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恩：网路制造了酸民，还是放大了酸民？

—-从研究结果可以推论说，假如要改善网路环境，要做的恐怕并不是禁止酸民发言，反而是要更加鼓励温和选民表达自己的看法！

◎王宏恩／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政治学助理教授

网路上的政治讨论，已经是当代人们参与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在讨论的同时，许多人也常常抱怨网路上的言论非常凶猛，到处都是酸民，讨论环境恶劣，仿佛根本达不到所谓的共识。但是，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难道电脑萤幕跟网路讯号有改造人类大脑的效果吗？对于政治科学家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英语世界通常用 “troll”一词表达网路酸民，而”troll”的意思也意指「山怪」。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今天菜市场政治学要介绍丹麦Aarhus University的两位政治学教授，于2022年在政治科学领域顶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最新文章：

Bor, A., & Petersen, M. B. （2022）. The psychology of online political hostility: A comprehensive,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mismatch hypothesi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6（1）, 1-18.

在这篇文章中，两位教授首先透过问卷调查各1500位丹麦跟美国的民众，发现丹麦跟美国民众跟台湾人的感觉类似，都觉得网路上的政治仇恨（political hostility）比网路之外的政治讨论还要严重许多，网路上酸民的比例大很多，使人们觉得网路政治跟日常生活政治如同平行时空一般。

在人们有这样的观察之后，要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两位作者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假设，并在之后透过实证资料验证哪一个假设比较受到资料支持：

第一，网路改造假设：人们在面对网路跟萤幕的当下，因为物理以及心理空间离其他人较远，因此比较难产生同情心，最后把人们改造成在网路上政治仇恨值较高、比较常在网路上口出恶言。

第二，网路选择假设：喜欢口出恶言的选民，更喜欢把时间花在网路上来参与政治，使得这些酸民在网路上更为活跃，进而使得人们觉得网路上酸民较多，但实际上网路本身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大脑，只是大家投入的时间不同。

第三，认知偏差假设：网路没有改变任何人的仇恨值、也没有改变任何人投入政治的时间跟倾向，只是同样的一句酸言酸语，在网路上看起来更为刺眼，因此让人们觉得好像网路上仇恨比较严重。

这三个假设乍看之下都合理，但背后的机制、以及可能的政策对应方式都有所不同，因此更需要实证资料来测试哪个理论更获得支持。

那要怎么测试这三个理论呢？在原文的前四个研究中，作者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调查：询问丹麦跟美国受访者在网路上以及网路外的政治言论仇恨程度、以及政治参与程度。假如网路跟萤幕真的改造了人们的大脑（假设一），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大群只在网路上放炮、在网路之外却完全不口出恶言的人们。假如网路没有改造人们、只是更吸引酸民花时间在上面，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发言仇恨值较高的人在网路上的政治参与大于网路之外（假设二）。

有趣的是，丹麦跟美国的案例并不支持假设一。在三波问卷中，丹麦跟美国的受访者都表示，在政治上口出恶言的倾向，在网路上以及网路外都是一致的，在网路上常放炮的人，在网路外也常放炮。两者是高度相关的，似乎没有一大群键盘战士（否则应该下图的左上角要有一大堆受访者）。

至于第二个假设呢？实证资料似乎支持，但支持的方式是间接的。在询问丹麦以及美国受访者在网路上跟网路外的政治讨论的频率时，两位作者发现那些政治仇恨高的人，通常动机是来自于想要透过互动而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status-driven risk taking），但这个动机高的人在线上跟线下的政治讨论的频率是差不多高的。简单来说，网路并没有让这群人变得更为活跃（下图右上角）。然而，实证资料却发现，对于仇恨值较低、也比较不追求地位的受访者来说，他们在网路上的政治讨论频率更远低于网路之外，因此在网路上更为安静（下图左下角的差距）。因此，就百分比来说，实证资料间接证实了假设二：网路上的确有较多酸民言论，但这是因为非酸民在网路上比现实生活中更为沉默了，而不是酸民更为活跃了。

而第三个假设，作者们则是同样在美国以及丹麦发送问卷，请这两国的受访者看一些新闻或是网路留言，两者都是内容完全相同的负面政治评论，但是一些发生在网路上、一些发生在网路之外。问卷受试者随机读到发生地点不同的负面政治评论，然后被要求评价一下这些政治评论有多负面。结果发现，人们觉得负面评论就是负面评论，没有因为发生地点不同就有所不同评价。换言之，这个实验并不支持第三个认知偏差的假设，人们觉得政治仇恨就是政治仇恨，没有因为网路而改变。

但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们受到另一个方法论上的挑战：搞不好人们已经接受网路上的政治仇恨环境（norm），所以就算一个受访者在问卷中说他在网路上跟现实生活中都有最高等级的政治仇恨（第一个跟第二个研究的发现，主观测量上数字一样），搞不好两者在现实生活的表现上有很大的差距（客观看起来发言仇恨程度不同）。为了排除这个可能的方法论挑战，两位作者（在实验七）又在美国跟丹麦分别招募了2000个受访者，并随机分派给他们看四种不同的情境：（在网路上or 在路上） X （针对移民的政治仇恨发言or 非仇恨发言），然后要这些受试者评论一下他们看到的发言的仇恨值有多高、是否不适当。结果发现，人们对于仇恨值或者适当程度的评价并没有受到该发言在网路上或网路之外而有所差异，而也发现受访者自身发言仇恨值越高的人，越会觉得该实验中的政治仇恨发言是适当的。因此透过这个实验，作者排除了前述结果是来自于人们在网路内与外有双重标准的方法论挑战。

结论

大家都觉得网路上仇恨言论比较多，台湾、美国、丹麦的受访者想法都相同，但这现象从何而来？在这篇研究中，两位作者列出了三种假设，并透过一系列的问卷以及实验，发现美国跟丹麦的实证资料间接支持第二个假设：网路并没有真的创造出更多酸民、没有把人的大脑改造，但是网路让比较温和的选民更为沉默，因此用比例来看网路上就有更高比例的仇恨言论。同时，作者也在后续又做了第八个实验，发现民众因为在网路上更常碰到不认识的人，也会更觉得那些仇恨言论来自于不认识的人，这些结果共同造就了人们对于网路负面言论的印象。简言之：网路并没有创造或放大酸民，而是缩小了温和的其他选民。

简言之：网路并没有创造或放大酸民，而是缩小了温和的其他选民。 （https://www.freepik.com/）

当然，这个结果是基于美国以及丹麦的受访者，是否可以类推到台湾，还需要更多的后续研究。但假如基于这个研究结果，我们可以推论说，假如要改善网路环境，要做的恐怕并不是禁止酸民发言（因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类似的发言，且大概会受到法律保障），反而是要更加鼓励温和选民表达自己的看法。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菜市场政治学 网路制造了酸民，还是放大了酸民？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