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8 月, 原来担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政委的胡耀邦 (1915—1989) 调任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兵团 (即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 政治部主任, 从这时起, 他有了比较固定的秘书。而且从这时起, 秘书这个岗位就始终伴随胡耀邦, 终其一生。胡耀邦的第一位秘书是贺明, 原任晋绥军区机要股长, 是太原战役开始前调来的。

原来, 胡耀邦刚到兵团的时候, 安排了一位姓潘的秘书, 因生病无法承担工作, 这才调来了贺明。

贺明调到兵团部以后, 经历了太原战役第一阶段作战中策动守城敌军第30 军军长黄樵松起义、但后来消息走漏而失败的过程。黄樵松起义失败后, 规模宏大的平津战役已经开始, 为配合主要方向作战, 徐向前兵团对太原之敌围而不攻, 战事平缓下来。

最初感受, 胡耀邦有浓厚人情味

进入1949 年1 月, 当秘书不久的贺明向胡耀邦提出, 他在参军后没有回过家, 现在看来太原攻城战还要等一段日子, 他的家乡在200 华里外, 现在希望探亲回乡看望父母。

胡耀邦批准了贺明的请求, 给他一个星期假期, 往返路途4 天, 可以在家中住3 天。贺明满怀感激地回家探亲。但是这次探亲极不成功, 十年未见儿子的贺明父亲见到儿子归来, 一时兴奋过度, 导致中风偏瘫, 4 年后辞世。尽管父亲出现了不幸, 贺明还是按时归队参战, 并且感谢胡耀邦的关照 (1999 年12 月1 日在西安访问贺明的记录) 。

还有一事和胡耀邦、贺明都有关。胡耀邦把大儿子 ( 即胡德平) 接到了身边, 由贺明的妻子、机要员毛玉清帮助照料。

原来, 在晋中战役以后, 徐向前兵团部建立了家属队, 师以上指挥员的妻子可以随队, 制度逐渐规范。而在上年 (1947 年) 的11 月13 日, 胡耀邦和李昭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 还是男孩 (即胡德华) 。为了纪念前一天解放石家庄的胜利, 孩子的小名就叫“利利”。妻子李昭在后方一人带两个孩子, 压力很大, 胡耀邦把大孩子接来, 解了思念之情, 也有关照妻子的一层意思。

毛玉清回忆说:

太原战役刚开始的时候, 我从晋绥军区调到了徐向前兵团, 住在司令部。经常是每天早上天一亮, 胡耀邦主任就坐在我的窗户底下大声念书。特别是古典诗歌, 他是一定大声朗读的。我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感到非常好奇。

在随后的冬天里, 胡耀邦主任的一个耳朵发炎了, 一碰就痛。有一天, 他找到我, 要求为他做一个枕头。他比划着说, 枕头中间挖一个洞, 侧睡时正好把耳朵放到枕头上。我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 不熟女红。就对胡主任说, 我不会。胡耀邦听了很惊讶, 睁大眼睛看了我半天。我感到很内疚, 就找了当地老乡的一位姑娘, 请她帮忙, 按胡主任的要求一起缝了枕头。

胡主任的耳朵不久就好了, 把7 岁的大儿子接到了司令部, 当时他的小名叫“飞飞”。胡主任对儿子要求挺高, 来了以后就要他背诵新编的“人民三字经”。每天临走的时候给孩子布置背诵任务。那时候孩子还小, 爱玩, 父亲走了以后不忙着背书, 先玩, 大概到了父亲快回来的时候, 飞飞会问, 我爸爸快回来了吗?我说还没有, 但是快了。这时他就赶紧背诵“三字经”。胡主任还要儿子自己动手打水, 不要警卫员帮助。

太原战役后期, 我怀孕了, 上级就要我守电话。这时, 彭德怀副总司令来了。有一天, 他打电话来, 要胡耀邦接电话, 我出门呼叫胡主任, 一不小心跌倒在地上。胡耀邦从屋里出来看见了, 认为我是因为营养不良摔倒的, 不由地感叹说了一句“:她什么东西也没有呀。”事后, 他为我批了一点纱布, 要我为孩子出生做些准备。这情景都被房东老太太看在眼里。老太太对我说, 看看, 胡主任对你多关心呀! (1999 年12 月1 日在西安访问毛玉清的记录)

在攻占了太原的日子里

贺明回忆, 来到胡耀邦主任身边, 感到他有一股特殊的感染力, 在他身边工作满身是劲。他讲话明快、利落, 从不模棱两可, 对事情敢于承担责任。在他身边, 凡是他要求的事情赶快做就是了。在这样的首长身边工作, 我很舒心, 工作累些也心甘情愿。

策动黄樵松起义是胡耀邦负责的, 向太原城里派出了两名军事干部, 全权代表是作战处长晋夫, 还有一位是他的助手——侦察参谋许翟友, 化装为晋夫的“马弁”。谁知道他们进城之时, 黄樵松起义已经失败, 他们两人都被俘了, 和黄樵松军长一起被捕押送南京。

胡耀邦对晋夫和许翟友的命运特别关心。得知晋夫被捕后牺牲, 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没有想到, 许翟友的身份没有暴露, 在南京解放以后回到了自己的队伍。胡耀邦听到许翟友回来了十分高兴, 特意吩咐由贺明负责, 照顾好许翟友。贺明立即安排住处、饮食、衣服。胡耀邦和几位首长还陪许翟友吃了一次饭, 许就回八纵队原单位了。

解放太原时, 贺明将缴获的阎锡山的一批金砖和银元, 作为贵重战利品上缴兵团部。当时部队的正规化建设不足, 上交贵重金银没有严格手续, 送交战士把东西一放, 有人接手就走了。这个情景恰巧被胡耀邦看到, 立即吩咐贺明清点登记, 加以保管, 处理时必须由胡耀邦批准。

贺明对这批金银分门别类清点登记后, 用两只铁皮箱子装好, 随军行动。这两只箱子一直从太原带到西安、宝鸡、成都, 直到兵团撤销建制, 将这批财产办理移交。在此期间, 胡耀邦没有对这些金银有任何处理批示。这批战利品即使在兵团一级也只有秘书科几个人知道, 胡耀邦如果把这些金银送什么人, 当时也不会引起异议。在胡耀邦看来, 保管好这批金银, 最后移交国库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来到成都, 走上建设道路

1949 年初冬, 解放军第18 兵团进军西南, 所向披靡, 12 月底占领成都。

成都是座美丽的城市, 18 兵团的北方干部们对成都充满了新奇, 在形势稳定下来以后就相约上街看看。他们对大城市生活很生疏, 没想到成都的小偷很厉害, 一同上街的六七位干部, 包括贺明本人, 身上带的金星钢笔被小偷偷走了。这些金星金笔都是18 兵团在进军西南的路上购买、配发给干部的, 几乎就是这些军官们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

遭遇了小偷的干部们回来以后很气愤, 觉得这不是在欺负解放军吗?这时, 他们纷纷想起了以前听说过的“警察与小偷”的故事, 大意是说警察和小偷是一家, 抓不着小偷可以去找警察。于是大家推选贺明给成都市警察局打了一个电话, 通报情况, 要求他们3 天之内把丢失的金笔找回来。

1946年12月，胡耀邦（前）和晋察冀野战军4纵司令员陈正湘（持望远镜者）在前线指挥战斗

1947年春节在河北满城下紫口, 晋察冀野战军指挥员合影。前排右起:苏振华、萧克、郭天民、杨得志、胡耀邦、李志民、杨成武。后排右起:罗瑞卿、崔田民、陈正

没想到这一招很灵, 第二天警察局就送来一把钢笔让军官们认领。仔细一看, 都不是上街丢的。转念一想, 这些钢笔虽不是原物, 却都是从小偷那里搜来的, 军官们就留下了六七支。

不久, 兵团派往成都军管会负责政法事务的负责人向胡耀邦汇报情况时, 提到成都的小偷很厉害, 把我们政治部许多干部的钢笔扒去了, 包括贺秘书在内。

胡耀邦马上就把贺明叫了去, 问是不是丢了钢笔?一听说是, 他又问找回来没有?贺明把事情简单地讲了, 说找回来的不是原物, 但都是警察从小偷那里搜缴来的。

胡耀邦一听就发火了, 把贺明狠狠训斥了一顿。他说, 现在莫斯科还有小偷, 何况我们刚刚解放的城市。你们不小心丢了笔, 丢了就丢了嘛, 还把警察局送来的钢笔扣了, 这不是违反纪律吗?你立即去把“找回来”的钢笔统统收起来, 马上送还人家。以后不能干这样的事了。

贺明挨了批, 但当时就觉得自己做错了, 胡主任批得对。本文作者访问他时, 这件事过去50 年了, 许多事情已经忘却, 唯独这件看来不大的事情却记得特别清楚。

在成都时间不长, 第18 兵团撤销了, 胡耀邦调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兼行署主任。贺明考虑了一番, 要不要跟着胡耀邦去川北?

想来想去, 贺明决定不去了。他觉得, 如今建国了, 文化水平高的人多了, 我那点老底子不够用了, 首长身边应该由受过较好教育, 文化修养高的人来当秘书。我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于是他向胡耀邦提出, 希望转业到地方工作, 最好是上大学读书。

胡耀邦同意贺明的选择, 另外选上朗宗耀担任秘书, 贺明留在成都, 担任市长秘书室主任。

关心和爱护永远持续着

1952 年, 贺明到四川宜宾304工厂任厂长。次年到北京参加厂长会议的时候, 特意到团中央看望了已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胡耀邦正在开会, 开完会已经是下班的时候了。胡耀邦拉住了贺明说, 来来来, 跟我走。胡耀邦把贺明带到团中央小食堂, 把他介绍给胡克实等人, 说:“这是贺明, 过去的秘书, 现在当厂长了。”

胡耀邦还开玩笑地说:“我们老了, 不行了。”接着他对贺明说, 要好好干, 不能翘尾巴, 要真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 团结工程技术人员, 还要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和管理技能, 要深入车间和群众当中去, 听取大家的意见, 做好调查研究, 确实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听了胡耀邦的话, 贺明很受鼓舞, 后来上了正规大学。但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带给他很大挫折。

1964 年, 胡耀邦调任陕西担任省委第一书记, 这时已在西安西电公司工作的贺明前去看望老首长。一见面, 胡耀邦问贺明:“你怎么这样瘦呀?有什么病吗?”

原来, 贺明以“调干生”身份于1959 年进入西安交大本科学习。就在这时, 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书事件发生了。毛泽东进行反击, 在全国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以消除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影响。

对于彭德怀, 贺明是熟悉的。当年他在山西八路军前线总部当机要员的时候, 彭德怀是总部首长, 经常见面。彭德怀指挥若定、艰苦朴素的作风, 使贺明非常叹服。

在西安交大干部分组讨论庐山会议决定的时候, 贺明发言说:“这次庐山会议, 彭德怀肯定是犯了错误, 这是前提。但是, 他在庐山写的那封信, 是在回到湖南调查研究以后写的, 是看到了湖南的实际情况。因此, 他在信中说搞公社化, 搞食堂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也有‘三分正确、三分道理’。”

这下子掀起了轩然大波。西安交大党委组织师生对贺明进行了残酷斗争。只是因为贺明的发言就这样简短, 又没有查出其他任何问题, 才勉强保留住党籍。但他毕业后厂长当不成了, 分配到西安电力公司当工程师, 心情郁闷, 致使胃溃疡发作。

贺明说, 得胃溃疡已经几年了。由于不想给胡耀邦添麻烦, 贺明咽下了为彭德怀辩解而挨整的事。待他直言向胡耀邦倾诉冤屈的时候, 已是“文革”后的事情了。

胡耀邦对贺明说, 把它 (胃溃疡) 切掉嘛。你怕开刀吗?

贺明有点怕, 觉得现在的自己身体太弱。这类手术在20 世纪60 年代也算是大手术, 要全身麻醉。贺明怕自己的身体受不住。

胡耀邦鼓励他说, 不要怕。胡乔木也是胃溃疡, 开刀切除了, 现在不是很好吗?主要是要找一个好医生。他当下征询贺明的意见说, 你看哪个医院好些?

贺明动心了, 说, 第四军医大学医院是陕西最好的。

胡耀邦马上叫来秘书, 要他打电话和第四军医大学联系。人家回答说, 眼下床位已经住满了, 要等一段时间。

胡耀邦对贺明说, 现在天气不冷不热, 是做手术的好时机, 除了第四军医大学外, 还有哪个医院你比较满意?

贺明说, 那就数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了。

胡耀邦又要秘书打电话去联系。医院答应可以马上前去。

结果, 贺明住院后由一位著名教授主刀, 成功进行了胃溃疡切除手术。20 年后他开胆囊手术的时候, 医生顺便看了他的肠胃情况, 认为当年的手术做得相当漂亮。(1999 年12 月1 在西安访问贺明的记录)

贺明的手术成功了, 在家休息。但是来到了陕西的胡耀邦却挨了整肃, 几个月后离开西安回北京了。待到再和贺明见面, 已在“文革”之后。

“文革”后再见老首长

“文革”结束后,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时, 贺明到北京出差, 到中宣部接待室联系看望老首长, 得到答复说:“请把住处电话号码留下, 3 天以后来看看。”

既然还有3 天, 贺明出门到王府井大街看看。入夜刚回到招待所, 同行伙伴就说, 两小时以前, 胡耀邦办公室来电话, 要你马上前去。可是到处找你找不见。

这位同伴敬仰胡耀邦, 为贺明失去了好机会而惋惜。贺明也感到很后悔, 不该在街上逛那么长时间。正在懊恼之中, 电话铃又响了, 胡耀邦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电话那头说, 如果你能在晚上10 时前赶到富强胡同的话, 就赶快来, 再晚了只好改个日期。

贺明一看手表, 离10 点还有半个多小时, 可以赶去。

当时北京街头还没有招手即停的出租车, 贺明乘电车加步行赶路去见老首长。到了胡耀邦住所, 一位内勤把贺明带到接待室稍等。这时, 胡耀邦正和一位领导人商讨对外宣传的事。送走那位领导以后, 胡耀邦走来, 和贺明紧紧握手, 关心地问他的家庭和现在情况。

这次见面, 贺明谈到了自己1959 年受到的委屈。

胡耀邦很惋惜, 劝贺明不要背包袱, 吸取教训, 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 现在还可以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贺明对胡耀邦说, 由于1959年蒙冤, 他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现在虽然平反了, 但是失去了宝贵的年华, 平反的时候快60 岁了。

听贺明这样说, 胡耀邦叹息一声, 安慰贺明, 人总是会受点挫折的。你还不错嘛, 最后当了大学生、高级工程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今天已经晚了, 星期天你来我家吃饭。

贺明珍惜这次会面, 同时怕耽搁老首长的时间, 没有等到星期天就回了西安。

20 世纪80 年代初, 胡耀邦担任了党中央总书记, 贺明已在北京担任中国电气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有一天, 贺明打电话给胡耀邦的秘书, 说我想见见总书记。秘书请示后回电话, 耀邦同志请你明天上午9 时来。

这次是进中南海。贺明在勤政殿前下车, 进入接待室等候。9时整, 胡耀邦送走了一位领导人后, 让贺明进入他的办公室, 坐在一起交谈将近一个小时。

这次完全是谈家常, 聊天后胡耀邦要警卫秘书带贺明到中南海各个景点, 包括毛泽东、周恩来故居参观。贺明没有想到的是, 这是他和胡耀邦的最后一次见面。

在他身后, 胡耀邦和历任秘书之间, 又演绎了一连串的故事。

(2015 年7 月3 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