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书局出版 2023 年 9 月 29 日 来源：思想坦克

政治极化

造成一国之内或各国之间收入与财富不均的原因有很多。然而，政治上最受欢迎的一种解释，是把少数不幸者当作多数幸运者的牺牲品。惯常的解释如地理、人口或文化等，都不及此论述更具政治吸引力（无论该论述事实上对因果关系有多少影响）。

看起来，任何一个社会不管是贫是富，总有地方（无论是哪里）能找到更高的生产力并投入使用。但这也只是看起来。当某些群体在种族或社会上不同于其他人（尤其是在贫穷国家内），却拥有高于其他人口的技能或经济历练时，就会面临严重的问题。

从经济角度来看，此一处境对具备更高生产力的人口而言，无疑为宝贵的机会，他们能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好让整体经济变得更具生产力，为绝大多数的人口带来益处。此外，具备此类人力资本的人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社会中的其他个体可以习得人力资本，无论是透过一起共事、对更具生产力团体的观察，或在教育机构内学习这些技能等。知识是少数几件可以被转移、且进行转移者并不会因此失去些什么的事物。

然而，就政治角度来看，情况却完全不同。如同第三章所述，当更具生产力的群体在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时，会带来明显的经济成果差异，并引来较不成功者的怨恨。许多落后国家的政治领袖，皆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

一名马来人领袖就曾直率地说：「无论马来人能做什么，华人都能做得更好且更便宜。」这也为实施有利于马来人的优惠政策提供了政治上的合理性，而这个举动换句话说，就是在歧视马来西亚的华人。这位政治领袖也观察到：

少数马来人（数量至今仍非常少）已经变得富裕，但他们靠的不是自己，而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获得绝大多数贫穷马来人的支持。看起来，贫穷马来人的努力，似乎让他们之中的少数者坐收渔翁之利，而贫穷的马来人什么都没有得到。但倘若这些少数者没有变有钱，那些贫穷的马来人也别想变有钱。能住在大房子里的还是那些华人，并认为马来人只配帮他们开车。由于这些稀少的马来人富翁，让贫穷的马来人至少可以说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只能为非马来人服务。就此种依旧强烈的种族自我意识来看，马来人财阀那不甚光明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此种反应所牵涉到的不仅仅是贫穷或嫉妒，而是「怨恨」。倘若问题只是出于嫉妒，将很难解释马来人对同为马来人的有钱苏丹所抱持的骄傲。这些苏丹比马来西亚华人更叫人嫉妒。苏丹还有可能变得更富有，但他们的财富并不是来自个人成就，而是靠继承。但无论是在马来西亚或世界各地，个人成就对他人自我意识的威胁，甚至比继承还要严重。

另外，在美国，洛克斐勒家族（Rockefeller）的三位继承人当选了三个不同州的州长，而两位罗斯福家族遗产的继承人，更当选美国总统。绝大多数以难民身分来到美国的亚洲移民，许多人在初来乍到时身无分文，英语更是破破烂烂，却努力拼搏，从底层一路爬到小康，而他们的孩子课业优异，一路进入最优秀的大学，但却是这些人，威胁到那些没能善用机会的美国落后族群的自尊。

来到美国亚特兰大的韩国移民，担任仓库管理员的工时每周平均六十三小时，其中还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周工作八十小时或更久。在纽约，韩国蔬果商会在每天凌晨四点就到批发商那里购买蔬菜和水果，这让他们有机会选到品质最棒的蔬果，并省下其他蔬果商必须支付的运送费。

来自这些亚洲家庭的孩子，在课业上也展现出同样的工作态度，并因为自己优异的学业表现而引起他人的憎恨，如同世界各地那些高成就者，往往会引起该国其他落后族群的憎恨般。在纽约与费城的公立学校内，亚洲家庭的孩子长年被黑人同学殴打，有关当局却几乎不闻不问，也不曾试图阻止，媒体更没有为此发表任何一篇愤慨的社论。但是当知识分子所偏爱的族群被批评时，这些媒体就会立刻高喊着「种族歧视」。

如同当前来到美国的亚洲移民，在过去不同时期移民到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黎巴嫩人和日本人，一开始也没有什么钱，却有着雄厚的人力资本，也借此获得成功，但也因此挑起了比他们早来到此地、却没能像他们那样善用机会者的怨恨。在一国之内，也可能出现相同的社会现象，某些族群移居到国内另一地区并获得成功，却引来他人的憎恨。印度各地的马尔瓦里人和孟加拉人、鄂图曼帝国内的亚美尼亚人，还有奈及利亚的伊博族、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皆为此类社会现象的例子。

许多国家内，都能见到为了保护多数族群的自我意识，而不惜牺牲经济或其他利益的政治优先考量，从而让经济体内拥有最好的技术与才能的人无法获得施展。一九六○年奈及利亚独立后，北部豪萨－富拉尼族的政治优先考量，就是想办法赶走来自南部的伊博族，后者在英国的统治下主宰了专业且讲求技术的职业。尽管没有能力相当的北奈及利亚人可取代伊博族的工作，伊博族还是被逐出了北奈及利亚，且这些驱逐经常伴随着致命的暴力。而这些职位最后只能靠雇用欧洲专家来代替。

同样地，当罗马尼亚于一战后取得同盟国的领地时，这些领地上包括了某些以德国文化或匈牙利文化为主的大学。即便当时绝大多数的罗马尼亚人是文盲，无法替补德国人或匈牙利人的职位，但罗马尼亚政府还是将赶走德国人与匈牙利人作为政治优先考量。一九七○年代，乌干达将亚洲人驱逐出境的举动，导致了乌干达经济崩溃，因为几乎没有能力相符的乌干达人，足以取代那些来自印度次大陆、在商业领域中打滚数世代的人。

这些并非偶发事件。来自伦敦政经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专攻第三世界经济的杰出发展经济学学者彼得‧鲍尔（Peter Bauer）指出，这些国家普遍出现「迫害最具生产力的族群的行为，尤其当这些人是少数时更是如此，甚至可能会被驱逐」。

无论这些更具生产力的少数者如何替一个贫苦的国家带来益处，他们无与伦比的成就威胁了落后大众的自尊，且经常挑起强烈的憎恨。在玻利维亚，一名有着原住民血统的恐怖分子在被问到为何要从事恐怖攻击时，他回答：「这样一来我的女儿就不必当你的女仆。」当捷克斯洛伐克在哈布斯堡君主国于一战结束后瓦解而得以建国时，新捷克领导者的其中一项政策，就是优待捷克人，这意味着对德国人的不平等待遇，也让捷克人与德国人在未来的三十年里，经历一连串重大悲剧。

倘若贫穷或嫉妒是最根本的问题，那么追求更具生产力的经济，并将生产技巧传授给没有这些技巧的人，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但这些都无法消除身为较劣等者的难堪与憎恨。对那些心怀憎恨者来说，光是提高生活标准并不够。站在憎恨者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就是把那些优势者拉下来。即便将那些幸运者杀死，也难消心头之恨。他们必须承受肉体折磨与个人耻辱，好将他们拉低至与那些攻击者同一水平──或什至更低的层次上。这是相当常见的模式，无论这些暴力行为的受害者为菲律宾境内的华人、鄂图曼帝国下的亚美尼亚人、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或卢安达下的图西族等等。

菲律宾的华人也是较具生产力的那群人，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也导致他们成为暴力攻击的对象。如同一份国际研究所指出的：

在菲律宾，有数百万名菲律宾人替华人工作；但几乎没有华人替菲律宾人工作。华人主宰了社会上每一个工商产业，全球市场更强化了华人的主导地位──当外籍投资者想到菲律宾做生意时，他们几乎只跟华人交易。除了少数腐败的政客与某些西班牙混血的贵族家族，菲律宾的亿万富翁几乎都华人后代。相较之下，几乎所有低贱的工作都由菲律宾人来做，所有农夫、帮佣和擅自占地居住者，都是菲律宾人。

该份研究也指出：「每年都有上百名华人被绑架，几乎总是菲律宾人犯案。许多受害孩童会被残忍地杀害，即便已经交出赎金。」

一份鄂图曼帝国的研究提及了发生在一八九四年土耳其暴徒大肆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悲剧，其行为包括「用刺刀杀死男性，强暴女性，将孩子砸向石头」。一九一五年，发生了一场亚美尼亚人的死亡游行，有数千人断送性命，许多妇女被剥光衣服，被迫以此种方式走进城里。

二十世纪晚期，卢安达发生胡图族对数十万名图西族的大屠杀，其情况也近似如此。年幼的孩子经常在双亲面前被杀害，先是砍掉一条手臂，再接着砍断另一条。一名联合国官员报告：「他们会用砍刀在其脖子上划一刀，慢慢放掉孩子的血，同时趁他们还活着时，用刀砍下其私处，丢到吓坏的父母面前，后者最后会被迅速杀掉。」

此种残暴反映了无法透过提高人均GDP来消弭的恨意。埋藏在骇人报复行为背后的，不只是单纯的嫉妒，而是憎恶──恨那些人的成功将难堪的处境强压给他们，让他们感到受伤。

此外，还有一项让人疑惑且不安的事实是，那些对他人做出可怕暴行的人，过去数年、甚至是数世代以来，总是与受害者和平共存，直到后者最终成为他们宣泄的目标。 《印度时报》（The Times of India）就提到，在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三年间发生于孟买的跨种族暴力事件中，「正是结识已久的邻居开始血腥的杀戮」。

此种令人不安的现象引发了令人警惕的疑问：那些种族或民族间表面上关系的「缓和」，到底有多么可靠？这些现象同时点出，或许只要出现些许催化剂，就可能唤醒这些骇人恶行背后的情绪，且所有人都无法预知催化剂何时生效，即便是在最平静的情境下也可能发生。而这个催化剂可以是特定事件或是某位特别有技巧的煽动者。

当斯里兰卡于一九四八年成功独立时，国内与国外的观察者都认为，其国内主要种族间都有着良好的关系、甚至称得上「友好」。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多数族群僧伽罗人与少数族群泰米尔人间，并未出现任何暴行。来自此两族群的菁英们都受过良好教育，并和平共处在同一块西化的飞地。

尽管如此，在斯里兰卡于一九四八年摆脱英国统治并独立不到十年，野心勃勃的政治家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olomon Bandaranaike）为了赢得总理位置，企图让多数族群僧伽罗人对抗较为成功的少数泰米尔人，策动族群分化，并升级成暴力冲突，最终掀起长达二十五年的内战，双方皆犯下难以言喻的恶行。班达拉奈克就是那个催化剂。如同其他国家内许多扮演此一致命角色的人一样，班达拉奈克本人绝非那些受苦的穷人。他出身优秀，善于为自己的政治企图煽动他人情绪。

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的探讨，经常表现得仿佛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国家非常贫穷，并缺乏提升生活标准所需要的技术与知识。根据协助第三世界进步的政策来看，给予金援、实体设备和拥有技术的专员，似乎就是答案。但许多贫穷国家其实拥有可推动经济的人力资源，只是这些人力资本往往面临着难以克服的政治障碍，更不用说为了避免少数者获得异常突出的成绩或回报，而减少让少数者将技能自由施展于工作上的政治激励措施。

世界各国的发展极为不同，但无论是第三世界或经济更好的国家，还是多数人具备更高技能或少数人具备更高技能的国家，那些企图取得领导权或选票的政治家，为了赢得落后族群的支持，经常会提出以下四点：

1.向他们保证，落后绝对不是他们的错。

2.向他们保证，他们的落后是因为某些在他们心中早就对其抱有嫉妒与怨恨的部分进步团体所导致。

3.向他们保证，落后团体与他们的文化就跟其他人一样优秀。

4.向他们保证，社会经济与利益的「应得份额」是落后团体所需要且应得的，有时辅以某种程度对过去不公义事件的补偿，或给予「大地之子」原住民特殊奖励。

市场上的经济竞争能让那些信念与现实不符者，在经济上获得惩罚，但选举中的选票竞争，则是让那些主张不同于主流的人，在政治上获得惩罚。此外，种族或民族领袖也会不计代价孤立自己领导的族群，即便孤立就是导致世界各地许多族群陷入贫穷与落后的最主要原因。

在那些落后族群集中于特定区域的国家内，这些族群的领导者更有动机将他们从更进步的区域分裂出来，如同斯洛伐克从捷克斯洛伐克中独立出来，以及东巴基斯坦从巴基斯坦中分裂并成立孟加拉那样。尽管他们会因为不再隶属于经济体更进步的一部分而遭受经济损失，他们的领导者却能因为成为一国之主，而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并从中获益，也有充分动机在此一独立国家内提倡民族自尊，无论这么做会让人民在经济上更好还是更坏。人民或许也可能在心理上获得益处，摆脱在经济与社会上总是差人一截的难堪与耻辱。

在那些政治局势不允许分裂的地方，落后族群的领导者则有充分动机鼓吹文化孤立，如同美国有些地区的法律或政策，规定必须用西班牙语教导西裔学生，即便他们的家长更希望孩子接受英语教育，好帮助孩子在美国的社会与经济体制下发展。

所有美国种族中，文化上最为孤立的，或许就是美国印第安人的后代，他们仍住在保留区内，享有极高法律自治权，人均收入却低于黑人、西裔或其他没有继续留在保留区内的印第安人。自一九八○年以后，住在保留区以外的美国印第安人（占美国印第安人大宗），其人均收入略高于西裔美国人；与此同时，住在保留区内的印第安人，其人均收入则大幅低于美国黑人与西裔美国人，甚至不到全美人口平均收入的一半。然而，保留区内的美国印第安人领袖们，却小心翼翼地捍卫自己的特权，并在保留区的印第安人之间，鼓吹延续那遗世独立的文化。

种族或民族领袖自然有动机去谴责进步族群是导致他们落后的主因。进步族群对待落后族群的态度，并不总是恰当且得体，因此，落后族群的领袖总能找到许多地方可怪罪，而这些事甚至不需要是导致进步族群与落后族群在经济、教育或任何方面出现落差的原因。

在特定情况下，某些进步族群确实是导致落后族群落后的主因。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族群在经济或其他方面比较成功，就有这样的先验（a priori）假设。即便在进步族群恶劣对待落后族群的地方（就像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经常发生的），也依旧无法证明只要没有进步族群的存在，落后族群在经济上的发展就会更好。

古罗马人对待被自己征服的古英国人非常恶劣。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是导致英国人落后的原因。事实是，英国人在罗马人抵达此地并征服他们以前，就是落后的，这才让数量较少的罗马军队能彻底压制人数众多的英国军队，无论是在战争当下，还是之后罗马人的压迫导致大规模英国人起义时。为了镇压反抗势力，罗马人屠杀了上千名英国人，领导起义的女王为了避免遭到罗马人的报复，更自行了断。但在现代，即便如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样的大不列颠爱国主义者，也会说「伦敦归功于罗马」，因为古时候的英国人还不具备创造出此等城市的能力。

在世界各地不同时期下所存在的奴隶，没有人会认为他们总是能获得公平的对待。因为有太多留存下来的证据指出事实就是如此。今日生活在美国的黑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有共同的祖先，但前者的生活水准远高于后者，并非偶然。这绝不能追本溯源地合理化奴隶制，就如同因为罗马征服者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获得优势的西欧人后代，也不能回过头来证明罗马人残酷镇压的行为是正当的。

同样地，如今落后的个人或族群，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落后，归咎于祖先曾经遭遇不公义的对待，尤其当他们因为这些不公义而能于此刻享有意外的文化益处。 「道德」谴责不等同于「因果推论」，尽管这两者经常被结合成一个在政治上足以魅惑人心的议题。虽然在政治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结合道德与因果来解释经济差异，但世界各地许多山地人们之所以陷于贫困，并不是因为有人冲上山抢走他们的财富，而是因为自始至终，山地里的人们制造出来的财富就比较少。西班牙人掠夺印加人的财富，则是一桩可怕的例外，就经验来看并非常态。

关于过去，我们唯一能明确指出的就是──历史不能改写。当过去与现在的国际局势都显示，与同代人建立并维持好的关系是种挑战时，某些人却想像自己能承担改写历史的艰巨任务，不挑起活着的人之间的危险对立，纠正早已作古之人的错，这着实令人难以置信。

作者为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现为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曾在康乃尔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校教授经济学，亦曾担任政府部门经济顾问。其研究主题从经济学涵盖到历史、种族、社会政策、思想史，并以自由主义保守派的立场为媒体撰文，着有《谬误与真相》、《伪歧视》等著作三十余本。索威尔向来擅长用理性、客观的角度分析复杂的社会议题，即便身为美国黑人，他仍极力反对黑人特权，认为福利政策正是阻碍族群进步的主因。其一生获得许多荣誉，包括法兰西斯．鲍伊尔奖（Francis Boyer Award）、布莱德雷奖（Bradley Prizes）、美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肯定其在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成就。

书名：《谁制造了贫穷？ ：史丹佛经济学家对贫富不均的思辨》
作者：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出版社：三民书局
出版时间：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