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走后怎样：从文革到改革

随着21 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经济的飞速发展，各个学科纷纷开始探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这个「中国奇迹」背后的原因，并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冠之以「中国模式」或者「中国道路」以彰显其特殊性。秦晖也根据自己的理论对此给出了一套解释。研究中国改革往往要将改革置于 49 年后的历史视野中，不能忽略改革前的毛时代对后毛时代改革的影响。这里隐含的一点就是，搞清楚后毛时代的改革逻辑是建立在理顺毛时代的历史逻辑与相关史实之上。尤其是在分析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之时，当仔细研究毛时代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改革后出现的很多问题，不过是毛时代的类似问题在另一种经济政治情境下的变形，很多问题并不是在改革后凭空出现的。同时，秦晖将中国改革与苏联与东欧国家的转轨进行了比较研究，通过这一比较历史与比较政治研究，秦晖教授做出了极为出色的研究。在下文中笔者试图将秦晖教授对从文革到改革的发展逻辑做一下梳理。

改革前中国与苏联体制的区别就体现在《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之上，体现了中国的「长官命令式经济」与苏联的「科学计划式经济」的差别。借用高华教授对《鞍钢宪法》的研究来说，鞍钢宪法体现的是「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中心主义」，而苏联的《马钢宪法》体现的则是「技术中心主义」【 13】。毛时代的特色就是「不把『计划』当回事的、『大轰大嗡』的命令经济，『文革』时期尤其如此。」而苏联与东欧则是「现代工业文明扩张『科学主义』的一套理性计划经济体制。【14】」

于是转轨的关键与其说是走向某种体制，不如说是走出某种体制：

打破理性计划经济体制，势必要破坏计划平衡，但市场平衡又无法很快建立，就造成混乱，这个代价无论渐进激进都难免。但在中国，改革开始就是从无平衡的混乱中走出来，不仅市场平衡可以增加效益，引进理性计划平衡也可以增加效益。邓小平说改革最初就叫「整顿」，「整顿」并非走向市场，而是回复「修正主义」。其实就是放弃了大轰大嗡，搞了点苏式计划；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经济马上就有改善。而在本来就是计划均衡的东欧，当然没法搞这种招数。而他们那种「科学」的计划，一放弃就乱套了。换言之，越是「科学的」计划，改革前比大轰大嗡的胡闹效益越好，放弃它的代价也越大。而大轰大嗡的那一套是可以无代价地放弃的【15】。

在另一篇 2001 年有关清华校庆的访谈中，秦晖也提到了改革后「清华红色工程师崛起」的原因【16】。红色工程师的崛起同样与「走出长官命令经济」有关，在改革前以长官命令为核心，讲究政治挂帅的三十年间，红色工程师现象并没有出现。而当中国的改革放弃了点「鞍钢宪法」，搞了点「马钢宪法」的「科学计划」之时，清华的技术专家在治国方面的优势才得以体现，恢复到苏联的「专家治国」的「修正主义道路」上【17】。

同时，秦晖也指出，「一个非自由的经济共同体结构势必有两个职能，即它对人一方面是一种束缚，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保护。因此摆脱这种共同体也意味着两种『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与失去保护的『自由』。【18】」而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先开始，也是因为相比于中国城市中的工厂单位的保护加束缚的双重性，农村的农民更多的是受到人民公社的束缚，却未能享受到相应的保护，这也体现在在毛时代农村农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倾向「，一有机会就想分地单干。城市工人与农村农民在城市改革与农村改革之初对待「改革」的不同态度，不仅仅是改革政策实施本身的区别，也体现了农民与工人这两种身分在改革前的制度化差异与党国对这两种不同身分的区别待遇。

因为中国在毛时代整体制度的束缚更多保护更少，党的领导与命令主义更多科学计划与理性主义更少，因此中国的转轨相比于苏联更容易一些。但是「整顿」——「就命令经济的极无效率来反衬的效率改进」与「就人民公社的不公平来反衬的公平改进」——的作用到 90 年代都发挥得差不多了。正如秦晖所言，「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的国有企业，如果就管理水平而言，要比60 年代不知道要强多少，但是中国90 年代的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要比60 年代严重得多。这就是说，通过加强理性计划的途径，来取得增益这样一个过程···通过『整顿』就可以实现改进。这个过程，实际上到了90 年代已经差不多了，要完结了。【19】」但这样的「国企整顿」也带来了另一个后果，就是对私人企业的挤出。正如黄亚生所说，「在20 世纪80 年代，以及直至1997 年左右，政府策略的主要动力在于改革国有企业，但是，它的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强国有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为了实现后一个且标，政府设计了政策、行政方法和法律基础，使大量的资源流动起来，并引导向国有企业，其直接代价是以国内私人企业为牺牲的。【20】」

而在80 年代初国有经济基础薄弱的省份，以及各个省内远离国家控制的地方，这些地区没有国有企业与可以依靠，于是「温州型」私有的乡镇企业和「苏南型」集体的乡镇企业都发展起来，「这一特征表明：90 年代中期以前乡企发展的最重要『优势』，与其说是最能利用市场机制，不如说是最能摆脱行政控制，无论私营型（如温州）还是集体型（如苏南）乡企，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共同的。而在不发达与发达地区这一点也基本相似。」而在这些经济过程中涌现的基层的宗族势力，与其理解为「封建复辟」，不如理解为一种与国家权力异质的社会力量的出现【21】。秦晖的这一解释对我们理解「乡镇企业崛起的原因」这一发轫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典命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的新角度。而且这一论断也往往在无意中被其他学者的研究被佐证。例如社会学家沉原研究了河北省一市场的起源，他就发现，「在一个经济和政治上高度集权的社会中，各级行政区划的交界处最易形成权力和控制的盲区，因而格外有利于新因素的成长。新经济往往率先在这样独特的生存空间中萌生出来。对于BG 市场来说，地处三县交界是它在较早时期得以存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因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初生的新经济因素变得游弋不定，从而有可能逃脱国家权力捕杀的罗网而保全下来。【22】」

90 年代末的中国笼罩在「下岗」的阴影里，就像王兵在他的纪录片《铁西区》中拍的那样，色调是昏黄沉重的，「铁饭碗」不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持久，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 「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1999 年，黄宏在春晚小品《打气》里的这句台词颇为讽刺地把工人被迫接受的转变表现成了「工人主体的能动性」 。而对待这一历史，持「左派」立场的人则认为下岗的痛苦是资本主义改革的错，要避免这种痛苦，我们就要不改革，回到「社会主义大锅饭」去；而持「右派」立场的人则认为所谓的下岗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必要的痛苦，为了深化改革，我们就必须要一部分人去承受「改革的成本」，而很不幸国企职工就成了成了成本的承受着。在这两种想法中，都有一个预设，那就是「国有企业是国家财产」，却忽略了「国有企业属于全体人民」这个只在列宁式党国宣传中存在的定义。既然如此，国家不过是国有企业的「看守者」与「管家」，而非国有企业的所有者，要「抓大放小」与「私有化」必须得经过「财产所有者」的同意，否则便成了「监守自盗」。也就是说，在国有企业实际的「私有化」过程中，是一个「卖家缺位」的交易过程。

在逻辑上解决这个悖论无非只有两种途径：一是把国有资产公平量化给国民(如东欧一些国家出现的「证券分配法」) 以产生初始「卖方」，然后由他们来交易；二是建立以公共选择——监督机制(即民主机制) 为基础的委托代理关系，使「看守者交易」成为合法的「代理交易」。 ···这就提出了在决策领域亦即行政领域建立公共选择、公共授权、公共监督机制的问题。如果「看守者交易」无需授权也不受监督，那就很难避免这样的产权改革变成「监守自盗」。相反，如果建立了这样的委托代理关系，在规范化的代理交易中正如通常的市场交易那样，定价与买主 (「能人」) 问题都是好解决的【23】。

与之相对应的，也就是秦晖坚持的前共产党国家经济转轨时更应该坚持「诺齐克的正义观」，财产的最初获得需要来源清白，财产持有过程中的每一次转让也都要是自由、公正的，并且持有的正义必须是可以追溯的完整链条，只要其中一环是不正义的，则此后的即使每次交易都合乎公正，其结果也不正义【24】。秦晖同时也指出，在转轨中可以坚持民主的「公共选择」坚持「民主分家」，哪怕老百姓稍微吃点亏也不会对这种分配不满【25】。如果在转轨中未能坚持这样的正义观，则以「不公平的伪竞争」为特点的「改革」很易激起人们对「反竞争的伪公平」的怀念，于是又陷入了「鬼打墙」一样的怪圈。

王兵纪录片《铁西区》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中国的全球化」与「全球的中国化」

进入二十一世纪，「2001 年的两件大事标志着改革开放进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入世』的成功使中国大踏步地进入全球化过程，而『9· 11』事件及随后的全球反恐使西方注意力聚焦于伊斯兰地区，淡化了中美矛盾，促进了双方合作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政治环境。两者都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空前的推动作用。【26】」但是这种「全球化」并未如同设想的那样改善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推动中国向民主宪政政体转变，或者改善职工的福利制度。反而在 08 年金融危机后，中国靠着自己的四万亿大放水迅速走出经济困境，反而使中国树立了「中国模式」的「道路自信」。如果说以前中国还有学习美国的地方，而如今中国先美国一步走出危机，则让北京领导层不再这么想，反而树立了对「中国特色」的信心。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不仅北京领导层自己对自己的特色道路充满了信心，就来国际上也出现了一幅吊诡的画面，「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 27】。这里「低自由」与「低福利」的合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部分——「低人权优势」【28】。

但国际各派别羡慕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则是另一回事，在宪政民主的约束下，纵使国家领导人有心效仿「中国模式」，也很难取得成功【29】。当然，中国的「低人权」并不意味着纵向比较来说中国的人权没有进步，尤其是与毛时代的列宁式政党一党专制相比。正如秦晖所说：

我在自己的文章中也指出中国的人权是「纵向有进步，横向有落差」。 「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这种「优势」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 30 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因此我对改革的进步性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30】。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中国成了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自由市场与福利国家也面临着「中国模式全球化」——「低人权优势的全球化」——的威胁， 「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与「中国模式和平演变美国模式」的威胁【31】。秦晖在2008 年如此预测，「一种既缺少个人自由也缺少福利保障的体制，在『只做买卖不问其他』的条件下不仅仍然可以在这种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甚至可以表现出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优势』。这种体制下崛起的经济体如果足够庞大，它将在全球化中迫使全世界的福利国家降低福利标准，同时也迫使自由国家重树贸易壁垒，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32】」十年后的2018 年，特朗普发起了对华贸易战，拜登就职后依然坚持了其前任的政策。

如何走出秦制的怪圈？

秦晖曾提过一个概念，叫做「问题殖民」，即将西方国家现在所面临的问题误以为是我们面临的问题【33】。而所谓「民族国家构建」、「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中国的中产阶级」等命题皆属此类「问题殖民」的产物。当然，这种「问题殖民」自是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无意误置，更多的则是「体制化的有意误置」。党国在生产这种「假问题」上发挥了制度化的作用。各类人文社科近期都开始提倡所谓「本土化」，一个个不是去寻了孔子儒家「整理国故」，便是去寻了毛泽东「把革命找回来」或是「把阶级找回来」。作为局外人观之，所谓的「本土化」不过是制造了一堆假问题，毛泽东从未远去，有从何提起「把它找回来」，这么说不过是为党国扩权寻个由头罢了。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更是一个生产了一堆「学术垃圾」与「学术泡沫」的话题。这个话题的古老传说版本就是「好的都是皇帝，坏的都是贪官」，而在如今「西学东渐」情况下，自然是要更新换代，「好的都是党国体制一心为老百姓着想，坏的都是市场经济私有制剥削人民」。而转头去寻孔夫子的「国故」更是「历史虚无主义」，且不提传统的「儒表法里」结构，就连曾经象征「中国传统」的「宗族」亦是一种「近代化的产物」【34】，而非什么「中国的本土性」。而由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 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所掀起的「民族国家构建在中国」相关话题，更是为「发明历史」做了很大的贡献。与「民族国家构建在中国」往往同时出现的另一个命题就是「皇权不下县」，「国家政权的力量只延伸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传统乡村只靠习惯法与伦理来协调，国家很少干预」，而县以下则是由宗族乡绅等血缘关系所连接。于是，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则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且不说在各个帝制王朝的初年至其繁盛期，国家从未试图放松对基层的控制，更是通过各种手段来完成这一目的【35】。就连杜赞奇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在历史逻辑上都很难说是正确的。秦晖对杜赞奇的批评很肯切：

以这样一种眼光看历史，晚清至民国的乱世国家对乡村基层的缺乏有效控制便被看作「传统」的常态，而国家强化这种控制的努力则被视为由「传统」向「现代化」迈进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然而这个进程与我国历史上多次重演的「乱世 – 治世」进程究竟有何异同？晚清- 民国政府对乡村基层的控制有限，但在那样一个乱世，中央对省、县各种军阀与地方势力的控制不也很有限么，难道那就可以证明「传统」的国家权力达不到省、县一级？而历代王朝在恢复大一统治世的过程中强化对地方以至基层的控制，是否也具有「现代化」的「民族国家建构」意义呢【36】？

要跳出「秦制敌过的怪圈」，就意味着我们要提出「真问题」——也就是如何走出秦制，而秦晖曾说的一句话也为「何谓真正的本土化」做了回答，「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37】。

笔者学识尚薄，虽欲总结秦晖教授的诸多思想，奈何力有所不逮，多有处疏漏谬误之处，并未对其南非研究、第三部门研究与历史与思想史等多处研究进行总结。且笔者多处对秦晖教授思想加以个人解读，还望读者可以加以鉴别，若要详加了解秦晖教授本的人思想还应以其原文为基础，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13】高华：鞍钢宪法的历史真实与「政治正确性」.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00 年 4 月号。总第五十八期。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58-200001046.pdf

【14】秦晖：又十年后回头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再版序。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版). 2012. P1-22；秦晖对崔之元相关研究的批判参见：秦晖（卞悟）. 「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 —再问崔之元先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6 年 8 月号。总第三十六期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6-199605006.pdf；也可参见：秦晖. 「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问崔之元先生。 2013. 共同的底线。 P189-214. 秦晖对「新左派」相关理论批判参见：秦晖（卞悟）. 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1996 年 2 月号。总第三十三期.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033-199601020.pdf；也可参见：秦晖. 淮橘为枳，出局者迷——中国式的「新左派」理论及辨析。 1999. 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 P156-176.

【15】参见秦晖：又十年后回头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再版序。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修订版). 2012. P10-11.

【16】Joel Andreas 在他的《红色工程师的崛起》（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出版于2009 年）一书中同样研究了该问题，但作者不仅对毛时代历史的理解存在「诸多暧昧之处」，也未能把握49 年后的党国体制中「政治资本」持续的主体性。

【17】秦晖：愿人文清风育我菁华——清华校庆答客问。 2002. 思无涯 行有制.P213-220

【18】参见秦晖：又十年后回头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再版序。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修订版). 2012. P10-11.

【19】秦晖：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 2002-11-21 第 84 期《世纪大讲堂》. https://youtu.be/TnGDX_ct1bc; 文字版可参见秦晖。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凤凰卫视第 84 期世纪大讲堂。 2004. 实践自由。 P82

【20】Huang, Yasheng. Selling Chin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8；中译参见 [美] 黄亚生。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 2005. 新星出版社。 P162.

【21】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演进的再认识。 1999. 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P387-388.

【22】沉原：市场的诞生。市场、阶级与社会：转型社会学的关键议题。 2007.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P108.

【23】秦晖：破解「卖方缺位」的悖论——国有资产如何公正地退出。 2004. 实践自由。 P99；也可参见秦晖：「卖方缺位」与政治体制改革。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31127

【24】秦晖：自由与公正的底线之上——罗尔斯、诺齐克与布迪厄三人祭。 2004. 实践自由。 P125-133.；秦晖：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更新时间：2008-03-05 00:27:46. http://m.aisixiang.com/data/17856-5.html ;秦晖：不讲逻辑的「经济学」——关于公正问题的经济学论争。 2013. 共同的底线.P144-188.

【25】参见秦晖：又十年后回头看——《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修订再版序。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修订版). 2012. P14-16.

【26】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更新时间：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27】参见同上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

【28】秦晖：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更新时间：2007-11-02 10:31:48. http://m.aisixiang.com/data/16401.html；秦晖：再论「低人权优势」：兼答相关批评(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第374 次双周论坛（2008 年11 月21 日）上的发言) . 更新时间：2009-02-13 18:46:01.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4829 .html

【29】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更新时间：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30】秦晖：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更新时间：2010-09-27 11:02:42.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36235-3.html

【31】秦晖：21 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兼评《21 世纪资本论》. 更新时间：2015-07-03 10:20:07. https://www.aisixiang.com /data/90079.html；秦晖：二十一世纪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遗产。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2018 年 6 月号。总第一六七期。 https://www.cuhk.edu.hk/ics/21c/media/articles/c167-201805007.pdf；与此相关的「昂纳克寓言」参见秦晖：「昂纳克寓言」. http:/ /m.aisixiang.com/data/110805.html

【32】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更新时间：2008-09-10 14:29:54.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0687.html

【33】秦晖：「警惕『问题殖民』：西学东渐中的问题误置（讲座）. 2009 年11 月11 日晚6:30. 缩略文稿见：http://economics.efnchina.com/ show-2206-33326-1.html ; 讲座视频见：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kE5K653tyA

【34】秦晖：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传统中国社会及其现代演进的再认识。 1999. 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P377-384.

【35】萧公权。中国乡村：论 19 世纪的帝国控制。 2014.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鲁西奇： 「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56(4): 74-86.

【36】秦晖：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更新时间：2005-07-30 10:12:51.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7823-3.html; 也可参见秦晖。 2013. 共同的底线。第一版。 P309.

【37】秦晖：求索于主义与问题间。更新时间：2006-12-31 12:43:23.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2468-2.html

来源：中国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