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进入调整期,中国社会各阶层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分化与挣扎”

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分化与挣扎,收入下滑、就业萎缩使不同群体陷入生存困境,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也日益激化。分析各阶层的现状,可以看出中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十字路口,需要进行深刻反思。

• 底层阶层的困境

(一)农民工生存面临双重压力

经济下行直接打击就是农民工群体。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制造业订单下降,不少农民工失业或被迫承担降薪。另一方面,生活成本特别是房租上涨压力巨大,原有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生计。更重要的是,大多农民工需要向家乡父母和子女汇款,这进一步加剧了生存压力。在双重压力下,许多农民工不得不承担更长时间和更苦难的劳动,才勉强维持生计。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疫情期间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也面临较大的就业压力。数据显示,2022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低于30%。当前经济环境下,大企业校园招聘意愿明显降低,而灵活就业的岗位报酬也在下滑。一部分毕业生被迫选择继续学习或回家务农。农村家庭的期望也让这部分青年人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

(三)中年家庭“断供”现象

在疫情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下,出现了较多中年家庭“断供”的情况。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上半年,全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余额(未偿还贷款总额)已经达到18.5万亿元,同比增长15.7%。在3月-5月,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达到了2.48%,创下历史新高。

这些家庭早年通过高杠杆融资置业或创业,现在不得不面临供款压力。由于收入减少和失业率上升,大量中年家庭已陷入“断供”状态,影响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上升。而中年人找工作也较为困难,无力偿还贷款导致的断供使这些家庭后续生计更加困难,陷入无助的境地。这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忽视的社会问题。

• 中产阶级的分化

(一)三大来源面临滑落

中产阶级也面临分化压力。第一类是专业人士,他们靠专业背景谋生,但经济下行导致行业需求减少,这类中产面临收入下滑和失业。第二类是系统内人士,如公务员、事业单位,这类群体也受财政收入减少影响,收入和福利在缩水。第三类是靠房产增值入列中产的群体,房价下跌也导致这部分人财富缩水。

(二)留宿者生存状态窘迫

在中产阶级分化过程中,还留在原阶层的人也生存日益艰难。为应对收入下滑和经济不确定性,他们不得不缩减消费,停止投资,提前偿还贷款等。这些保守行为又反过来消耗内需,加剧经济下行。留宿中产的消费者信心和社会信心张进一步下降,生存状态极为窘迫。

富裕阶层的选择

(一)部分人财富继续增加

相比其他阶层,富裕阶级受经济下滑冲击较小。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居民财富增速居各国之首,新增财富超过3万亿美元。他们大多拥有金融资产,在利率上升的环境下资产继续增值。另外他们具备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疫情期间减少消费支出,因此积累更多财富。这部分富裕阶层的财富总量在经济下行过程中继续增加。

(二)部分人选择出走

但富裕阶层也存在分化。2022年上半年中国境外房产投资额同比增长超60%。部分富人选择“run”出国,主要有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既得利益者,担心权力更替影响自己利益。第二类是思想自由主义者,认为当前环境限制了言论自由。第三类是看衰中国前景的务实主义者。数据显示这三类出走者多来自富裕阶层。

• 不同阶层的心理困境

(一)底层阶层失望焦虑

经济下滑直接打击了底层人口,他们陷入对现实的失望,也对未来生存产生焦虑。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31个大中城市的就业形势指数均处于收缩区间,青年人和农民工的就业压力明显。失业、生计下降的双重压力让穷人对改善生活的希望减弱,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又无可奈何。这种失望加焦虑的心理状态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

(二)中产阶级战战兢兢

中产阶级也生活在不安中。调查显示2022年上半年,超六成城市中产减少了非必需消费。他们担心在收入分化下滑入低收入阶层,又忧虑缩减消费后生活质量下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失去保障,他们不敢置业买车,精神上倍感压力。这种悲观和保守心态使中产阶级成为经济下行的制动器。

(三)富裕阶层的社会担忧

富裕阶级也存在一定的社会担忧。在经济形势和社会结构变化之下,他们担心获得感和安全感受到影响。一方面,宏观经济趋缓可能让部分人面临资产缩水的风险;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转型也使一些人感到迷茫和不确定。这种多方面的担忧导致富裕阶层心理上倍感焦虑,也促使个别人选择了移民等方式来规避风险。如何使不同阶层均能在变革中找到稳定感和安全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农村贫困加剧

(一)县域经济困境

当前,中国多数县域经济陷入困境。数据显示,全国80%以上的县级政府存在财政困难。仅2021年,全国县级政府债务余额就达20万亿元。大量县域依靠举债和中央转移支付维持财政收支。同时,人口外流导致劳动力减少,2009-2019十年间,中国村庄减少超过100万个。县城经济持续萎缩。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村地区的全面贫困,自2010年以来农村贫困发生率已经连续上升。

(二)公职人员没落

农村公职人员群体也面临没落。据报道,2022年上半年,全国就有10多个省份出台了县域政府机构改革方案,裁减县级机构超过15%。湖南、江西等省去年下发文件,要求各县级政府减持不动产并减免房租,精简机构编制10%以上。县级财政收支矛盾导致机构裁员、工资减薪成为必然。原本稳定的铁饭碗也面临消失。大量农村公职人成为新的弱势群体。

(三)留守弱势群体生活艰难

在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生存状况尤为艰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约2.67亿,其中约8000万独居或留守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大幅减少的情况下,这些留守老人失去主要经济来源。而农村养老保险参保率也仅为38%,保险金仅160元/月,难以为生。贫病交加导致留守老人生存极度困难,是农村最大的弱势群体。

总之，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均面临不同程度的分化与挣扎,底层阶层和农村地区的贫困尤为严重。这既是长期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问题爆发,也与疫情期间的错位调节政策相关。短期内各阶层的心理和生存困境难以迅速缓解。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扩大内需,提振市场信心,并重点照顾弱势群体,方可逐步化解各阶层的危机,重建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社会整合面临新一轮的挑战,需要积极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