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说：在现当代社会政治理论中，争议最大而又无法绕过的概念，大概要数“民主” 。
伯纳德·克里克比我走得更远，他在《民主》一书中开宗明义就指出：“民主”(democracy)一词有许多含义，它不仅是一个“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最混乱不堪的词”。
尽管大家都在争相谈论民主，但对究竟什么是民主，如何评价民主，学者和政治家之间的观点不仅莫衷一是，而且常常针锋相对。
在克里克看来，这是因为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就承载着不同的社会、道德和政治内容”。
无论是喜欢民主、崇拜民主，还是怀疑民主、拒斥民主，人类的政治生活却又躲不开民主。用克里克的话来说就是，“无论如何，至少在今天，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它”。
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自近代以后，民主已经从一种少数政体变成多数政体，从原先的异常政体成为现在的常规政体，从源于西方的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从现实的政治生活变成了理想的政治价值。在当代世界，民主是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的主要来源，几乎所有国家都声称自己是民主国家。
对民主的争论，不仅存在于当今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中间，也贯穿于整个民主的思想史和发展史之中；不仅存在于不同政治体系之间，也存在于同一政治体系内部。
民主已经成为引发全人类思考的恒久性和普遍性的热点问题。如果把中外学者论述民主的书籍收集在一起，足可以装备一个不小的图书馆。要在一本只有六七万字的小册子中，全面阐述民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优点与局限，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克里克说，他“乐于接受写作本书带来的挑战”。现在看来，克里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克里克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62年的《为政治辩护》(In Defense of Politics), 该书使他一举成名，并且已经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的经典之作。《民主》作为“牛津通识读本”之一，初版发表于2002年，就其发行量来说，甚至超过了《为政治辩护》。毫无疑问，在所有关于民主的通俗读物中，此书是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
民主既是一种政治思想，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
要真正理解民主的真实含义，必须从三个维度对民主进行全方位的观察。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学家，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向读者传播关于民主的完整知识，就要明白无误地告诉读者：“民主可以是政制的原则或学说；民主可以作为一套制度安排或宪政手段；民主也可以作为一种行为类型。”《民主》一书的基本结构，正是围绕这三个部分展开的。克里克称之为“三头并进”。
从公元前5世纪雅典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以来的2500多年漫长历史中，就其绝大多数时间而言，民主并非一个“好东西”，相反常常被当作“坏东西”。
另一位英国政治学者说：“大约在1850年前的英格兰，民主一词多少被看作‘街头流血事件’或‘暴民统治’的同义语。”
民主是如何从“坏东西”变成“好东西”的？如何从古希腊的特殊政体变为世界政治的普遍形式？如何从一种现实的制度安排变成理想的政治价值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得不考察人类的民主思想史和民主发展史。
克里克通过简要评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卢梭、洛克、约翰·密尔、托马斯·杰斐逊、托克维尔、熊彼特、汉娜·阿伦特、奥威尔和罗伯特·达尔等人的民主观点，追溯了民主的思想史。
同时，他又通过评述雅典的民主、罗马的共和、英国内战与《大宪章》、美国独立战争与费城制宪、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共和等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简要地追溯了民主的发展史。
克里克对民主历史的论述，在《民主》一书有限的篇幅中占据了很大的比例。这一点体现了克里克对历史的以下信念：“要理解任何人类制度，必须先对此前发生的事有所了解，了解为何要创建它们，它们又是如何演变的。”
政治学探寻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最古老的基础学科之一，也是人类知识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相比，政治学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政治学者和政治思想家的现实关怀通常更加强烈。这是政治学由来已久的传统。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学视为“首要科学”或“主要学科”(master science)，因为它事关“共同体的善”，即事关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政治学不仅具有知识的意义，还有伦理的意义。正如亨廷顿所说，“政治学不仅是一门知识性的学科(intellectual discipline)；还是一门道德性的学科(moral one)” 。
与亨廷顿一样，克里克也传承了源自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西方政治学的悠久传统。他说：“如果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确实是欲望无限而资源有限，那么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才是主要科学(master science)。”
克里克退休前一直在大学研究和讲授政治学，是一个典型的学者。但与许多欧美的政治学教授不同，克里克特别注重政治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
他曾经担任过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的高级顾问，著有《社会主义》等重要政治论著，被公认是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
退休后，他又积极投身于英国的公民教育和苏格兰的议会政治，成为英国的公民教育权威和苏格兰的重要政治活动家。
从实践的角度来阐释政治，又用政治的观点去影响实践，是克里克学术生涯的显著特征。
在《为政治辩护》一书中，他别具特色地把政治定义为“公共的伦理”(ethics done in public)。
在他看来，政治就是“行动的政治”(politics of action)，而不是“思想的政治”(politics of thought)。
同样地，在这本小册子《民主》中，他所阐发的许多重要观点，与其说是纯粹的学术知识，还不如说是现实的政治劝诫。
他告诉读者，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也有其内在的不足。民主不是正义的化身，甚至也不是善治的同义语。
他赞同民主的流行定义，即民主是一种政治统治的方式，但他认为这种人民的统治并不自发地导致政治正义或善治。
在他看来，民主的价值在于，“这种制度允许在无处不在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之间做出和平的妥协”。
所以，克里克对民主制度始终有所保留，而不是一味地推崇。他说，这也是为什么他写了一本《为政治辩护》，而不再写一本《为民主辩护》的原因所在。
尽管民主不是十全十美的政治制度，人类也许永远不会有完美无缺的政治制度，但在迄今人类所发明和应用的所有制度中，民主相对而言是最好的制度。
诚如马克思所说：“在君主制中是国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则是人民的国家制度。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
克里克并不迷信民主，即使对民主的优点了如指掌：民主政治可以有效地限制专制独裁，公民在民主条件下有最广泛的参与，民主政治使政府变得更加透明，民主制度使信息自由传播，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民之间有高度的相互信任。
一言以蔽之，民主即使不是最理想的制度，却也是实现善治和政治正义不可或缺的制度。
克里克屡屡强调，民主不是善治的充分条件，却是善治的必要条件。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善治。
克里克最后引用美国著名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话，来表达他自己对民主的最终结论：“人的正义倾向使民主成为可能，人不公正行事的可能则使民主必不可少。”显而易见，克里克实际上不仅为政治做了出色的辩护，也为民主做了有力的辩护。
民主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任何国家的民主，都或多或少带有自己的特色，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民主制度；但任何国家的民主即使最有特色，也必然有其共性。
没有选举、代表、法治、参与、责任、自治等共同要素，也就无所谓民主。克里克深谙民主的这一要义。
在追溯西方民主思想史的过程中，他就发现有过四种不同类型的民主观，古希腊、古罗马、法国人和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
正如民主有其特殊性一样，现代民主同样有其普遍性。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普遍特性，克里克赞同达尔的观点，把“代议制政治、自由公正的选举、言论自由、信息独立、社会自治和广泛的公民权”视为现代民主的共同特征。
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现实条件，包括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现代政治文化、国民的素质、政治精英的作用、健全的公民社会、地缘政治、国际环境等等。
不具备必要的现实条件贸然推进民主，效果常常会适得其反，甚至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
克里克特别看重民主政治所需要的这些现实条件，他通过历史的比较后指出，以下这些现实条件对民主政治至关重要：“居民的角色、官方学说、典型的社会结构、精英的性质、典型的政府机构、经济类型、财产理论、对法律的态度、对知识的态度、信息的传播、对政治的态度”。
专制泯灭人性，专权导致腐败，这是政治学的普遍公理。
民主制度一个主要的功能，是通过分权制衡和轮换更替的约束，来避免专制独裁。然而，专制独裁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却又是人类所需要的，例如在外敌入侵或国内发生严重危机时。
克里克说：即使现代民主国家也无法回避这种必要性，即规定某种紧急状态下的权力。“独裁者”(dictator)等现在看来带有贬义的概念，原初则是中性的甚至褒义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人类是否需要“独裁者”，而在于如何防止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
社会危机常常产生独裁者，一旦紧急状态结束后独裁者仍然不愿放弃其独裁权力，应该怎么办？克里克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法律剥夺其无限制的权力。
克里克在论及古罗马的独裁权力时说，“如果他在紧急情况结束后恋栈贪权，或为了保留权力而人为地延长紧急状态，他事实上就被剥夺了法律的保护。如果能做到，任何人都有权杀死他。诛戮暴君是最为极端又是最大的政治美德”。
民主政治和民粹主义之间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它们几乎从同一前提出发，却最终走向了截然相反的终点。
两者都强调人民的主体性和民众至上，但民主政治坚守理性、法治和包容，民粹政治则诉诸情绪、排斥和敌视。
民粹主义始终是民主政治的主要威胁之一，民众的民粹主义情绪通常会被政治野心家利用，最终成为其专制独裁的工具。
克里克对此有高度的警醒，他用专门的章节来论述民主与民粹的关系。他引用阿伦特的话，将“人民”与“暴民”区分开来：“人民在政治上寻求有效的代表权，暴民则仇恨自己被排除在外的社会。”反观民粹主义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普遍泛滥，及其对西方自由民主的伤害，不能不说克里克在这一问题上有惊人的先见之明。
克里克教授已经在2008年离开了这个充满纷争的世界，他逝世后西方的民主政治遇到了新的重要危机，突出的表现就是不平等导致的民粹主义浪潮和信息技术对公民权的威胁。
但我相信他不会对此感到多少意外，因为他从来不认为民主可以包治百病，民主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
我也同样相信，他不会因此而对民主失去信心，因为他在考察民主的历史时早已清醒地洞察到，民主最契合人类的本性，它会在曲折中向前推进。
俞可平新作《帝国新论》：
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帝国主义还将长期存在
至今仍然做着帝国大梦的人们，其梦想必将幻灭，抑或将梦想成真？
最近，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北京大学讲席教授俞可平老师的新书《帝国新论》出版。
帝国新论
本书总结国内外帝国研究最新成果，弥补帝国研究以历史学为主，缺乏对帝国的一般性理论分析的缺憾，从政治学角度阐述、辨析、廓清了帝国的一些基本概念，总结帝国盛衰兴亡的普遍规律，并以亚述、波斯、亚历山大、罗马、蒙古、奥斯曼、西班牙和英国等八大帝国兴衰历程为例，讨论帝国的本质属性和典型特征，研判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这是一次对政治学与国家研究关键概念的全面廓清，更是一场对全球化与国际秩序过去未来的深刻反思。
作者的结论十分明确：帝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但帝国主义还将长期存在；任何国家，无论其多么强大，也无论其领导人或政治精英集团对帝国的梦想多么执着，都不可能成为昔日的帝国；任何复辟帝国梦想的企图都是对人类文明的根本性反动，也注定逃不出失败的命运。
精彩书摘
在政治学中，帝国既是一个旧问题，又是一个新问题。
说它是一个旧问题，是因为帝国是人类继国家产生之后最重要的权力结构，它至迟在公元前1300多年就出现了，人类政治生活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帝国框架下发生的，直到20世纪中叶它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古往今来，地球上已经消失或仍然存在的绝大多数国家，都曾经生活在这样或那样的帝国框架之下。
说它是一个新问题，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独立运动席卷全球，帝国不仅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且遭人唾弃，从一个褒义词变成了一个贬义词，除了口诛笔伐的批判，帝国研究几乎无人问津。
库马尔说：因为帝国被视作过去的遗留物，人们对历史的具体情节缺乏兴趣，包括帝国的治理原则、帝国的目标愿景以及帝国代表的这种特殊政治实体。于是，人们对帝国既反感，又漠视。
大家都认同，“帝国”一词自20世纪初就带有负面内涵，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殖民主义的浪潮中达到巅峰。今天没人会为帝国辩护，至少不会像过去那样，存在那么多传统帝国的拥趸。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指出的那样，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巨大冲击，人们对现存的世界秩序产生了怀疑，帝国的梦想又在许多人心目中死灰复燃，帝国又引起了学者们的重新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