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莉
出生于「反革命家庭」，结交异议人士
向莉：陈立群女士您好！请您先谈谈在中国的生活和思想变化。
陈立群：我父亲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老兵，在中共建政后镇反时，被扣上反革命罪，判了三年徒刑；母亲出生于工商业资本家家庭。我们家在中共建政以后就陷入了困境，经历历次政治运动，受了很多的磨难。我出生在 1957 年，3 岁那年我得了小儿麻痹症，右腿就残疾了。那时候正好我父亲被打成右派下乡，按照我妈妈的说法，我们身上也背着三座大山，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三座大山，一直生活在很压抑的气氛当中，几乎没有童年的快乐。
陈立群：在林彪坠机事件发生以后，我琢磨为什么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会是这个样子？就开始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了一些思考。 1978 、1979 年民主墙运动开始，那时候我 22 岁，很快就被这个运动所吸引了。我们杭州也有个人民大会堂，那个围墙上面有一块地方专门贴大字报，是老百姓讨论问题的地方。我就在人群里面转来转去，听人家发表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对政治有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门口，放着一个长的凳子，经常有人站上去演讲。因为一直在听人家演讲，有一次我没忍住，就站到凳子上去演讲了，主题是说「为什么会有社会不公？为什么我们要起来向政府提意见？为什么我们要来表达我们的不同观点？」我的小妹妹在人群中就哭起来了，她说，姐姐你下来，你这样会被抓起来的。我讲完以后，很多人鼓掌。我从凳子上跳下来后，我妹妹赶紧把我拉回家了。我发现当时有很多公安的密探，我们在那里的活动总是有人跟踪。我胆子挺大的，开始写大字报揭露密探，题目是「从那个没剪掉的小辫子到密探的小本子「，写了密密麻麻的一大张，白天又不敢去贴。就约了我妹妹晚上去贴。晚上九点钟，已经很晚了，妹妹骑着自行车把我带出去。我扶着自行车，我妹妹就爬到自行车的后座上面去刷浆糊，把那张大字报贴在了人民大会堂的大字报墙上面，然后就非常兴奋的回去了。那时候因为年轻、胆子大，老是想做英雄。第二天我们就去看，欣赏自己贴的大字报。大字报旁边会有人用圆珠笔、钢笔写留言。就有人留言说，能不能见面，什么时候，在哪里见面？这样我就慢慢地跟杭州的异议人士建立了联系。当时一些地下刊物从北京传到了杭州，然后我们就开始也创办了一个地下刊物，北京有个四五论坛，我们杭州就办了个《四五月刊》。于是，我们跟全国各地办地下刊物的人就有了联络，那个时候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战友。后来中越战争爆发，中共中央下了文件，把我们这些参与民主墙运动的人打成「两非分子」。所谓「两非分子」，就是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成员。从此我们就被打上了「两非分子」和「异议人士」的烙印。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介入了中国的民主运动，然后在全国各地结识了一大帮有识之士，也可以说就走上了一条不归的路。
陈立群：我从 1979 年开始参加民主运动以来，我经常被监控、经常被居委会、派出所民警盘问。到敏感时期，比如每年 4 月 5 日（因为天安门运动发生在清明节前后）我们这些人总是会被监控。 1979 年以后我做过很多事情。在 1979 年中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刚刚试行的时候，我去做了一名公民辩护人，在杭州帮一些刑事案件的被告，做辩护人。打官司打得不亦乐乎，一个20 多岁的年轻辩护人出现在法庭上为被告人讲话，在杭州很轰动，每天都有人找我做辩护。有一次我早上起来打开房门，家门口竟然有 11 个人在等我，想让我来帮他们做刑事辩护。我当时接了很多案子，我一边在一个手工作坊里面工作，一边帮人家做刑事辩护，从 1979 年一直做到 1983 年。有关部门对我的这种举动很警惕，他们想通过基层法院阻挠我，不让我出庭，不让我做辩护人。基层法院中有正义感的人就说：「为什么不让她做？」他们就说我违反四项基本原则。法院的人说：「陈立群在我们这里做得很好，没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他们也向我的当事人去了解，问我有没有索贿。每个人都告诉他们说：「陈立群从来没有向我们多要钱。」那时候接一个刑事案30 块钱，我拿40%，12 块钱，我要做很多事情，要去阅卷，要去监狱里面探访被告人，要去走访一些证人。他们就给我处处设置障碍。后来刑事案子一直到1983年「从重从快」的时候，有一次我办了一个大案，在法庭上跟一个浙江省检察院的副检察长，针锋相对的怼起来了。有人就跟我说，刑事案子暂时回避一下，不要做了。后来民法、合同法、专利法、婚姻法出来了，我就开始帮人打一些这方面的官司。我还在杭州办过经济合同法的培训班，辅导那些乡镇企业的业务员，教他们怎么正确的签合同。我还在杭州首创开办「经济法模拟法庭」，有原告、有被告，怎么辩论？当时电视台还采访过、报道过我们的模拟法庭。我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的，做得也很好，名气也越做越大。
再后来我就办了公司，是当时第一家民营企业。因为我懂法律，怎么样申请成立公司，怎样写报告、填表格，这一系列的手续我都懂，所以一些朋友就跟我一起做公司，名字叫「东方实用科技公司」什么的。但因为我一直被相关部门打压，公司经常被他们查封。我前前后后办过好几个公司，每次都是刚刚起头就被打下去。而且我办了公司，让那些因为搞政治没有出路的朋友进来。听说省里开会说，陈立群现在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从政治上打不开缺口，想从经济上打开缺口，企图从经济上跟他们搞对立什么的。所以我一直就不怎么顺畅。其实我做过很多的事情，我办过学校、公司、农场、苗圃，但是都没有什么大发展。在 1997 年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跟我说，你出国吧。我朋友他们在南美洲的一个小岛上做生意，我就办了护照，就跑到那些那个小国家去了。拿护照的时候，办护照的人说：「去吧，去了最好也不要回来了。」我在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国帮我的朋友做生意，从义乌小商品市场组货，把那些大陆的小商品运到那边去卖。
流亡海外，安身立命，不忘关心国内组党
向莉：您是怎样流亡到美国的？
陈立群：我做生意的时候，在海外和大陆之间，来回走了两三趟，又碰上 1998 年的组党。人家也不知道你是一个穷国家回去，朋友们总觉得我是从海外回来的，然后组党的事情就马上就找到我了。我这个人就是一点就着，一看组党是个大事情，应该可以做，就不顾一切的一头扎进去了。旅居西班牙的王策博士，是温州人，要回国推动组党，他要求我帮助联络组党的朋友。我把他介绍给组党的王有才先生，他们一起谈国内国外怎么联合起来，推动组党，推动在中国组建中国民主党，组建反对党。这件事情后来被当局查获了，我那个时候正好离开大陆，我是在1998 年10 月1 日离开大陆，到了南美洲的多米尼加，11 月初中共就开始镇压组党，把所有的人全抓起来了。我当时还是脑子不太清楚，我们筹集了 80 万人民币资金，在国内建了一家公司，打算在加勒比海去弄一个生意出来。黄河清、我的两位朋友和我，我们四个人在温州注册的公司。然后这四个人全部都涉及到组党，这个公司自然而然也就倒闭了，朋友也都被抓起来了。
1998年11月在多米尼加圣德多明戈。国内组党运动遭到镇压，陈立群被迫滞留多米尼加。
向莉：您到美国之后，生活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您是怎样来适应这种不同的？
陈立群：到了美国以后，我是两眼一抹黑。我在那些小国家我前前后后待了一年半，那里的生活很简单。到了美国以后，我一下子就是没有了方向。对我来说，我所有的长处都没有了，比如说我比较善于跟人沟通，但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就没有长处了；而我的短板就全部显现出来了，残疾、不会开车、语言不好。所以到了美国，刚开始我是有点恐惧的。怀疑是不是来对了，怎么生存都是一个问题。那时候就很努力地去找工作、办身份，也得到一些朋友的帮助，慢慢的就在美国立足下来了。
向莉：您到美国之后，家人支持您吗？
陈立群：我和我先生到美国有 20 多年了，我们的家人都没有移民到美国。在大陆的家人对我的做法，多多少少还是有点恐惧的。但是我的先生一直就跟我在一起，30 多年了，一直支持我。我和我先生是在 1986 年结婚的，他一直支持我。我是 1999 年来美国的，一年以后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我申请我先生来的事情就被耽搁了一下，一直到 2002 年我先生才到美国和我团聚。他来了。我的心才定下来，觉得万一没有工作，还有一个人旁边可以扛一把，这样就在美国留下来了。
在分别四年多以后，夫君获准来美团聚。
陈立群：很快我就在犹太人的珠宝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很稳定，而且假期也很多，所以我又有可以腾出一些时间来从事民运活动。我这前半辈子都是在做这个事情，到了美国以后，看看国内这样的情况，那么多人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还在做一些事情。而我们到了美国的人如果不做的话，会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他们，必须要去做。有一天，我跟一个牧师交流，他说他做得很累，但是他说他不敢不做，他觉得他有一种使命感，是上帝的给他的使命感，上帝在用眼睛看着他。我说我也是，我跟他的这种感受是一样的，我也不敢不做，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着我，怎么可以不做？ 「你自己到了一个自由的世界，你怎么可以撒手不管中国的事情？这个不可能。对我来说，我也做不到。」所以到了美国以后，不管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自己能够做的，我就尽量的都去做。
中国大陆民主党的组党活动被镇压
向莉：您现在是中国民主党的副主席。请您讲讲您到美国之后是如何坚持自己的理念并为之奋斗的？
陈立群：有人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异议人士），有些是苦大仇深的，有些是有瘾的、有病的。我大概是属于苦大仇生加上有瘾的。这个所谓的「瘾」就是一种理念。你不得不做。有时候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的经历，交的一些朋友，还有自己的性格，这三个因素加起来，让我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可能袖手旁观，一定要做一点事情才觉得对得起自己和朋友。这一生已经做了，已经付出了，没考虑过不做，也做不到。中国民主党是 1998 年 6 月在杭州最早发起成立的一个反对党。当年组建民主党的时候，大家讨论就是一个反对组织，这是一个全新的认知。因为中共建政以后，全力镇压反对意见，三个人在一起，可能就是反革命集团，几个人在一起说话，可能就是现行反革命。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也有一部宪法，宪法中还说中国人有有言论自由，是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还要颁发一个社团注册法、社团注册条例。根据社团注册条例，只要有50个人、5万块钱、一个办公地点就可以注册一个社团。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堂堂正正的来注册一个反对党？当时的这些思考都是非常好的。
陈立群：所以在杭州的一群朋友就「组党宣言」、党的章程写出来了。开宗明义就是说我们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建立宪政民主的新中国。宣称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执政的，要跟你共产党分天下，不可能让你永远这样独裁下去。 1998年6月25日，他们就把这些组党的文件送到浙江省民政厅去注册。当时，民政厅的人大惊失色，觉得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这么一帮人过来要注册成立反对党。注册反对党有三个人，我要提一下。一个是王东海，他是1979 年民主墙运动时期的一个代表；第二位是王有才，是八九民运21个通缉令上的学生之一，是北大物理系的；还有一个叫林辉，是当年1998 年的一个学生代表，由他们三个人领头去注册中国民主党。浙江省民政厅大惊失色，说这个事情我们做不了决定，这样吧，你们到政协去问。然后他们三个人就跑去政协，再去递交注册。政协这些老头老太看到这个东西更是吓坏了。他们说，材料放在那里，我们研究研究。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组建中国民主党的信息发到了全世界各地，也通香港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每天把组党信息往外发，同时我们就在世界各地撒传单，就是宣告中国民主党成立了，反对党成立了。
陈立群：当时正值克林顿访华、北大校庆100 周年，那个时候好像政治氛围比较宽松一点，所以一开始就并没有抓中国民主党的人，后来他们把王有才抓了起来，一个月以后又把他放了。一抓一放，这在以前的政治案件上没有发生过的，这么大的一个组建反对中共的反对党的案件，就把王有才抓了，之后居然又放回去了，改成监视居住，这件事情就对大家鼓舞很大。所以中国民主党从1998 年6月 25 日开始创建一直到当年的 10 月，全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不同的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委员会，大家还在想如何拓宽这个灰色地带，就是在等待批准申请的灰色地带，尽可能多的发展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据我所知光是在浙江富阳，就有一万多村民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党。共产党不会放着不管，肯定是要镇压的。但是当时就是有这么多的勇士，就是认为，只要有一点点空间，我们就会尽力，把自己的组织发展起来。到了1998年11 月当局开始大规模的抓捕中国民主党的骨干分子和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大概抓了有 300 多人，其中 200 多个人被判刑，当年那些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超过 1000 年。严加其先生有一篇文章，他在 2009 年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民主党人的千年刑期》。那个时候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等，他们都被判超过 10 年以上的徒刑。很多人被判五年、七年、八年的。在浙江积极一点的人全都被抓起来，都被判刑了。那一次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事实上可以说是对1979 年民主墙、1989 年民运，1998 年组党各地活跃的民主人士基本上一网打尽，贵州、湖南、天津、山东的民运buni朋友基本上一网打尽，非常惨烈，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元气，那人都在慢慢的变老。
王策博士（后中）1998年闯关回国联系中国民主党创党领袖王有才，被中共抓捕判刑四年。先遣特派员李力（后左）和策划人黄河清（后右）也先后被捕，陈立群流落多米尼加。 2010年黄河清癌症手术后，陈立群去西班牙探望，与三位老战友合影。黄河清先生和王策博士先后去世。李力也患有癌症。一世挚友，大半凋零。
作者》向莉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在北京生活，当过大学老师和画廊经理，后成长为人权捍卫者。在中国积极参与和见证了一系列人权事件，并成为中共「709大镇压」的受害者。 2017年流亡东南亚，因偷渡国境在泰国监狱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时光。之后被美国政府、联合国和国际NGO以人道主义为由救到美国。现生活居住在美国旧金山，从事人权相关工作。
来源：洞察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