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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承受暴力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命运,那外在条件与环境的力量则使人双眼蒙蔽,看不见这个事实。强者从来就不是真的那么强,弱者也不是处于绝对弱势,但双方都不晓得这一点。 ──Simone Weil,The Iliad, or The Poem of Force

滥情的「反战」通常有两个主张,一是出于素朴的护生理念,反对一切可能的杀戮形式,坚定信仰护生,可能会让一个人成为激进的素食主义者,或者是反堕胎论者,而素朴的护生论者往往对价值的取舍选择回避,如果单纯不愿看猫狗受苦,就会天真以为喂食流浪动物应该不会影响野生动物栖息,所以,除了宣示个人的某种良善,这类主张基本上没有任何社会实践的智识意涵。

另一种精致一点点的反战论述,则倾向指出战争中不为人知的受害,主流战争宣传中无视与忽略某些人与地,他们深受战争所累,然而其苦难却无从得到「承认」 。持承认论述,通常具有左派关怀的反战主张颇具吸引力,毕竟它揭露了被排除与贱斥的生命,承平时代的人们很难想像,仰息在战后东亚的种种「前线」地带,究竟是什么样的光景与生命经验?因驻军需要而打造的大大小小「基地」对于大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势所必然,而为此惶惶的众生则往往不在决策者的考量中。

危殆的生命

因为性别领域的开创而闻名的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911事件之后,积极投入了对于战争的思考。 2004年出版的《危殆生命》(Precarious Life,手民出版社译本做「危脆生命」)与2009年出版的《战争的框架:生命何时能被哀伤》(Frames of War: When is Life Grievable? )两本著作,所反思的主题都是「战争之后」(after-war):媒体如何报导与讲述战争?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有所分别的打造受害的形象?以紧急状态为名的政治法理是如何扭曲以致战争机器遂行无限期羁押与虐囚等等。


巴特勒。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在彼时的舆论中,巴特勒并不讨好。对于举着「义战」大旗扬言摧毁恐怖组织,重建世界秩序的阵营来说,巴特勒难免被归入「反战」之流;然而巴特勒对于某些执迷于阴谋论与「美帝」的「左派」也没有好感,这些人将911事件视为美帝军工复合体长年输出战争体制,自作自受的报应,在巴特勒看来,这种美帝反战论与拥战派其实一体两面,相信美国的武力与认定恐怖组织有理,都不过巩固了对于暴力的迷信,从而并没有诚恳面对战争真正的核心问题:逝去与悲伤。

全球义战与美帝自业的论调都认定,某些生命的逝去尽管无辜,仍是大局不得不然,也由于无从透彻某些政治真理,悲伤于是看起来滥情,别无公共意义。如果生命的逝去值得哀悼,那是因为它必须具备某种被认可的价值,也因此战场上捐躯的生命,会比因为不适战事而自戮的生命更值得被刻在纪念碑上,前者能被公开的哀悼而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后者则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值得死去、不值得活着、不值得被记住的生命。

迷信暴力的全球义战派与美帝自业派都有一套大局观,一套鉴别生命价值的框架,框架在内者是值得公众哀悼纪念的生命,于外则是纯粹的耗费,虽然遗憾但也只能如此。美国彼时的拥战与反战争论,看似针锋相对,实则共享对生命的危殆(precariousness)差别化评估,有些生命的危殆被最大化,仿佛恐攻在挑战主权之余也严重威胁了人民,但事实上在后911时期逝去的生命中,因酗酒而溺毙在浴缸的死伤远远多过恐攻,然而他们的危殆却被不成比例的最小化。美帝自业派往往与素朴的护生理念合流,然而如果撤除全球的所有美军基地,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和平还是更不安全?答案不言而喻。

如果生命的危殆程度有赖于某种框架的评估,巴特勒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安全的承认论反战派,她并不否认我们的情感规范应该更敏锐于对于生命在不同具体脉络下的危殆,然而,她并不认为危殆单纯是承认框架的效应或作用。之所以说承认论的反战主张是安全的,是因为没有人会否认应该用更包容的框架承认生命在不同脉络下的苦难,没有人会否认应该通过赋予这些被主流排斥的生命另一种「主体性」。

但巴特勒对于身份政治一向是警惕的,她曾经说「酷儿指的不是身份」,严守主体性界线的身份政治往往无能对共同生活的政治伦理提出更有想像力的愿景,主体、身份、主权与暴力会不会其实都是同一件事,都需要展演某种强势,因而也就无能摆脱或大或小的战争零和回圈。

自始幸存的生命

「危殆生命」更深刻的意涵在于正视悲伤可能具有的公共意涵,不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情,而是借用佛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对于逝去无时无刻都无从过去的忧郁。这是巴特勒的「反战」论述有别于素朴护生论与承认论的基进(radical)之处:生命并不是因为死亡的凝视、漠视或无视而成可哀悼或不可哀悼的生命,生命自始即幸存,自始即为脆弱的幸存者,危殆的生命不只出现在承认的感知规范所不纳之处,更在于无可想像之处。如果习近平的穷兵黩武让台湾的人民成了危殆的生命,卷入大国争霸的美军基地周边居民也是不被承认的危殆生命,而或许比较难以想像的是,那些以为可以透过对台战事尽雪百年国耻的中国人民,其实也是危殆的生命。

正是在看似事不关己,看似足以展演主体与主权强势之处,危殆的生命如影随形。从巴特勒的「战争之后」时期开始,她开始引入法国哲学家勒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他者哲学」,其中他者与主体不对称的伦理关系,被巴特勒解读为一种「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y)的共感共存,我之为我的主体受制于非我的主体,而彼此都有摧毁与被摧毁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与危殆之中,我们紧紧与另一个人被捆绑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人都是危殆的生命。

支撑巴特勒基进反战立场是一种基进的存在本体预设:造成危殆与脆弱的社会经济关系是法政哲学与政策需要关注者,因为它往往是不平等的根源,然而危殆与脆弱也在一个更本体的意义上是所有生命相互依存的条件,巴特勒将这个本体范畴称之为「身体」,身体意味着肉身、脆弱与能动,从古典传承而来的共和理念一直尝试将身体做出切割以区别公领域与私领域,然而对巴特勒来说,那些一直被打发到私领域或市场经济的活动,实际上因为支撑着在公领域现身的身体,因而同样具有政治意涵,鄂兰之所以能把城邦成年男子的活动视为政治参与的原型,那是因为他们不会饿肚子,鄂兰所说的「显现」指的是公民的言说、立场的展演乃至于论辩书写,然而这些看似自然的能力都以身体能现身为前提。

由于危殆与脆弱不单只是不被承认的消极缺陷,它们是生命的「即身性」(bodily)面向,以及与他人相互依存的根本境况,哀悼失去的悲伤也就具有了积极的公共伦理意涵,正如巴特勒在《危殆生命》中所说,「悲伤首先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纽带,此一纽带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相互依存状态与伦理责任」。

主体的强势以及必然依存于他人的弱势相伴而生,这是巴特勒解读勒维纳斯知名的「脸孔」意象的关键线索:他者的脸孔同时透露了杀戮欲望以及「汝勿杀」的呼救,主体暴力与对他者之伦理责任一体两面,正视哀悼逝去的悲伤所具有的公共性,于是具有翻转暴力强势与他者弱势的潜能。

狂噪暴烈的「非暴力」

与素朴的护生论不同,诚恳如巴特勒的「反战」从不避讳面对暴力元凶结构。 「反战」从来都不是,也不应该是放弃抵抗束手就擒,或者天真以为满足勒索就能避战,巴特勒所提出的「非暴力」(non-violence)一词经常让人望文生义而误解,它并非「和理非非」,「非暴力」的否定意涵是否定那种将生命的危殆区别分别的暴力,某种程度上,「非暴力」一点都不「和平」,相反,它一定是某种狂噪的状态,如巴特勒自己所说,「和平是一种与暴力的积极斗争,没有尝试要抗衡的暴力就不会有和平。和平所命名的是此一张力,它在某个程度上始终都是一个狂暴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以非暴力之名所进行的暴力。」

街头的抗争是巴特勒眼中最典型的反战反暴力场景,抗争中的人们处于一种非常处境,必须随时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同时也要想方设法突破各种封锁,以及阻止警察暴力,人们走上街头的诉求是集体克服某种生命情境的危殆,然而却是通过脆弱的展示,「脆弱没有奇迹般、英勇地转化为力量,此处出现的是一种要求(demand)的传达,得到支持的生命才能如是续存下去」。

「反战」对巴特勒来说不只是对某个事件的良善表态,后911时代的「战争」已经不再限于战场上的国家级对抗,战争与治安的界线更为模糊,例外状态的常态化是主权藉由治理机制卷土重来而彻底扭曲的过程,它以「安全警戒与紧急状态」为名,成为「国家主权的新模式」。

后911时代,我们既非公民,也非战士,而全是潜在的危殆生命,其典型是关塔那摩湾羁押营中被关押的囚犯,他们的生命脆弱,但不被承认,身为人而不具有公民权利,是《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塔利班成员,但不被认定是「战俘」(因为「没有战争」),所以其羁押不受公约约束。

「无限期羁押」是战后之事新「律法」(nomos):法律与法治(rule of law)退位,「法律自身的司法权限被限制与悬置」,而主权在治理性的纯粹方法与战术场域中,卷土重来,它「不再是一种在正当性前提下的一致化权力,以及保证政治体制代表性地位的权力形式,而是一种无法的特权权力,名副其实的流氓权力」。

在无限期羁押的事例中,悬法暴力流氓般的强势在于它彻底无视生命的危殆,敏锐的读者不会流氓般的把巴特勒的批判视为单纯的「反美帝」,如果关注关塔那摩湾羁押营的反战论者,对于习近平治下中国的各种类集中营无动于衷,甚至声称「不懂中国」,显然不只是伪善了。巴特勒基进的反战立论有一个精辟的洞见:强权暴政无一不否认脆弱,在习近平的「中国梦」中,没有人是危殆脆弱的生命。

其实,「反战」是个假议题,某些反战主张放到1938年的世界,就是:(1)承认德占苏台德区、关东军占东北的现状;(2)谴责英美经济制裁希特勒与日本;(3)反对大国对抗,特别法国中国应该忍让;(4)国家预算不应用于备战。显然只有纳粹分子才敢理直气壮说出这些主张。

然而,一种诚恳、基进的反战立论依然是可能的,它不畏惧暴政,不会声称不要惹强权,更不会把人民自发的抵抗视为不自量力,它倾听受压迫的声音,把危殆生命集结展演脆弱的「狂噪」力量视为对强权暴力的颠覆。

《危脆生命》是这样一本真正诚恳反战的著作。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书名:《危脆生命》
作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出版社:手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萧育和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来源: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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