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当年在文汇报副刊担任编辑时的上司，香港文坛前辈吴羊璧先生去世了。九十四岁高龄，比我想像的更高寿。我得到消息后，本想致送一个花圈表达哀思，但考虑到我的政治立场可能造成他家属的不便，于是便当作自己不知道，其实内心之哀伤与不舍，也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与羊璧相识于一次征文比赛，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三联书店庆祝创办三十周年，举办了一次征文。我刚到香港不久，在报刊发表过一点小文章，便斗胆写了一篇短文去应征，不料竟得了入围奖。颁奖那天，三联搞了一个饭局，请来评判与得奖者见面，那天晚上第一次和羊璧见面。

席间大家交谈，羊璧散席时就向我约稿，希望为文汇副刊的「笔汇」版写点散文，事后我果然开始投稿，自此与羊璧结缘四十年。

八十年代初，我进新晚报协助编副刊，工作了两个多月，就因罗孚出事被炒鱿鱼。后来我打电话给羊璧，问文汇副刊有没有职位空缺，羊璧说暂时没有，他建议我先转到文汇校对部，以后副刊有职位就把我调过来。当时我仍在晶报当校对，心想一动不如一静，就没有转职。

大约一年后，羊璧打电话给我，说副刊有空缺，问我有没有兴趣，我当然喜不自胜，从此告别了晶报。

我到文汇副刊编一个新开创的版，叫文摘版，是将海内外各种中文报刊上的文章剪下来，作必要的删节，然后拼成一个大杂烩的版面，包括各种知识﹑文化消息﹑人物近况﹑奇闻逸事。刚涉足编辑实务，工作生疏鸡手鸭脚，都是羊璧一点一滴教我。版面正式刊出后，反映居然不错，我也就正式上手做编辑了。

羊璧做主任，大而化之松散管理，平时从不耳提面命，放手让编辑自己去经营。有好作者好文章，他会主动推荐，但从不说这个好那个不好，应该如此不应该如彼。有时副刊开会，他笼统说几句，也是点到即止，无为而治。

羊璧性格内敛，从不口沫横飞，也极少大声说笑，他也不与同事谈论报馆中的人事，外面的江湖是非。做编辑难免要与作者打交道，羊璧经常带我出去见文化界的老朋友，通过他我认识不少前辈和同辈，打开了自己的社交圈子。

我也不是长袖善舞的人，与羊璧性情相近。他喜欢古典音乐，每星期在《百花》周刊写一篇乐评，经常有公司寄录音带或CD碟给他，他有时会将他多出来的唱片转赠给我，我竟因此也迷上古典音乐，迷了一辈子。

有一次我和他聊起写作，他闲闲说了一句话：「写文章应该有这么多（两掌拉开齐肩宽)，写这么多（两掌凑近一掌宽)，不应该有这么多（两掌一掌宽)，写这么多（两掌齐肩)。」言下之意是，写文章应该心中有很多，写出来很少，不应该心中只有很少，写出来很多，简单说是要浓缩，不要充水。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遵行了一辈子，得益了一辈子。

羊璧从未对下属疾言厉色，有同事据说是报馆上层介绍来的，因恃着有点背景，时常迟到早退不见人，羊璧也听之任之，只要应交的差事不误，他就给人方便。他之宽容发生在我身上，是有一次我出了大事故。

当时副刊工作还在手工业阶段，没有电脑，每天编辑要自己「贴样」。版房将校对好的样稿拍好照片，一篇篇文章出版样（相片）交给编辑，编辑要将版样剪好，贴在大版上，然后交工厂上版印刷。有一天商务印书馆有一个酒会，偏偏版房的版样一直没有送上来，我便自作聪明，心想等酒会结束后才回来贴版。谁知去到酒会，见到张三李四，天花乱坠，竟完全忘记贴版的事，直接回家吃晚饭。

第二天上班，在电梯碰到工厂厂长，他说你昨晚是怎么搞的，版样都没有贴，到处找不到人。我一听突然醒悟闯了大祸，心凉了半截，准备回副刊后被主任「省一餐」。谁知一个下午羊璧都没有动静，当天没有，后来也没有，永远都没有，直到我和他都退休了，都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

没有手机的年代，太太晚下班家中没有人听电话，当天工厂出于无奈，只好临时拼了半版广告填补空位，等于文汇报白白送给一些广告客户不要钱的广告位，而羊璧便将这一次事故自己担了起来。

给我做主任，我也未必骂下属，但至少会把他找来，问清楚来龙去脉，提醒他今后不要再发生同类事故。我自问还没有羊璧那样的涵养，可以如此不动声色轻轻放下。

羊璧做人低调，做事从不张扬，从不自吹自擂。很早的时候，他就与李怡合办过半月刊杂志《伴侣》，后来又主编过一本书法杂志《书谱》，《书谱》曾经是两岸三地最著名的书法杂志，受到远自日本的书法同行的重视。

羊璧自己也是书法家，但从来都很低调，不会动辄写字送人。直至退休很多年后，在家人朋友的推动下，他才在艺术中心做了一次书法展。当天整个展场挂满他大大小小﹑正楷行书草书隶书等不同字体的作品，是他一生热爱书法的一次巡礼。我觉得他的字有黄庭坚的风骨，长枪大戟，闲庭信步。那天我和一班文汇旧同事都到现场恭贺，大家拍了照片留念。

羊璧长期因工作较忙，又要写专栏，没有专心去撰述自己喜欢的作品，反而退休后，他竟将一辈子积累下来的学识，撰写了大批历史与书法著作。最令人惊讶的是一套中国五千年大故事系列：《尧舜春秋》、《战国百家》、《秦汉一统山河》、《三国六朝》、《唐宋盛衰》、《明清近世》、 《近代百年波涛》共七册；另外还有《百战山河》三册。此外，他还着有《书法长河》、《书家与书艺》、《下笔如有神》书艺廊系列。

他的历史著作，资料采自各种史书列志，将文言文化为通俗易懂的文字，讲历史故事，评述历史人物，书写历史兴衰的来龙去脉，这一套书对于读者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很有帮助。历史不是年代人物事件的单调记述，历史是人的命运，国家的兴衰，文化的变迁，读历史是要知道我们的来历。

此外他的书法著作，也深入浅出，写历代书法源流，介绍史上重要的书法家，评述他们流传千古的作品，这对于想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读物。

羊璧只接受过中等教育，他一生的学识与修养，都来自个人业余的进修。他的父亲是香港老一辈文化人吴其敏先生，其敏先生本身也是作家和编辑，曾任香港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海洋文艺》主编。羊璧有家学渊源，但他的成就来自他刻苦的自学，这是现今年轻人想像不到的事情。

当年我离开文汇报，也值得一记。我在文汇工作五六年，对报馆企业文化已经很失望，早萌去意。那段时间除自己的工作之外，羊璧经常临时抽调我去做其他上面交办的事，文汇报周年报庆，向国内外征集书画家作品搞一个展览，羊璧负责展场的安排，他就拉我一起去，有些画作没有题名，我们要临时起意为它取一个名。

有一年东北森林大火，新华社记者采写了一本图文并茂的书稿，羊璧也交给我，我利用报馆工作空闲时间，编辑校对排版一脚踢，也把那本书印出来。后来文汇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开招待会，据说还将那本书拿来赠送来宾。

本职工作已近饱和，又时常被临时抓差，不免有点身心俱疲的感觉。有一次，副刊笔汇版编辑休假，羊璧又要我暂代，我有点想要推托的意思，便说自己血压有点高，羊璧问有多高，我说90至140，羊璧微微一笑，说那也不算太高。

这句话让我很不受用，当晚回家后一番考虑，就决定向报馆辞职。其实在此之前，天地图书总经理陈松龄已多次劝我转到天地任全职，还应承给我两边工资总额的待遇，我因此有恃无恐，一时冲动，第二天就写了辞职信给羊璧。

羊璧很愕然，劝我打消去意，我说我不是因为工作的事，是因为我对报馆已经很失望。后来羊璧又去找社长李子诵，为我争取加薪一千元（当时月薪八千元)，但我去意已决，就表示自己不是「跳草裙舞」，自此，和羊璧和平分手。

我离开文汇后，一直与羊璧保持联络，我对他没有怨言，倒是一直感念他对我的帮助和包容。我们时常在北角新都城楼上的酒楼，他和太太黄子玲大姐来，我们很简单叫几个点心，天南地北聊天，说说笑笑，像老朋友那样。他份属前辈，又是我的上司，我应该执弟子礼，但每次羊璧都亲切地笑，三言两语，很多事情彼此心照，好像多年知己。

羊璧在文汇工作一生，退休时才拿了九十万退休金，他用那笔钱在跑马地买了一层楼。后来又搬到科技大学附近的村屋，向海村屋的二楼，阳台上可望见一角远海，周围绿树浓荫，鸟语幽幽，海潮声隐约可闻，我很为他的退休生活庆幸。再后来，因为年纪大了，出入看病不方便，他又搬到鲗鱼涌，我们变成近邻，自此更常见面。

他慢慢老迈了，出门要拿拐杖，说话更少，有时见他迷茫地笑，好像对我和黄大姐说的事不太了然。我离开香港前，不想打扰他，只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道别，他家里有一些人声，大概子女都在身边，我说的话他似乎也没怎么听清楚，我只好怏怏收了线，知道这一次别离，将不再有机会见面了。

我们从来没有谈政治，羊璧对政治很疏离，我不想去为难他，于是都绕着时事问题走。直至他去世，我才猛然发觉，我什至不知道他对共产党有什么观感。

羊璧当然不是中共党员，他在文汇报，长期处在边缘位置，因为资格够老，又有社会地位，报馆需要他这个招牌，可是做了一辈子，到退休时也只是编辑部副主任兼副刊主任，很多轻浮又冇料的年轻人都是他的上司。我相信他从来没有往上爬的欲望，他只是喜欢做文字工作，文汇报副刊提供了这个平台，他善始善终，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文字工作。

想起羊璧，就想起论语中的「讷于言而敏于行」，羊璧为人有古风，沉实笃行，一生走自己的路，不求闻达于世，但他的为人，却是我一生精神上的楷模，我在为人处世上受了他很深的影响。我这一生，有幸结识一些人格高尚﹑学识渊博的前辈，这是我最幸运的人生际遇。

（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