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十年代的过来人，都不会忘记当年的体育热、兵乓狂、女排疯，集体无意识的疯狂，是个体被「国家」、「民族」这些巨兽呑嗤的时代，今天全世界最厌恶的「中国民族主义」，就是借着体育在那时建构起来的；今天的〇〇后、二〇后是不是只为足球骂街？我不知道。但是，习近平遗传了江泽民胡锦涛的自卑症，逢到运动会一定要大张旗鼓，以「举国体制」张罗，出一口「东亚病夫」的恶气，则是肯定的。当下的「愤青们」知道骂茅台、国宴，如习近平以价值128万的茅台酒招待金三胖，被揶揄为「滴血的茅台」；还有他为季辛吉办午宴的奢靡，其含义其实都不在奢侈浪费，而在美酒佳肴中的自卑，是从当年的「体育热」转换而来的——与西方争速度，升级换代为对国际社会的「战狼外交」，和对集权寡头的豪宴与迎奉，如最近开灵隐寺打破「千年规矩」迎中东独裁者阿萨德，那是做给全世界看到，他们的自卑，就在于认定所有人都吃这一套低俗作为。 】

球赛在中国是政治物件，如毛泽东跟西方的媾和，是从乒乓球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禁绝大部分门类的艺术，独尊京剧，搭配体育，跳起寂寞的双人舞。不知道是不是秦始皇焚书坑儒那会儿还没体育，所以它能在两千年之后溜号？这竟然构陷了世界乒乓球男子单打冠军庄则栋有染「红都女皇」江青，成为文革后期脍炙人口的黄段子。

新中国的体育，是一枚「雪耻」的温度计。中国近代思想史，原本是近代耻辱造的孽，委实延续出一段新中国续篇，或可称一部《「东亚病夫」摘帽记》，却丝毫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要知道，「东亚病夫」这四个字构成的耻辱，藏在历史记忆并不深远处，却控制着近代以来华夏民族的潜意识。这个词的出现，最早据说是1896年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上，乃西人泛指「落后国家」，其意与「个人体魄」原本无关；却是我们的「如椽大笔」梁启超，1903年发表〈新民说〉，首次用它来说国人；1904年曾朴用它作笔名，开始发表、出版《孽海花》（至1941年止），也跟体质虚弱相联系。显然，这是国人给自己扣的一顶帽子。

「解放后」，中国要出「东亚病夫」这口恶气，所以前十七年的国家体委主任是元帅级的贺龙，他同时兼任军委常务副主席，掌兵权的管体育，可见其功能。但中央领导人对足球赛都很情绪化；六四年国家队输给巴基斯坦，贺龙一怒之下竟将其解散；八一足球队出征前，外长陈毅（也是元帅级）对队员说：你们要赢巴西队，「我陈毅就给你们磕头!」邓小平要看电视转播足球赛，下令中央电视台晚间八点不准插播新闻；九〇年亚运会中国输给泰国，邓竟打电话责问万里： 「怎么搞的，我们这么个大国连泰国都打不过啦？！」

政客（国家领袖）不一样，中国球迷跟英国球迷绝对不是一个种类。北京学生闹事之前，早有球迷闹事；中国政治危机的先声来自球场，只是没人读得懂。八五年北京工人体育场的「五一九」球迷骚乱，我们不妨把它当一个起始点，生发出两条平行的轨迹：一条是从这绿茵地，延伸到几年后的天安门广场，空间变得更阔大，模式则从球迷骚乱转变为街头政治抗议；另一条则是衔接到「鸟巢」，空间没有广场阔大，但是「雪耻」的含义浓烈到了顶点，几近凯旋式。

用电视对民众灌输爱国主义之滥情是中国电视的一贯作法。 1961年4月，使电视和乒乓球同时在中国暴得大名的一场国际比赛——第26届世界乒乓球赛，至今令中国人记忆犹新，整个所谓「祖国话语」都是在那时被植进心灵的——庄则栋的勇猛、李富荣的稳键、徐寅生十二大板扣杀星野、丘钟惠绝境一球扳成女单冠军等，这些仿佛是命运的决战，当年都让中国人如醉如狂。

北京当时约有一万架电视机，几乎每架之前都拥挤着几百人。 1981年第36届世乒赛，中国囊括了全世界七项冠军，一时仿佛「拔剑四顾心茫然」，老百姓开始对乒乓「小球」没兴趣了，中国的乒乓球也由此从顶峰跌落。

同一时期，中国人正为他们的「大球」苦恼。足球不争气，连亚洲都冲不出去，让球迷们痛苦万分，电视台每转播一次都要闹事。突然，1981年中国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夺得第一个中国大球冠军，此后又「二连冠」、「三连冠」，成了民族英雄。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争夺「四连冠」，最后一局即将决出胜负时，实况转播突然转为「新闻联播」，观众勃然大怒，怨声四起。后来中共「十三大」开幕新闻专题，同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的关键一战转播时间冲突，中央批准把时段让给球迷。

1981年乃中国人的体育年。 3月20日，中央台通过国际通讯卫星实况转播世界杯排球赛亚洲预选赛，中国男排反败为胜，击败南韩获小组冠军，电视转播之后，北大、复旦、科大学生立即在校园游行，高呼「振兴中华」——这个八○年代最煽情的口号，便是一场体育赛事的电视转播所引发的民间产物。那天还有人跑到复兴门广播大楼门前高呼「中央电视台万岁」。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什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灵感就来自「五一九」的工体骚乱。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弥漫着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摘自拙作《屠龙年代》）

（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