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5 6 月, 2024 1:03 上午

来源/出处:各界导报 今日头条

 八十八岁的刘道玉先生是武汉大学的第21任校长,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大学校长,曾是全国重点大学最年轻的校长。他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营造了1980年代武汉大学独特的校园文化。在全国率先实行学分制、主副修制、双学位制、插班生制、自由转专业制、导师制、学术假制和贷学金制,使这所老牌大学焕发出了青春活力。《其命维新》是他的第二部自传,蕴意深刻,这位著名教育家希望今人能够借鉴曾经的教育改革经验,将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持久深入地推进下去。


易中天,留校任教一波三折

  易中天是全国著名的学者。他的学问跨越文学、美学、语言学、戏剧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是当代名副其实的全才。可是,他的成才和治学却颇有些传奇的色彩。他赶上了大好时代,虽然没有大学本科学历,但他以同等学力考取了武汉大学古典文学的硕士生。然而,他研究生毕业后,却遇到了学非所用的麻烦。那么,他是怎样被留校任教,又是怎么一步步地走上了治学道路的呢?

  这要从一个电话说起,真是好事多磨!

  1982年初夏,全国恢复高考统招的首届大学生和研究生,都面临着毕业分配的问题。当时,招生与分配有两种方式:一是统招统分;二是定向培养,哪里来哪里去。当初,易中天是以定向生被武汉大学中文系录取的硕士研究生,也许他并不十分清楚定向培养的具体政策。按照规定,定向生是属于委托培养类型的,在学习期间,委托单位支付研究生的工资,毕业以后研究生必须回委托单位工作。况且,新疆又是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易中天回到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学校任教。

  但是,他的导师是胡国瑞教授,已经年逾古稀,易中天是他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是他平生培养的唯一的一个文艺美学研究生,他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断层。他实在希望易中天能够留下来,怎么办?他想到了刘道玉——校长惜才如金,兴许他能够帮助解决这个难题。

  于是,他拨通了我办公室的电话,几乎是以颤抖的声音说:”刘校长,我有重要的事要向你汇报。我现在马上到你的办公室来。”我有一条自律的原则,凡是老年教授有事,不能让他们劳步到办公室或到家里找我,而我必须亲自去拜访他们,当面听取他们的意见,尽可能地予以解决。于是,我回答:”胡先生,不要劳您大驾了,今天晚上我到您家里去谈吧!”

易中天读研究生时的照片  当天晚上,我到了位于北三区27栋他的家中,听取他想要谈的重要事情。其实,我知道他要谈的就是易中天分配的事。胡先生显得非常激动,他从书桌边上的椅子上站起来说道:”刘校长,易中天是我培养的第一个美学研究生。我已这把年纪了,文艺美学面临后继无人的危机,你要想想办法,千万要把易中天留下来。他毕业回去学非所用,那岂不是杀鸡取卵吗?”

  ”是呀,人才难得,我们要据理力争。胡先生,您别急,我将尽一切力量,争取让易中天接您的班,决不能让学术后继无人。”

  我们先是以学校的名义与新疆教育局协商,希望他们同意易中天留校任教,但多次协商无果。当时研究生分配是按照”四项原则”:来自边疆的原则上回边疆;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原则上回原地区;带薪学习的必须回原单位;结婚的原则上回到配偶的工作单位。按照这”四项原则”,条条都把易中天箍得死死的,没有一点调和的余地。从道理上说,新疆方面要求易中天回去是有充分理由的。所以,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并且他们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向中央组织部和教育部分别呈送了报告,请求上级做好武汉大学方面的工作。看来,易中天留校的路子已经堵死了。我对学生工作处说,易中天暂缓分配,虽然他已经拿到了派遣证,但他并没有到乌鲁木齐报到,而是留在武汉待商处。

  1981年5月,我去北京开会,会后我到教育部去找学生司毕业生分配处处长李力群(我在教育部工作时与她很熟悉),请她帮忙解决这个难题。她十分客气地说:”道玉同志,不是我不帮忙,而是这个问题太棘手了,涉及民族政策问题,我做不了主。不过,我建议你向蒋南翔部长汇报,请他作为特例批准,否则谁也不敢拍这个板。”

  蒋部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对大学的情况很熟悉,也知道”五老八中”是武汉大学的特色,由于”文革”的破坏,全国传统学科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他对于这种情况也十分焦虑。

  我向南翔部长汇报说:”现在古代文学、古代史等学科,都面临青黄不接、后继绝学的问题,而且非常严重。我校胡国瑞教授是著名的古典文学大家和诗人。他培养的唯一的美学研究生易中天是新疆带薪学习的研究生,按照正常情况他应当回乌鲁木齐钢铁公司子弟学校工作,但今学非所用,而胡国瑞先生又后继无人,希望蒋部长特批易中天留校任教。”

  听后,南翔部长说:”这事我已经知道了,新疆王恩茂书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他希望我做你们的工作,支持新疆的建设,这事真是两难,一边是民族地区,一边是青黄不接。”我见蒋部长十分为难,主动建议说:”蒋部长,您看这样是否可行?新疆方面同意我们留下易中天,而我校分配五个本科毕业生到新疆工作,这样我们两边都顾全大局了,岂不两全其美?”蒋部长面带笑容地说:”是个好主意,我看可行,我从中斡旋好了。”

  为此,教育部专门行文,明确表示易中天留在武汉大学任教,而武汉大学今后继续支持新疆的建设。我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当年我们分配了经济学系、生物学系、哲学系和图书馆学系的五个毕业生到新疆工作,其中有些人后来在新疆担任了重要的职务,为新疆的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做出了贡献。

  事实证明,易中天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他留校以后,是中文系讲课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对于他来说,学术事业如日中天。1983年,他为本科生开设的文艺审美心理学课程,开创了这门学科的先河。这是一门跨越文学、美学、心理学的边缘学科,如果没有渊博的知识,是很难胜任这门课的教学工作的。他的课程安排在教三楼001教室,是当时学校最大容量的教室,可容纳三百多人。这门课吸引了各系科的学生,包括来自华工(现华中科技大学)、华师(现华中师范大学)的学生。为了抢到一个座位,学生们都要提前去排队,去晚了的学生,只能坐在走廊的地上或是爬在窗台上听讲。这门课曾经轰动一时,有些报刊还专门做了报道。

  1984年,学校又任命他为中文系副系主任,协助王文生教授抓科研、研究生和外事工作。这在教授林立的重点大学还是很罕见的,他不辱使命,把主管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师生们的称赞。

  同样地,他的学术研究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他的硕士论文《〈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出版后,1989年又与人合作出版了《走出美学的迷茫:中西美学思想的嬗变与美学方法论的革命》一书,1990年再次与人合作出版了《艺术教育学》一书。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可是,就在他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产生了离去的思想。

  中天没有向我说明他离开的原因,但是个中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中天的教学效果有口皆碑,研究成果超出许多副教授,甚至多于教授。但是,他却连副教授也评不上,这怎么能够让人心服口服呢?

  我对中天说:”现在不是有一句口头禅叫作’孔雀东南飞’嘛?厦门大学不失为首选之地,也是你英雄用武之地。””校长,能够得到您的理解,我感到非常高兴!到了厦门大学以后,我会继续从事我感兴趣的、有价值的学术研究,不会让校长失望的。”

  1992年初,易中天到了厦门大学,担任艺术研究所所长,很快晋升为教授。用他的话说,”到了厦门大学以后,前几年几乎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并重新思考学术道路问题,最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而不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

  他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校长,您一眼就看出我走的是什么样的道路。”那么,易中天究竟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依我看,他是把美学的概念扩宽了。在一切事物、一切领域、一切学科中都有美。于是,他不是就美学研究美学,而是以独特的思维,从多视角、多学科领域进行研究。现在看来,他选择的道路,就是不断挑战自我、不断超越自我的道路,这也是每一位学术大师所走的道路。

  2011年5月22日,在北京御园会所,上海人民出版社举行了易中天16卷文集首发式,由八位老人作为见证人,我是其中之一,看到易中天获得的成就时,我感到无限的欣慰。当年我们为他留校,虽然历经波折,但是非常值得。易中天已是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家,现在隐居在江南小镇,仍然在皓首穷经地孜孜以求。


邓晓芒,从搬运工到哲学家

  二十世纪80年代,真是人才培养思想解放最好的时期,那时初中毕业生可以参加高考,高中生和初中毕业生允许破格报考研究生,这在现在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不可忽视的是,我国现今的教育采取一刀切和齐步走的学制,浪费了太多的教育资源。然而,人们对这种僵化的学制,似乎已经麻木了,打破不了这些陈规陋习,致使我国教育改革寸步难行。

  邓晓芒是个初中毕业生,他现在是我国实力派哲学家,也是当代研究康德哲学权威学者。那么,他的才华是怎么显露出来的呢?应当说,他以同等学力考取武汉大学哲学系的硕士研究生,是他锋芒初露的表现。一个”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怎么能够考取全国重点大学西方哲学的研究生呢?这要源于机遇,也得益于他十年磨炼出来的自学功夫。

  邓晓芒于1964年初中毕业,按照他的学习成绩,考取长沙市最好的高中,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他的父母都是右派分子,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当地政府规定,凡是家庭有问题的学生,一律不准升学,必须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新式农民。于是,邓晓芒与长沙市的三千多名高中、初中毕业生一起,被下放到距省城千里之遥的江水县。在艰苦的农村,他度过了整整十年的农耕生活。直到1974年10月,他才以病退的名义回到省城长沙市。之后,又做过民工和水电安装公司的搬运工,在最繁重的劳动岗位上干了四年的工人。

  那么,他是怎样从一个搬运工成为一名著名的哲学家呢?这要从他在农村当知青说起,面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他没有埋怨,也没有气馁,而是决心磨炼自己。他在离开长沙到农村时,随身只带了一本《辩证唯物主义》和一个笔记本,那时也没有别的书籍可带。他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强烈的求知欲望,决心一边劳动一边学习,从这个时候起,他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邓晓芒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是列宁于1920年写的单行本。它是邓晓芒在农村读到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虽然只有一百多页,对一个初中毕业生来说,读起来未免有些枯燥无味。但是,邓晓芒没有放弃,而是采取了中小学语文课的笨办法,就是逐句逐字地阅读和分析文章的大意与中心思想,力求弄明白文章的意思。这个办法还真的有效,进而他学会了做眉批、记笔记、写缩写等读书方法。他尝到了甜头,接着又读了几本理论著作,并制定了五年的读书计划。原来与他一起组织读书小组的人,一个一个都离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但他没有感到寂寞,反而觉得自己应当起航了。他发誓要读完天下所有的书,并开始了长达十年的自学生涯,这不仅扩大了他的知识面,而且为他日后的学习与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道酬勤,功夫不负有心人。邓晓芒做梦也没有想到,改变他命运的机会终于到来了。1977年8月4日到6日,邓小平同志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根据会议代表的建议,并经过中央的决定,最终恢复了全国统一高考。但是,当年全国并没有完全统一,而是各省采取不同的政策。湖北省参考年龄限定30岁以下,而邓晓芒所在的湖南省是25岁以下,而他已到29岁。这意味着他不能报名参加高考了,他不免感到遗憾。可是,1978年又恢复了研究生的招生工作,这是他的另一次机会。1978年他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但该所以他的父母是右派分子为由,拒绝录取他。他的第二志愿是武汉大学,但社科院哲学所又没有把他的档案转到武汉大学,使他失去了被录取的机会。

  但是,邓晓芒没有灰心,他决心再次参加1979年的研究生考试。在考试前,他给武汉大学哲学系陈修斋教授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他的两篇哲学习作。幸运的是,他收到了陈教授热情洋溢的回信,建议他要从英、德、法语中选学一门外语,因为研究西方哲学必须掌握一门外语工具。他接受了陈教授的建议,并立即开始自学德语。在1979年考试时,邓晓芒的德语考得了51分,超过了录取线10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当他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后,陈修斋教授对我说:”我看,邓晓芒是一个人才。他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专业课和德语居然都获得了高分,说明他的自学能力很强,悟性也很高,具有极大的治学潜力。”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也是邓晓芒才华的第一次显露。

  邓晓芒入学以后,对优美的校园、名师的指导和丰富的中外书刊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如饥似渴地阅览这些书刊。如果说他在农村发誓要读尽”天下的书”是一种理想,那他现在离这个理想就更近了。他没有忘记陈修斋先生的教诲——熟练掌握外语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工具。因此,他参加了学校为出国人员举办的德语培训班,从初级、中级到高级,从口语到笔译,他已经进入到游刃有余的地步了。

  在学德文时,一位德语教师对他说,你将来要保持德语不丢,最好每天翻译三五百个字,持之以恒,必将有益。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开始翻译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一书,刚开始的时候,翻译非常艰难,但他得益于”农民式”学者的耐力,很快就适应了康德的句法。1985年,《实用人类学》翻译完毕,他请导师杨祖陶先生审阅,但杨先生非常繁忙。于是,杨先生把邓晓芒的译著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志学先生审阅。喜出望外的是,梁先生审阅后,对邓晓芒的译著大加赞赏,说邓的译著达到关琪桐(著名的翻译家)先生的水平,仅对译稿做了若干批改。最后,经过邓晓芒的两次订正,由陈修斋先生推荐,于1987年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从此邓晓芒走上了德国哲学原著翻译的道路。应当说,这次译著的正式出版,是邓晓芒才华的第二次显露。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他的”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给当时德国哲学思想带来了一场革命。康德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读懂他的三大批判极其不易。从2001年开始,邓晓芒以句读法开始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这是为适应精读经典名著而首创的。他面向学生,一句一句地读解,往往需要用十句来解释康德的一句话。这种讲授方法比较慢,没有一个学生能够从头到尾听完他的讲授。不过,即使只听其中的一段,也有很大的收获,知道应该怎样读康德的原著了。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邓晓芒讲授了七年才完成,经过整理和修改的讲稿多达190万字,由人民出版社于2010年分上下两册出版。此外,他用句读法讲授的原著还有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所有这些句读的原著全部出版,估计超过1000万字,均由人民出版社独家出版。邓晓芒认为:这是一项中国人读懂西方哲学的基础工作,没有这项工作,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只能是隔靴搔痒。

  在学术界往往以”著作等身”来形容学者们的著述之多,以此来衡量邓晓芒绝对不为过。目前,他已经出版个人专著44部,译著23部,发表文章500多篇。我常常对人说,一个人怎么来证明自己的成功呢?对于农民来说,是收获最多的谷物;对于学者来说,是出版最多有价值的专著;对于商人来说,是通过正当的手段赚得最多的财富;对于教师来说,是培养出最多的高足;对于学生来说,是获得更多的顿悟(一个顿悟将导致一项发明)……以此而论,邓晓芒的这些成就是他智慧的充分显露。他未来的学术成就无可估量!


原文链接 http://mtw.so/6vwm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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