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又铭 2023 年 8 月 24 日 思想坦克

欧本海默。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英国大导诺兰新片《奥本海默》（Oppenheimer）上映以来，已在全球掀起多方讨论。尤其电影中，欧本海默本人（「奥本海默」是中译；台译过去一直以来皆为「欧本海默」）与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短暂对话，更被许多人认为虽然无涉主线剧情与人物，但却是最剧力万钧的「惊鸿一撇」。这幕戏，除了饰演欧本海默的爱尔兰演员Cillian Murphy与饰演杜鲁门的英国演员Gary Oldman，两人炉火纯青的演技撑起了画面与故事外；从后见之明的历史角度看，这也是一次决定日后世界权力与安全格局的重要会面。

关于本次会面的细节，多数评论咸信，诺兰身兼编导在撰写台词时，除了主线剧情根据广受好评的欧本海默传记《美国普罗米修斯》（American Prometheus）进行改编外，也参考了另一本欧本海默传记。也就是出版于2014年的《中心生活》（Robert Oppenheimer: A Life Inside the Center）。根据《中心生活》作者Ray Monk的说法，在1945年10月会面中，欧本海默表示自己双手沾满鲜血；杜鲁门接着拿出自己西装口袋的袋巾，示意他擦擦手后；看似安慰却又轻率地说：「你手上的鲜血没有我多」。

更戏剧的是，在镜头带向椭圆办公室门口，准备掩门时，出现杜鲁门远远的声音表示：「我不想再看到这个爱哭鬼」（Monk表示，也有一说是「狗娘养的」（son of bitch）。因为杜鲁门很喜欢骂人是狗娘养的，至少麦克阿瑟就被他公开骂过。美国的总统学研究非常出名，甚至已经是专业的次学门。所以对总统曾经的言行纪录钜细靡遗，并不令人意外。但为何说这次短暂的会晤，影响了日后全球的安全与权力格局？或许我们要从会面的原因说起，再谈谈两人对核武器管制截然不同的思维逻辑。

杜鲁门与欧本海默代表两种不同的管制思维

事实上，在1945年7月16日「三位一体」（trinity）核试成功前后，参与「曼哈顿计画」的诸多科学家，就已提出各种未来如何管制核武的问题。如：要不要和战时的盟友（意识形态的敌人）苏联分享核武的情资？监管的权力要掌握在美国手上，还是要交给国际单位？史实中，无论是7月底举行的「波茨坦会议」，或是8月两颗原子弹重创日本，并让全世界迎来终战时，美国核武的资讯都是相当隐蔽的，在如何监管上内部讨论也是莫衷一是。但在杜鲁门与欧本海默1945年10月的这次会面前，美国国内无论科学界或政界，大致上对核武管制的想法主要有二，杜鲁门与欧本海默则分别代表想法光谱上的两边。

杜鲁门想见欧本海默，除了知道他就是整个曼哈顿计画的负责人，原子弹研发成功他是首功这个平淡的理由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杜鲁门听说欧本海默能言善辩、讲话非常有说服力。更重要的是，在文人相轻的世界里，他能够调和鼎鼐，让全美国最聪明的头脑齐聚一堂、顺利协作，这种人一定有很强的人格魅力与感召力。所以，杜鲁门希望运用欧本海默的声望，来达成他个人对核武的政治算盘。也就是让欧本海默公开支持国务院力推的《梅─强森法案》（May─Johnson Bill），让美国政府能得到法律授权，由美军永久掌握未来核武或核能的开发与控制权力。

根据《中心生活》的描述，杜鲁门派始终相信，无论是核能或核武，整套核子相关技术应该是属于美国的。所以无论是发展或使用的管制权力，必然是国内问题。也惟有解决了国内问题，再来才有国际问题。杜鲁门派这种思维，其实是建立在相信美国无论如何都可以保持核子技术绝对领先，以及核武绝对不会扩散的信心上。而这样的信心，甚至让杜鲁门敢于在公开场合数度宣称「苏联绝对不会拥有核武」（在电影中，双方会面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杜鲁门这种由无上政治权威而来的盲目自信与发言，让欧本海默这种对核子技术知根知底的人听来格外刺耳。 《美国普罗米修斯》即描述，欧本海默听完杜鲁门的自信宣告后，第一时间就在自己与友人的书信里大骂杜鲁门的话是愚蠢且错误的。从欧本海默后续在1953年与1958年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言论，即可看出，早在原子弹还在开发阶段，凭他的专业智识与政治素养，欧本海默就判断核技术跨出美国国境是迟早的事情。所以，与其大家都偷偷摸摸乱搞，结果一个不小心导致世界毁灭；不如美国带头，一开始就光明正大让大家了解核灾的可怕，所有国家协力共同进行管制。

苏联1949年核子试爆的成功证实了欧本海默的看法。因为凭欧本海默对核子技术的了解，在原子弹开发阶段，美国与纳粹德国研发竞赛的过程里，美国会赢，其实就有材料选择的运气成分（这段电影里有演出）；更何况，对在二战前有强烈左倾认同，又对苏共运作也有相当了解的欧本海默来说，他始终相信，核子技术对苏联科学界而言并不困难。在当时普遍可知的发现基础上，只要不停试错，最后就一定会成功。重点是金钱和时间，而不是什么跨越不了的理论或技术门槛。

而且他们在科研上有相对于美国的低成本优势，所以苏联发展核武是迟早的事情。就算不从美国这边窃取情报，苏联也有成功的一天。欧本海默甚至在1953年《外交事务》发表的文章中表示，若美苏双方投入相同资源，谁会在核子竞争中胜出除了运气成分外，若是考量到苏联的举国体制，要调动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达成单一目标（核武研制），那苏联相较于美国的效率会更高、门槛会更低。

不同的管制思维来自不同的安全逻辑

而欧本海默与杜鲁门，一个世界属性、一个美国本位的管制思维差异，除了专业知识的落差、政治计算的不同，或什至白话文说一点是「文理组之争」外，更重要的是双方有截然不同的安全逻辑。也就是「谁比较安全」与「谁比较危险」的差异。 「谁比较安全」强调的是「谁比较有能力保护自己」；「谁比较危险」强调的则是「谁比较有能力伤害别人」。

对欧本海默来说，在核武面前，所有人都是不安全的。有一种类似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所谓的「平等脆弱」（equality of vulnerability）。也就是，最弱的人也可以打倒熟睡中的最强人；最弱的国家拥有核武，也可以打烂最强的国家。但对杜鲁门来说，既然在核武面前，所有人或所有国家都是不安全的，那我们只要比其他人更危险，就能藉由恫吓他人来保护自己。

所以，虽然后世将核武所创造的「相互保证毁灭」或「恐怖平衡」，视为一种冷战时代的常识或常态；但对欧本海默及其团队里的物理学家，以及二战时期的美国战争部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来说，这些后代视为常识的概念却是不合逻辑的。因为无论是美苏都没有办法控制所有核武，只要有这么几条漏网之鱼，人类文明就随时都危在旦夕。

《美国普罗米修斯》其中一个段落就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史汀生在给杜鲁门的一份报告中就强调，原子弹这种武器的出现，对美国与苏联都有不可知的危险。因为美国既无法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计划，来防御这类新型武器的毁灭式攻击，也无法在未来的时间里，保证美国在这类武器上的领先地位。同样的，美国更无法透过建立一套世界霸权，就能避免自身遭受核武的打击或颠覆。因为核武的威摄力，其实来自于他的「不可使用性」。使用一次，核武对世人而言，会是神意式的天罚；但两次、三次、几次过后，人颣是很容易麻痹与习惯的。一旦习惯这种屠杀与污染，原是为了让未来战争不可能发生的「例外状态」武器，就会变成「例外状态常态化」武器。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热爱哲学与宗教的科学家，欧本海默始终相信，外在世界和知识本身充满了各种复杂、多样和变化。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人类一直以来都有「寻找简单答案回答复杂问题」的倾向。就像是世界上存在着一把钥匙，只要找到这把钥匙，所有的难题之锁都可以迎刃而解。但事实远非如此。

若我们没办法不断过滤来自外在世界的新讯息，用新的证据来调整行动（无论是人的行动或国家的行动）；那么，决策就会不停失败。用核武来解决冷战，相信「核战是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这种认识，也是一种「用简单答案回答复杂问题」的典型状况。注定了这样的做法未来一定会失败，而且创造的麻烦会远比解决的问题还更多。

所以在1945年10月，杜鲁门与欧本海默这次确认双方想法南辕北辙的失败会面后，欧本海默派的科学家们开始多方奔走，大力游说阻挡《梅─强森法案》。最终，由康乃狄克州民主党参议员Brien McMahon提出了新的《麦克马洪法案》，立法设立一个全民间性质的专家委员会，也就是未来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United States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AEC ）；并且该法规定，AEC会以推动国际原子能合作，以及在联合国体制下，建立常设机构进行仲裁为目标。

但就像《美国普罗米修斯》描述的，当杜鲁门于1946年8月签署《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of 1946）时，该法相较于《麦克马洪法案》来说，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在这个1946年最后版本的《原子能法》中，多数曾在洛斯阿拉莫斯参与曼哈顿计画的核子物理学家，都必须遵守比战时还更严格的规定。相关的核子管制措施也一直以美军为中心。一直要到1958年国际原子能总署设立，关于核能与核武的全球性协调管制，才有了国际主责机关；甚至到了古巴飞弹危机后，美苏双边才有针对核技术的限武与管制共识，并于1960年代末期，才有《核不扩散条约》的出现。

所以真的可以「政治归政治、科学归科学」吗？

当我们在观看电影《奥本海默》时，其实编剧诺兰一直有意提醒大家，欧本海默虽然以科学为业，但足以让他名留青史的，却不是他的科学知识或学术研究（例如他在片中说自己「数学不好」），而是他的政治协调与组织能力。但这种科学家式「专家政治」群体中的顶尖政治力，面对政客式「权力政治」群体中的顶尖政治力时，就显得力有未逮、甚至不堪一击。

在一则《纽约时报》对诺兰的专访中，诺兰就认为，纵使二战结束前后当时国际局势诡谲，美苏意识形态对立，让美国出现了各种麦卡锡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危害」；但从欧本海默的书信集或是公开讲话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在战前一度有社会主义理想的欧本海默，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爱国者。基本上，他的爱国主义一直先于国际主义。

虽然史书上的「麦卡锡主义」说的风声鹤唳、铺天盖地，但相较于威权国家的「白色恐怖」而言，美国始终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一般人还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真正的极端份子在那个时代，始终还是少数。所以在核技术发展或安全战略上强调美国中心的杜鲁门派，与在同样议题上强调世界关怀的欧本海默派，其实都是爱国者；杜鲁门派也不会因为欧本海默派的「状似不爱国、实则爱国」，而对之赶尽杀绝。也就是说，杜鲁门派与欧本末派最大的差别，始终不在爱国与否，而是权力政治辗压专家政治的当代日常，以及民主（或民粹）所赋予的权威，始终凌驾智商与专业之上的侧面证明。

有趣的是，在《纽时》的专访中诺兰也自承，之所以把三小时电影中至少一半的时间，拿来处理欧本海默面临听证调查时的各方支持与批评，是因为他想翻转过去总把欧本海默视为「误闯政治丛林小白兔」的视角；而是把欧本海默重新诠释为一个「看似过度天真的天才，实则野心超过智力的凡人」。因为，不带同情的观看欧本海默及其时代后，诺兰认为，无论是原子弹或曼哈顿计画，对欧本海默而言，其实都是一种「头脑体操具像后的智商展示」。而天真的天才也不是真的天真无邪；而是某种程度上，科学家经常认为自己比凡人都聪明，理组就该嘲笑文组的典型日常。

甚至更白话一点，在诺兰眼中，参与曼哈顿计画制造原子弹的人们，就是现实世界中，名导史丹利．库柏力克（Stanley Kubrick）镜头下的《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也就是，天才科学家因为各种原因所以表示：「喔，我要制造一些酷东西」；接着东西做出来后，科学家又表示：「啊，完蛋了。这个东西太危险了，你们要想办法束缚它或束缚我啊。如果没有办法管制，一定是这个世界太愚蠢了。」甚至，推到更极端一点，这些疯狂科学家和连续杀人犯（或诺兰自己镜头下《黑暗骑士》里的小丑）也没什么不同。因为他们都在发出杀人、破坏或发明宣告后，再来耻笑那些抓不住他的公权力。

所以，就在多数影评都认为，《奥本海默》是诺兰写给物理学的一封情书时，他自己又对欧本海默本人给了一个颇为世故、甚至略带残酷的评价（但这也满符合诺兰电影的套路，也就是「翻转再翻转」）。而这种对个人天才的反思，以及对专家政治必然遭到辗压的无情，或许正符合杜鲁门曾经说的：「不要把自己想的太重要。因为在时代的风口上，就算不是杜鲁门或欧本海默，也会有人带领美国赢得二战、带领曼哈顿计画团队发明原子弹」。

在当代的民主政治里，个人服从于群体、科学服务于政治；或者说，科学始终脱离不了政治，科学就是政治的一环。英雄主义在这个时代，始终会被无面孔的大众给吞没。

刘又铭
余自束发以来，粗览群书，独好屠龙之术，遂专治之，至今十余载矣。从师于南北东西，耗费虽不至千金，亦百金有余。恨未得窥堂奥，辄无所施其巧。由是转念，吹笛玩蛇，偶有心得，与旧亲故共赏，击节而歌，适足以举觞称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