”激荡2020大选，又在于台北已经出现“中共代理人”，而且民意度极高（有的民调甚至是最高）——此民意的背后，积淀着外面人不易解读的恐惧和诉求，而且非常情绪化，却是最棒的选举资源。
绿营的“亡国感”，除了对岸“大国崛起”的霸凌，更大的背景，反而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强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已势不可能，两强对决，逼她必须选边站，自然不可能站到专制那一边，虽然是“同文同种”；吊诡的是，蓝营难道可以选择站到习近平那一边去吗？那就是被关进“一国两制”囚笼中，香港的苦苦挣扎，就在眼前！
相对而言，“蓝亡”迷思偏重一点，因为其中暗含着“偏安”误区，那自然是七十年积淀下来的；甚至“偏安”思维，就是一种中国传统，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临安，赵宋小朝廷的苟且偷生，就不要说它了，那时的中原文人，对丢了北方半壁江山，痛心疾首，心心念念于北伐，到死都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这种亡国情怀，锤炼出许多大诗人，但是政治上毫不可取，最终气数尽在崖山。时至今日，蓝营中人乃不能看清今日北京就是当年的蒙古人，还存侥幸，岂不怪哉！
至于“绿亡”之误，我看有点缺少机智。强敌之下，一水之隔，哪里来的许多空间让你挥洒？ “转型正义”也好、回馈选民也好，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原是办不了太大的事情，也容不得挤压政敌太甚，中华民国之壳非要毁掉吗？蓝绿基本盘相当，输赢全在中间选民的好恶，每年政党轮替的意义，已经扭曲。我在大洋对岸，何敢妄言？这点感觉还是2018年底赴台观选“九合一”得来的，当时民进党“雪崩式惨败”，跌破众人眼镜，我听到内行解读，肇因乃“年金改革有侵犯财产权之虞、追讨党产有政治清算之嫌、转型正义有违宪滥权之虞、前瞻计划有违宪之嫌”，当然也包括“拔管”之类，绿营领袖被权力迷惑，可见一斑。
这次观选，还让我领略了台湾的“造神”倾向，前所未有。甫抵台北即闻听“蒋中正还魂”，正在坊间盛传，我不知所以，待看到“韩流”现象才明白，它令我想起中国六十年代的文革，然而当年老蒋也没有这么大“魅力”，反而有点毛泽东在台湾还魂，这个现象就是“奇理斯玛”嘛，蓝营为夺回政权，而寻得一个“奇理斯玛”式人物，非常危险，还好民间、特别是年轻人，读出其中的巫魅，大举“返乡投票”，扭转局势。东方社会的选举，会不由自主的哄抬“巫魅”，这次在台湾才看到。其实不止蓝营，绿营也不遑相让，那个陈水扁，“台湾之子”，不是一样很民粹吗？至于今日大获全胜的蔡英文，其实已经满身辉煌，离“成圣”、“成鳯”很近了，更加巧合的是，台湾的本土神祗妈祖，恰是一个女性，因而土壤非常配合。我还没有看到台湾有人担忧，而把这个韦伯论说传到中文里的第一人，正是从台湾出来的林毓生教授！
绿营领袖没有进步的话，对付蓝营不在话下，可如何应付对岸的蒙古人？
这“蒙古人”是三十年前的旧概念。八九六四后流亡海外，我第一次访台，贸然说了一句“台北有如当年南宋临安”，那确是走在夜雨中满地霓虹灯碎片的忠孝东路上我的一闪念，来自儿时的故乡杭州，遭批“以中原心态看台湾”，其实背后衬托的南宋人那首七绝“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何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是何等的迷离。
历史学家余英时曾提出他的一个观察，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从西北，从内陆亚细亚逐渐向海洋推移的一个过程。最初从汉代帝国唐代帝国所遇到的敌人，都是来自西北的，到唐以后，辽、金、元都是从东北西北，都是从不靠海的内陆开始，这是一个压力，是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压力，不断地把汉民族从黄河流域推到长江流域，从长江流域逐渐向海洋发展。余英时说这是一个从内陆来的政治压力，一个代表西北的文化。中国的发展是从西边向东边，然后从北边到南边，慢慢地越来越接近海洋，这种发展一直没中断，但是遭遇到西北力量的影响时就有转折。
他举例，第一个转折就是蒙古人的入侵。永乐的心里想的依然是蒙古人，明朝对大知识分子的侮辱不是中国的制度，自汉唐以来对宰相、三公九卿是非常尊重的，何以有后来这些严酷的制度，当然是从内陆民族带来的，最早是金人，后来是蒙古人，然后是明朝人继承下来。但到明朝，向海外发展已经很大了，永乐有郑和下西洋，西方人研究文艺复兴的，研究航海历史的，都承认中国可以向西发展，它何以没发展？主要是政治原因，永乐的宫廷政治不允许这样的海外发展。由于满清王朝比后期的明代带着更浓厚的内陆取向，海洋中国的发展在十七、十八世纪受到了严重的政治阻扰。
余英时总结：“我觉得海洋和内陆的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政治是被内陆所左右的，经济文化是慢慢向海洋发展的，所以政治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有一种冲突，不是合一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这个冲突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什至可以说包括共产党。它真正的基地是陕北，是在最贫穷的、也最能滋养原来内陆政治那一套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土地上发展的政权，有一种封闭性，就是关门主义，对外面是恐惧的，不放心的。历史有时是奇诡的。近三、四百年来，中国内陆取向的政权虽然千方百计阻挠海洋中国的成长，但传统的内陆文化，特别是家族组织和勤劳节俭的工作伦理，却是中国人海外发展的主要的精神凭借。 脱离了内陆政治的羁绊，中国的传统文化反而能在新的经济领域中发挥得更为畅快。”
所以今天坐在中南海头把交椅上的是一个陕北娃子，你不应该看成是一个偶然；而2018年春北京全国人大近全票通过，修宪抬出一个“不穿衣服”的皇帝，要害又不在“裸体”，而在“全票”，中共的极权是有“民意”的，以至于当年选拔这个“二蛋”的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在他101周岁生日当天，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对美国之音记者大呼后悔：“我那个时候不晓得他文化程度那么低，你们知道吧？他小学程度。”——这里的要害，又不在“小学程度”，而在这个党的遴选机制。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附：自由亚洲电台【赖清德抵纽约过境】 【台侨和大陆民主人士共同欢迎】 【不见亲共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