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也有难民潮。因为在大陆旁边还有三个华人的社会——台湾、澳门和香港。台湾有海峡天堑相隔,常人只能望洋兴叹;于是,只有澳门和香港可逃,尤其是香港。中国的难民潮主要就是逃港潮,其前赴后继,英勇悲壮,并不亚于柏林墻。
1997年,两个深圳人创作了一首歌《春天的故事》。歌中唱道:“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这位老人是指邓小平。“在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是指在广东深圳创办特区。 如今,创办深圳特区一事被说成是邓小平的高瞻远瞩,神来之笔。其实,这件事在很大程度是被逃港偷渡潮逼出来的。
官方也承认,自中共建政以来,深圳——仅仅是深圳——发生过4次大逃港事件。第一次1957年前后,反右运动后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初期,其中一次就外逃 5000多人。第二次1961年大饥荒时期,一次外逃1.9万人。第三次1972年,2万人。第四次1979年,撤县建市初期,参与越境7万人,最后外逃 3万人,而当时的宝安县全县的劳力才只有11万。
从 这4次大逃港事件发生的时间看,前3次都发生在政治压迫特别严厉、经济形势特别恶劣的时期。可见逃港者是为了躲避迫害,寻求自由,躲避贫困,寻求富裕。唯 有第4次例外。按说,1979年的中国,政治上相对宽松、经济上开始活跃,各方面都在朝好处转变。为何偏偏在这时逃港者的数量激增?原因就在于,正因为当 局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偷渡香港不再是可怕的政治罪名,所以敢于尝试的人就大幅增加。
最 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5月6日,那一天,在广东深圳的边防前哨,突然聚集起近10万来自广东各地和宝安城乡的民众,形成数十条凶猛的洪流扑向边 境线,边防军人束手无策,向天鸣枪示警也没有用,几个哨位一下子被争先恐后非法越境的人流吞噬了。原来在几天前广东各地城乡广泛流传一个谣言说:在英国伊 丽莎白女王登基当天,香港实行大赦——凡滞港人士可于3天内向政府申报香港永久居民,深圳边防将在当日“大放河口”,容许大家自由进入香港。“于是,成千 上万群众几乎在同一时间涌向边境,在长达6公里的边防和海防线正面,实施了‘人海战术’式的中间突破,来势汹汹,实在骇人。仓皇中,离乡背井的人们满怀心 事、一脸泪光,拖儿带女步履踉跄地越过边界,任凭前来阻挡的边防军人和干部们千呼万唤也不肯回头。翌日,1979年5月7日,长达20公里的海面上,漂浮 起数百具尸体,喧闹的边境突然万籁俱寂”。
有 两个小例子很说明问题。深圳南端的沙头角镇有5000多人,30年间向香港流动累计1万人,等于是两个镇的人数。深圳有个罗芳村,河对岸的新界也有个罗芳 村。两地人均收入相差100倍。新界本来没有罗芳村,居住在这里的人竟然全是从深圳的罗芳村逃过去的。6、70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就是监视三偷:偷 听地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从中央到地方,严防死守,保持高压状态。但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30 年间,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逃港人数到底有多少?迄今没有准确数字,官方数据说参加外逃的将近12万人次,逃出的6万。一位名叫刘宝树的当地老人估 计,外逃成功的有30万,参加外逃的不下于100万。 就这样,一边是自由加资本主义,一边是专制加社会主义。两边的对比是如此触目惊心。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假如大陆不是太大太大,香港不是太小太小,中国大陆 的共产党政权恐怕早在30年前甚至更早,就被难民潮冲垮了。 在这种逼人的形势下,中共当局顾不上什么主义了。
时 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就对宝安的官员讲过:“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管他什么主义。”于是当局决定在深圳开办特区。特区之特,说穿 了,就是引进资本主义。这一点在中共高层中间是心照不宣的。我听说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袁庚奉命到广东深圳的蛇口, 创办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蛇口工业区。袁庚是深圳人,30年前他曾以解放军炮兵团长的身分带兵“解放”深圳。在赴蛇口就任前,袁庚的儿子问父亲:30年 前你带兵占领深圳,把那里的私有制变成公有制; 30年后你又到那里去搞特区,要把那里的公有制变回私有制。你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袁庚沉吟半天无语,然后说:唉!总不能让中国人老是这么穷嘛!
1985 年春天,我去广州开会。会议期间,在蛇口工业区工作的朋友邀请我去了趟蛇口。这位朋友开车带我来到海滩。他告诉我,就在前几年,还常常有偷渡者的尸体被冲 到海滩上。后来我看到官方的一则报道提到,在80年代初开发蛇口工业区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这就是说,仅仅是这一次被发现的偷渡者死亡 人数,就大大超过了东德28年间(1961-1989)因翻越柏林墻而死亡人数(239人)的总和。
“我是流氓我怕谁?” 1979年邓小平访美,卡特总统对邓小平说,他很关心中国人移居国外的权利。因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只有那些允许本国居民自由移居国外的国家才有 资格得到最惠国待遇。邓小平当场就反问卡特:“好啊,总统先生,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两千万,三千万?”卡特想不到邓小平竟会如此回答,一时间无言 以对。 一般来说,自由离境权对一个恶劣的专制国家会构成严峻的挑战。只是在实际上,对于不同的国家,这种挑战的严峻程度大不相同。国家大,人口多,相对而言,它 对于老百姓“用脚投票”的承受能力就要强一些。所谓“店大欺客”便是这个道理。另外,不同的民族,其适应外国生活的难易程度也很不一样。纵然在美国这样具 有高度包容性的国家,华人也始终是较难融入的民族之一。种族、肤色、语言、文化等差别所带来的问题,非身临其境者往往容易低估。因此,中国人来到西方,常 常会产生“梁园虽好,终非久留之地”或“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之类的感觉。就算国门大开,一去不返者也不会太多。毕竟,台湾、澳门、香港都太小,就算 它们对大陆移民来者不拒,也容纳不了多少。这就和东德的情况很不一样。东德只有1600万人口,若是走了十几万几十万有才能有干劲的人就形同一场大失血。 再说一墻之隔的西德,既能够、也愿意接纳来自东德的难民同胞,东德人到西德也没什么适应上的困难。所以,1989年秋天东德发生的难民潮,引起朝野震动, 最终竟成为东德民主化的导火线。
值 得注意的是,邓小平在回答卡特问题时讲到的输出难民,以后竟成为中共应对外界批评的一种模式。例如在六四之后,中共领导人也是这样对西方国家首脑们说:中 国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否则就会天下大乱(?)。到那时,会有几百万、几千万,乃至几亿人逃离中国,逃向全世界——“你们受得了吗?” 且不说这种说法的谬误虚妄,单单是那种态度,不就是活脱脱的“我是流氓我怕谁”吗?
转自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