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2020 年 05 月 20 日 由 舟巷
54年前的5月16日，文革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发布》，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16条，为“互斗”定下了规章，工人不生产，农民不种田，学校停课，文革开始。文革不但摧毁了文化，更扭曲了人性。如果不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中华民族将永远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按毛自己的话说：与人斗与天斗其乐无穷。我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与人斗的胜利开始，以与天斗的失败告终。
文革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文字游戏，是毛一生文化思想的总表达。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有其思想根源。 文革固然有权力与路线之争，但其文化、哲学、价值的选择居于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
毛泽东在《红旗》杂志1967年第1期所加批语，乃其发动文革的最高宗旨，也是其一生运动思想的总表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它触动到人们的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一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考察毛的一生的轨迹，可以看出他是从一介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的书生，在无情的斗争中逐步变成一个无所不用其极的充满着实用主义色彩的独裁者。而与传统的独裁者不同的是，他不仅要做人间的皇帝更要做世间的上帝、安拉或弥赛亚！林彪当年称毛是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一出的人物，是马克思主义——当然也是世界历史——的顶峰。 这个结论以及中南海门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口号启发了当代毛派的灵感，他们据此从东西方历史与文化精神为毛定位：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神圣理想；二，基督教弥赛亚救世主义（圣灵降临）；三，儒家圣人正义论；四，东方大帝国。 他们试图论证，毛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人王，是人类精神统率物质并不断升进、止于至善的世界性帝王；他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远比历史上所有帝国都伟大。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统帅”更是“伟大的导师”，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与人斗”的胜利带来的快感让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极度膨胀，所以他要“欲与天公试比高”，他要改造人性，重塑国民性，把中国人改造成的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实现早年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理想。
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国民性？我认为人性就是造物主赋予人的本性也叫天性。自私、任性、懒惰、嫉妒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原罪，但原罪不等于实罪，它无关道德，就像洪水不等于洪水泛滥一样。但人类的原罪为恶的可能性要远远超过它为善的可能性，所以要法治的笼子来制约任何人的原罪泛滥。就像用兴修水利来制约洪水泛滥一样的道理。
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性都是一样的。而国民性则不相同，国民性是一个民族从氏族公社，部落联盟走向国家逐步塑造起来的民族性格，这种民族性格的养成主要靠教化、信仰、和法治。中国文化属于两河流域文化，这种两河文化决定了西周的井田制，封建制，宗法制和礼乐制成为制度的必然。其实中国人在原始群，原始部落以及部落联盟阶段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并无大的区别，只是在进入国家阶段后，中国人的社会组织纽带缺失了一环，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血缘关系的炸毁。没有这种“炸毁”，我们的社会组织关系只能是依靠血缘和类血缘来组织。而不会出现依靠契约，法律，或宗教来组织这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自然而然从图腾崇拜发展为祖宗崇拜，成为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模式。这种祖宗崇拜继而发展为圣人崇拜和明君政治。祖国的“祖”从字根上看，就是一根走向祭坛的鸡巴。那个且字就是男根的象形字。所以，中国国民性的塑造不是靠契约，法律，宗教信仰来完成的，而是靠圣人崇拜教化而成的。尤其是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国民性就是按照儒家思想来塑造完成的。
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词就是“伪善”。所以，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披上了一层伪善的面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不充斥着伪善二字。“真”从此与中国人绝缘。求真更是不可想象。几千年来，中国人善于讲“礼”而不喜欢讲理，中国的史书、典籍中很少有“真理”二字；中国的理是不与“真”字相连，而是与“天”字相连，谓之“天理”，甚至连“理”字本身也是与“王”相关，“王”才有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最怕讲、最难讲，到头来也最不会讲的另一个字就是“真”了，而“真”往往也是与“天”字连在一起，称为“天真”，所以，你若想求真，那就和安徒生童话中的小孩一样，未免有点太天真了。
由祖宗崇拜，儒家思想，明君政治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就是一个讲礼而不讲理，喜假而不求真的奇葩民族。这个民族正因为凡事只讲立场和利益，所以，逻辑和正义，科学和真理就无从在这个民族中间产生。
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毛泽东想改变中国人的国民性，然而，他不是用制度来约束人性，而是企图用斗争来重塑人性。这是因为他以高高在上的上帝的目光藐视一切人间的法律和制度，在他的人生哲学词典里只剩下“斗争”二字。所以，他不可能从西方的法治文明中汲取营养，他的上帝之路也只能在二十四史的废墟中扒拉出几块古为今用的秦砖汉瓦，明代琉璃。这也注定了文革失败的必然性。只有用制度才能把人性中的魔鬼的一面装进笼子，就像一千零一夜中那个渔夫从海里打捞的那个所罗门瓶子。这个所罗门瓶子就是就是制度，就是三权分立，就是宪政民主。没有它来做保障，企盼所谓的“明君”所谓的“大救星”，正如渔夫企盼瓶子中的魔鬼能给自己带来幸福一样既荒唐可笑又阴森恐怖。毛泽东用文革的手段撕破了儒家披在中国人身上的伪善面纱，取而代之的却是魔鬼的狰狞面目。
人性是上帝赋予人的本性，它只能制约而不能改变。任何试图改变人性的想法和实践都是荒唐可笑的，除了给人类自身带来灾难和给独裁者带来意淫的快感以外，注定都是瓜爪国里黄粱一梦。那些妄图改变人性的，多半具有极端的理想主义情节，在理想主义者眼里，别人都只是实现自己理想的工具，那些鲜活的生命不过是自己理想图景中跳动而又消失的音符而已，所以他们从来没有负罪感。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他们就是与撒旦签约的弥菲斯特，是人间的恶魔。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理想”可以忽视别人的生命，他们多半是独裁加残暴，而他们要改造的都是别人，他自己的人性并不在其改造之中，这与现在指责中国人素质低是一个套路，那就是除了自己以外其他中国人的素质都低。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名词叫：新人，如果前面再加一个动词那就是—塑造。
正如思想家波普尔说：“每个试图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的人，带来的都不过是地狱。”希特勒的“雅利安”之梦如此，斯大林的“苏维埃”之梦如此，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之梦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