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之有物 2023年08月27日 上报

科举到现代考试之间，一段待探索的历史

我们从小到大经历过无数次考试，但你是否有想过，这个影响我们求学与就业的重要制度是因何而起？究竟考试制度背后隐藏哪些惊人内幕？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专访院内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助研究员，带我们回到清末民初的教育现场，探索政府与教育界如何应用考试，挽救岌岌可危的新式教育制度，双方又如何相互制衡与合作，让考试及学校成为管控社会秩序的利器。

对于在台湾准备升高中的九年级学生、准备升大学的高三生来说，也许一年的划分就是以冬季与夏季的升学考试为依据。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优秀学历成为社会新鲜人的最佳利器，但想谋得好学历就必须力拼考试高分，让考试成为跨世代台湾人共同的记忆。

尽管持续有教改团体针对考试的内容、形式、公平性等提出改革建议，但数十年来，众多考生与家长依然接受了升学考试制度，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备考，更不惜砸重金抢补教名师课程。

我们的一生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却不一定清楚这些考试制度当初成立的目的。

「事实上，在民国初年，新式教育刚施行的 1920、1930 年代，曾经考试除了用来测验学生，更被用来监督学校的办学成效。」

专长明清及近代思想史、制度史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兆安助研究员，深入探讨 1905 年科举废除后的新式教育制度，诉说一段政府与学校透过考试相互制衡与合作的诡谲历史。

如何挽救教育破产危机？用考试来监督学校！

在谈现代考试制度之前，让我们先回到清末科举存废的关键时刻。

1900 至1901 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科举考场「贡院」遭到破坏，当时受科举宰制的教育与选才方式已成众矢之的，该将有限的国家资源拿来修复贡院，还是发展新式教育制度，在1905 年成为各方人马的争论焦点。在这次辩论中，废除科举最终定案，新式教育制度成为肩负国家教育大业的主要系统。

然而，科举与新式教育的不同目的与学习过程，却带来新的价值观混乱。

首先，在科举制度下，为了一举成名而寒窗苦读者，不需在私塾或书院待满固定年限，大半时间是靠自学通过层层考试关卡。但是，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必须依序就读小学、中学、大学等学校，一级一级往上累积学历，且每个学历都有固定的修业年限。

1928 年的新式教育学制，每个学历都有学龄与修业年限规范。 （图｜研之有物）

身处当代教育环境的我们已经很习惯循序渐进的学习制度，但清末民初的人们却一时难以适应。新式学校不像传统书院会发学习津贴给学生，还要收取相对高额的学杂费。毕业后还要面临社会对学校文凭的不信任，一时难以成为求职的有效助力。

许多学生一开始受政府鼓吹而进入学校就读，却经常未完成修业年限即离开校园，「教育破产」很快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识，而学校便成为被究责的单位。

废除科举后的十多年间，各界的讨论开始聚焦于该如何监督学校、管制学生。到了 1920 年代，政府与教育界推出了各种校外考试的实验方案。这些方案大同小异，都预设考试可以成为规范学校、解决「教育破产」的重要手段。

考试论者的如意算盘：法家「以简驭繁」手段

支持考试论的学者以史学家吕思勉、厚黑学作者李宗吾为首，面对民国初年的教育破产危机，他们为何都倡议由国家透过集体考试来监督学校呢？

一方面，用监察态度面对学校起因于对教育界的不信任，这可追溯至废除科举后的教育改革过程并不公开透明。新式教育的推行牵涉政府官员、半官方与非官方代表，包含办学人员、民间教育会、教科书出版商等，他们彼此拉扯出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形成势力庞大的教育界。

李、吕二人身涉教育事务，看到学校各种图利却未自我要求的行为，因而认为一个审核学校的机制势在必行。

李、吕二人更主张，考试制度还能让教育过程更有弹性，学生只要通过考试即可证明自己的实力。因此，学生可以选择私塾或新式学校等不同的学习方式，不需受到学校修业年限的硬性规范。而且不同学习机构并存还可强化竞争力，促使学校为了招生而更积极办学。

另一方面，对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在国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只需负担统一大考即可由上而下监督学校，提醒学校要维持该有的教学品质。这样秉持法家「以简驭繁」精神的手段，使考试制度最终受到执政当局的采用。

学生的逆袭！拒当考试制度下的牺牲品

1932 年政府正式颁布《中小学学生毕业会考暂行规程》，却受到各地师生的反抗。对于参加会考的学生来说，会考对取得学历、升学和职涯发展都没有明显好处。

首先，单就毕业资格来说，不参加会考也能在修业期满后获得学历，一旦参加会考却成绩不及格，反倒会被留级。再来，许多大学并不以通过会考作为入学资格。最后，除非想要成为公务员或任职国营机构，毕业生没有会考成绩也可直接应聘私人单位。整体看来，不参加会考才是比较聪明的选择。

面对反抗考试的学生，一意推行会考制度的国民政府，采用相当直接的手段回应：以武力逼迫学生就范。

台湾在 1970 年代出了一位拒绝联考的小子，时间回到 1930 年代的中国，不愿考试的可不只一、二位学生。 1932 年，山东济南高中学生因反对会考而与校方展开对峙，最终在教育厅长出动军警武力镇压后落幕，却造成大批学生受伤、被勒令退学。

隔年 1933 年，政府再根据实施情况及各方意见修改规程，最大的改变是取消小学毕业会考，转而针对初级和高级中学制定《中学毕业会考规程》、《中学毕业会考委员会规程》。针对中学施行会考的原因之一是，当局认为小学生还年幼，不像中学生会发起学运，至此，会考除了监督学校以外，更加上了控制学生思想行为的功能。

1928 年的新式教育学制，每个学历都有学龄与修业年限规范。 （维基百科）

学校反将一军！由学校实际掌控的考试制度

至于考试论支持者最重视的「以考试监督并制衡学校」却反而没有达成。预设的中央化考试制度、标准化知识内容，实际执行时却面临经费与人力严重不足的困境。真正负责考试业务的单位并非中央政府，而是非官方、地方仕绅联合形成的教育会，或者资源多寡不一的各地省政府。

地方资源的多寡深刻影响考试的举行。例如，大规模考试为了防堵作弊，通常不让考生在原校就考，但在不可能另拨经费建造考场的情况下，仍旧得仰赖学校提供大量考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足够的学校，学生往往就在原校就考，在熟悉的环境享受主场优势，甚至发生老师协助作弊等丑闻。

此外，照理来说，各校的考生名单应该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但无力建立管理机制的政府只好交由学校来处理报考业务。有些学校因而私下筛选成绩好的学生参加考试。

不久，随着1937 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各省行政资源逐渐耗竭、多地交通中断、学生四散，集中考试变得难以办理，改以「抽考」部分学生作为学校整体毕业标准指标，甚至让学校自行办理会考，政府仅派代表监临。

自此，会考可说名存实亡。虽曾短暂于 1957 年在台湾复办，将国文、史地、三民主义的会考成绩与联考合并计算，试图鼓励学生重视中华民族主义的相关知识。但会考与联考的标准无法整合，在各方反对之下，仅一年时间便告终，结束近 20 年的政府与学校角力之争。

会考的考试科目包含：党义（公民）、国文、算学、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外国语。其中「党义」后改称「三民主义」，主要教授孙中山提出之民族、民权、民生思想，以及国民党反共抗俄理念。图为 1951 年南投县立初级中学课堂，黑板上写着「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反共抗俄」。 （维基百科）

从淘汰到集中管理，因治理目的而变的考试功能

徐兆安出生于英国殖民时代末期的香港，身处的教育制度仍然相对宽松，通常上午 8 点半上课、下午 4 点即放学，在升学上并未经历台湾式的考试高压。来台求学与就业的过程中，他逐渐体会台湾教育与升学考试之间紧密的关系，印象最深刻的是补习班门口榜单满挂的盛况！

如今在台湾结婚生子的徐兆安，开始想像女儿长大后必经的升学考试历程，研究近代中国考试制度，有助了解台湾过去 70 多年的考试发展脉络，让他更认识台湾亲友的生长背景。

徐兆安想深入探讨的是：「废了科举以后，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这么相信考试？中间发生什么事？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觉得现有的解释还不完整，跳过很多具体的事件。」

「我们需要了解细节，以避免误解的延续。今日我们在台湾所共同面对的升学体制，并不是直接延续自科举的产物。对历史的误解，会让我们无法确切把握教育问题的病源。」

事实上，在科举与现代考试之间还有一段历史需要填补。校外中央化考试的立意不仅是监督学校的办学成效，更隐含执政者对学生的高度不信任。尤其在五四运动后，一连串的学运让学生被视为动摇社会秩序者，因而以考试制衡学校、也间接淘汰反抗的学生。

国民政府迁台后，1949 年起在台湾实施长达 38 年又 56 天的戒严令，也连带改变过去制衡学校与淘汰学生的作法，转而让学校成为吸纳大批学生、管控社会秩序的帮手。考试的目的之一遂变成把学生依照分数高低分发至不同学校予以教导。

目前徐兆安正着手进行科举与近代考试制度的研究出版计画，他认为近代史的研究难题在于材料「既多又少」。所谓「多」是指，各种出版与转引的材料往往多到难以处理。所谓「少」则是指，特定材料宛如试金石，让研究者理解众多一般材料背后的真正意义，但这些关键材料却相当稀少，且分散在两岸以至欧美的各个机构中。

徐兆安生动比喻自己的研究过程：「就像跳探戈一样，周旋在多与少之间，这是近代史学者比古代史学者更困难的地方。」

即使困难重重，近代史学者仍持续搜集并解读每笔文献，修正对过往事件的刻板印象，让历史尽可能以贴近事实的方式呈现，我们因而能更明白自己承续的故事和当下的处境。

※本文授权转载自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官方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