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宇轩 / Matters来源：新世纪
中国近代发展史上，六四天安门事件是个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各层面，都造成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急欲与西方发展的经贸、外交关系；其军队镇压平民的人权议题，至今仍被外界讨论，却也是中国社会内部的言论禁区。在事件中，解放军的角色相当微妙；表面上是奉命镇压才被迫进入本事件，但若把历史往前看，可发现从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军方扮演的角色对后世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
“Tank in Tiananmen Square”，使用Bing AI影像工具建立。
本文以「解放军与六四天安门事件」为题，从「历史」、「社会」、「军文关系」、「镇压过程」、「外交」、「军民关系」等多个角度，整理解放军与六四天安门事件在不同时期的关联与角色。
以下段落将首先提到「六四前的历史脉络」，从六四之前，解放军与中国社会的关联，探讨整体历史脉络，包括各种社会问题与领导人的改革及影响。接下来是「天安门事件过程」，整理在镇压前的高层决策、军文关系背景、执行过程的冲突，以及军方将领间的不同立场。再来是「天安门事件后的检讨与影响」，从对外关系、军队训练、军民关系等角度，检视天安门事件后解放军角色的变化。最后是「结论与个人评析」，本文作者以上述文献为基础结合现今局势，提出综合评论。
【六四前的历史脉络】
一、文革酿派系分裂
文化大革命对解放军来说是场巨大的灾难。它使军队陷入激烈的派系斗争，并使各级指挥系统的军事领导层发生严重分裂。它使解放军的指挥官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事务而非军事上，它转移了部队的日常任务，并严重破坏了纪律。简言之，文化大革命将解放军从专业军队转变为政治力量。 [1]
解放军在文革中扮演政治掮客的角色。到1966年底，红卫兵制造的混乱摧毁了大部分现有的党和国家机构。在这权力真空之下，只有拥有纪律严明的指挥系统的解放军，能够防止全面无政府状态。 1967年初，大部分省份处于军事控制之下，由解放军进行实质统治。
由于大部分党与政府机构被摧毁，解放军几乎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行使巨大的权力。到1971年年中，军队权力迅速崛起，尤其是地区指挥官的权力，开始威胁到北京当局。
而四人帮倒台的「政变」本身，正体现了军队影响政治事务的能力。解放军虽然有能力自行发动政变，但却没有选择这样做。相反的，军队扮演的是「造王者」的角色，但不是为自己加冕。从军队的行为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军队和党的灌输，仍然指导着军队领导人的行动。 [2]
二、邓小平的改革
文革期间和之后的军事力量迅速扩张，破坏了毛泽东认为党应该指挥枪的机制。邓小平重新掌权后，他采取了多种策略来减少军队的影响，并让党重新定义了解放军的作用。邓小平的措施包括：
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PAP）。
将许多解放军的非军事职能下放给文职、民间部门（例如铁道工程、国防工业）。
常规部队裁减，相当于解放军总兵力削减25%、大量年长的军官被命令退休。
削减国防预算。
为了防止军队控制党，邓还采取措施减少军队在共产党中的比例，从而限制军队进入党的机构并防止其被反对派势力利用；军队在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中的席位减少。 [3]
整体来说，鉴于过去十年的事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现代化，解放军经历了裁员、国家预算份额的下降以及政治影响力的减弱。解放军在征兵时遇到困难，因为从军曾经被视为社会流动的途径，但当有其他更有利可图的职业可供选择时，它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 [4]
三、邓改革遇到阻力
邓小平在实行军队现代化和转变解放军角色的过程，遭到军队内部的普遍抵制，其阻力源于解放军维护权力的欲望和军队的意识形态倾向。
邓的改革政策被一派人认为是对毛泽东的背叛。这些「左派」人士担心，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右倾倾向，违背了党的基本原则，如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也导致近年来犯罪和社会动荡的激增。他们对于邓的改革方案也持怀疑态度，并坚信经济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背离。他们也倾向于贬低知识的重要性，对解放军和党内提拔知识分子抱有偏见。 [5]
四、与军队相关的社会问题
（一）、收入低下与就业困难
由于个人对权力和利益的顾虑，导致军队根深蒂固的怨恨，让邓小平的改革遭到许多因改革而处于不利地位的解放军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旧制度下，解放军官兵家属享受公社有保障的收入和粮食供应，但新的承包责任制无法维持以往的水准。
新政策鼓励农民致富，让许多农民家庭年收入是军人家庭的50到100倍，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引起了来自农村的士兵和军官的强烈敌意；按照毛泽东思想，军队应该是自我牺牲的模范，士兵们的薪水一直很微薄。虽然为了弥补高通货膨胀率，军人每月的工资中有额外增加津贴，但几乎跟不上价格上涨的步伐。甚至许多解放军军官发现，他们的妻子在私营部门当普通工人，赚的钱比当兵时多，这种情况伤害了军官的自尊心，许多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持消极态度，认为自己是邓的新经济政策的受害者。
邓的大规模复员计划也引起了不满，例如年龄太大而不能满足新的晋升年龄要求的军官，还有预定退休的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不仅他们在解放军的联系会被切断，而且由于他们的教育水平低，就业前景也很渺茫。随着每年退役军人的增多，就业安置问题就日益突显。因此，退伍军人的工作机会很少，大量失业的退伍军人不仅构成社会负担，而且还产生了反邓分子。 [6]
（二）、腐败加剧社会不满
由于低国防预算阻碍了军事专业人员提高军事能力和国防现代化，面对许多怨恨和不满，邓小平和胡耀邦宣布开始为期三年的整顿运动，从统一思想、转变党风、加强党的纪律、净化党的组织等方面改进全军党支部。
然而，邓小平整风最大的失败，就是军队中贪污腐败猖獗。由于国防预算削减、物价飙升，在引入市场经济后，大多数军队利用他们的特权或创业，例如有特殊关系者向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出售武器，也有人从事走私和投机活动。
由于许多士兵都有兼职，导致纪律崩溃，到1989年初，解放军不仅没有脱离政治，反而更加深陷派系斗争；作风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腐败。这些行为都成为社会不满的根源。 [7]
【天安门事件过程】
一、军文关系背景
在军队与党的关系方面，虽然邓小平坚称权力已经成功移交给年轻一代的新领导人，但1989年的事件证明了这是可以逆转的。在1988年底，中国的政治元老们，即那些历经长征时代的资深共产党员，表面上不是退休、就是即将退休。新一代的年轻核心领导人走上了前台（或至少他们在权力结构的正式等级制度中占据了最显眼的地位），这一代人管理国家的日常事务，但重大决策仍由元老决定。
1949年以前，中国的所有政治领导人也都是军事单位的将军或政委。随着时间的推移，较低层级的文职和军方领导人之间变得更加容易区分，但在政治权力的最高层级，两者之间的区别仍然模糊。
因此，尽管这些元老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身居要职，但理论上都可以归为「军人」。中国的党军关系，与其描述为党对军队的「渗透」，不如说是政党与军队的「相互渗透」。 [8]
二、天安门事件发生经过与决策过程
学者将六四的危机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描述了抗议运动的兴起和中共领导人的反应；第二阶段是中共领导层决定实施戒严并命令解放军进行干预，而导致了对峙；第三阶段是关于使用致命武力的命令和6月3日至4日的军事行动。 [9]本文以下着重在第三阶段的整理：
（一）、谁下的命令
学者Scobell认为，中国领导人决定动用武装部队打破北京的僵局，是因为当局无力应对使首都陷入瘫痪的示威者。警方的对话以及威胁恐吓都未能动摇抗议者的决心，这促使领导人采取极端措施。
对于以致命武力恢复首都正常状态的重大决定，学者认为邓小平一定有参与其中，不论是他单独做出决定，或是和其他元老一起决定；因为没有其他人能与邓小平的声望或权威相提并论，很难想像没有邓小平的批准，能够做出如此关键的决定和随后的命令。如果该命令是由任何下级当局发布的，肯定会受到质疑。 [10]
（二）、军队与党高层达成驱散的共识
邓小平在1989年6月的关键日子之前，召集了所有七个军区的指挥官，以确保所有指挥官都肩负着同样的责任。 [11]
由于部队来自中国各地，这让任何一位指挥官的部队都无法完全控制进程，以防止任何军官发动政变。由于军官们开始担心解放军的团结和纪律最终会瓦解，因此高级文官和军方领导人在这一点可能达成共识，也就是认为动乱持续的时间太长了。许多官员，包括支持或同情学生运动的具有改革思想的年轻领导人，也都可能开始担心中国会陷入混乱。大多数军官最终得出结论，为了国家的利益，他们必须恢复秩序。因此，当中国领导层下达驱散示威的命令时，大多数士兵可能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终于有了要服从的决定性命令。 [12]
三、执行过程的压力
（一）、群众与军队零星出现对抗
一旦解放军的部队开始镇压抗议运动，先前被压抑的愤怒和沮丧情绪就开始产生。参与行动的军事单位训练不足和装备不当，更让情况加剧。几个星期以来，解放军的军官和士兵一直承受着压力。他们不习惯与平民对立，也不习惯不服从命令。
这种情绪首先是困惑，然后是沮丧，最后是羞辱，士兵们无法理解在中国首都发挥作用的更大力量，也无法理解与他们对峙的学生和普通中国公民的兴奋和自信。这些人坚定但通常和蔼可亲的抵抗，使士兵们感到困惑。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困惑变成了沮丧，因为军队无法执行最简单的命令。士兵们还面临着越来越不友善的人群。部队看到他们的战友因人群暴力、异常事故和炎热天气而受伤和身体疲惫。早在6月3日至4日之前，解放军军民之间就发生了零星的暴力对抗，但这些事件往往使解放军和公众的情绪都变得恶化。
此外，还有脱水、中暑等问题，加上经过数周的对峙，解放军的克制和耐心开始消退。人群虽然总体上举止得体，但却会对士兵加以羞辱、训斥；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关于军队和警察对人群使用暴力的谣言。人群开始意识到，军队不是盟友，而是敌人。 [13]
（二）、误判形势的群众遇上缺乏纪律的军队
到此阶段为止，许多公民都无法相信他们处于生命危险之中，认为军队永远不会向人民开火。过去几周发生的事件让示威者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以为政府似乎对群众无能为力，而军队也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当军队于6月3日晚间首次开始射击时，平民无法相信他们使用的是实弹，直到有人开始倒下、流出鲜血。
北京镇压行动中的许多部队都非常年轻，仅18到19岁。有些部队缺乏纪律，他们的一些行动更像是暴乱的叛乱分子。有部队在没有遭遇挑衅的情况下，进行了疯狂和随机的袭击，向试图救助受伤平民的医务人员和救护车开火，或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以行人为目标，甚至攻击外交单位和一般公寓。部分行为可能是因为士兵们听说战友被平民所伤，或者亲眼目睹了平民对士兵的暴行。由于未受过复杂的防暴或城市战训练，导致伤亡率升高。士兵中的许多伤亡推测是战友在混乱的战斗中造成的。 [14]
四、解放军高层对学生的支持
然而，解放军军官对于镇压群众的命令也表达公开反对，没有高级军官愿意为这个严厉的命令承担责任，甚至有军人公开上街游行，以示对学生抗议者的声援。包括张爱萍等军方人士敦促不要将解放军派往首都，他们给党中央军委的信中提到，人民解放军是人民的，不应该和人民对抗，更不能打压人民。也有另一封未具名的中级军官写公开信敦促克制和支持赵紫阳。解放军指挥官也知道，中共领导人在如何应对危机上存在分歧，而不愿成为冲突中的棋子、卷入派系斗争，这些考虑解释了解放军部队不愿镇压示威活动的原因。
也有许多部队不愿意对平民采取行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灌输了「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的思想。北京的人群也不断提醒他们：军队不应该与人民对立。一些观察家推测，北京附近的大量军队和先进武器表明解放军部队与反对镇压的部队发生了冲突，从一些军队和坦克部署的方式看来，仿佛是要保护北京免受外部攻击。 [15]
【天安门事件后的检讨与影响】
ㄧ、对外关系
天安门事件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美国总统尼克森1972年访华以来处理双边关系的方式。随着东欧共产主义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冷战时期双边合作的根本基础消失了。
中美双边军事关系也是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当时的布希政府立即中止了所有高层军事接触，并冻结了正在进行的对华对外军售（FMS）计划。尽管两军在沙漠风暴行动期间有非正式接触，直到1993年10月，中美才恢复双边军事接触。 [16]
天安门事件及随后的国际制裁反应，也影响到中国本身如何看待来自外国的「侵略和颠覆」。军方将领认为，国际「反动势力」从未放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敌视和企图。 「科技自立」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再度被提出，并认为「只有站起来了，在某些科技领域赶上什至超越别人，才是有可能进行真正互惠互利的国际合作」。 1960年代初期中苏裂痕的创伤性经历，似乎仍然困扰着北京的军事和政治决策者。 [17]
就外交政策影响而言，军队最重要的直接变化是可能失去直接获得外国技术的机会，以及军事现代化的材料成本上升的危险。 [18]
二、党加强对解放军的控制
由于天安门事件当时一些军队拒绝服从命令，事后党高层努力加强党的传统控制机制。缺乏革命合法性和军事经验的新一代党领导人，将更依靠党的直接控制来确保解放军的服从；党军关系越来越制度化。然而，从长远来看，党对解放军的直接控制已经减弱，解放军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有证据表明，与战斗训练相关的政治工作时间自天安门事件发生后急剧减少。随着政治官员越来越融入解放军的文化，他们的忠诚度和指挥关系可能会在危机时刻受到考验。 [19]
在解放军方面，对于天安门事件后党加强控制的反应，部分军官感到反感，并可能加以抵制党加强的控制。然而解放军内部的政治活动仍在继续，但形式越来越温和。此外，解放军也朝专业化推进，伴随着机构自主权的明显提升。 [20]
三、武装警察的改组
当时前来镇压的解放军并没有受过训练或得到适合的装备，来应对骚乱的人群。虽然1980年代初期成立了防暴队，但这些部队似乎规模太小，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无法发挥重大作用。这些设备很可能无法使用或年久失修，这些部署的防暴部队在对付大量人群时效果不佳、警方也无力应对示威活动。江泽民就任总书记时也承认，当局没能维持足够配备非致命武器的警察队伍，是一件错误。 [21]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等政治元老们不仅关心解放军的忠诚度，也担心民众的动荡，以及对武装警察的表现特别不满。此后警方也开始有更多宣传机会，出现的照片会显示他们参加了防暴训练、解救人质等反恐演习，这种宣传旨在提高其士气和形象，同时警告持不同政见者：警方已准备好严阵以待。 1990年初，中共在所有大城市都组建了专门的防暴部队。 [22]
四、军民关系
解放军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原本军队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尊敬。长久以来，解放军透过与外来的敌人——日本、国民党和美国（在朝鲜）的英勇事迹延续其光环，但至少在北京，解放军的声望明显下降，针对军队的愤怒和报复情绪有所上升。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非常受欢迎的儿童军帽销量大幅下降。 [23]
军队也重新控制了公共和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例如天安门广场镇压后，总政治部立即负责审查所有主要报纸的报导，且北京大学新生必须接受为期一年的军政训练，而在他们被送往校园之前，也受到解放军的监视。总言之，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军队再度回到了校园。 [24]
五、整体影响
自1949年以来，解放军的角色发生了许多变化。它最初是革命的工具和国家的卫士，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维持社会的运作。文革后，党的领导层透过建设一支现代化、专业化、独立的军队，努力使军队脱离政治。然而，当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的残酷屠杀时，玷污了解放军的形象，使邓小平构建党军关系新格局的计划化为泡影。 [25]
邓小平在1975年时，看到解放军面临许多问题，包括：许多优良传统被抛弃，军队人满为患、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更重要的是，军队变得臃肿，组织不严密；如果战争来了恐怕难以因应。邓小平当时开出10点药方，包括：
开展整风运动，肃清异端；
贯彻党的路线；
采取主动防御策略（即不对他人进行攻击）；
领导干部更加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改革军事体制；
改进军事装备；
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水平；
促进人力资源军民两用；
加强部队标准化建设；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这10点的主旨是让人民解放军脱离政治，但邓小平下令镇压天安门广场示威者时犯了严重错误，这项决定与他自己的10点计划相矛盾，并产生了严重的后果。首先，它显示了领导层无力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应对和平抗议；军队的复兴将国家倒退回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二，北京军区驻军超过20万，足以镇压一场军事政变，但仍从全国其他地区调来军队，而不是依靠地方军队。这一不寻常的举动传达的讯息是，可能北京部队的指挥官拒绝执行命令，或是需要不同的部队来防止政变。
第三，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干预学生示威，重蹈毛泽东的覆辙。他为解放军再次担当造王者的角色开辟了道路。大屠杀之后，人民日报被军队接管。 [26]
虽然在制度上，解放军在政治权力核心的代表普遍减少，让外界认为军事领导人在天安门事件前已完全失去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但这样的推论过于简化，因为年轻的军事领导精英亲眼目睹了军队政治化的负面影响，似乎不太可能直接卷入超出其特定利益的政治问题。然而，当政治体系的整体稳定受到威胁时，军队及其领导层作为中国政治的主要角色又被拉回舞台。 [27]
【结论与个人评析】
本文所整理的不同文献，从各个层面探讨解放军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及造成的影响，包括内政、外交、军民关系、军方决策等角度。另外从历史角度，在时间纵轴上，往前延伸到文革当时，因为社会体制崩坏，解放军成为唯一能够维系社会运作的力量，却也造成权力过大，让邓小平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寻求改革。在改革过程中，衍生的社会经济问题成为累积民怨的远因之一，而改革过程造成的解放军内派系斗争，也对之后的政局造成深远影响。
在六四镇压的过程中也可以见到军方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因为训练、装备不完善，无力以非致命方式妥善处理抗争，最终酿成惨剧与巨大的人权污点，成为西方与中国在关系发展上的巨大转折。
在内政方面，解放军从文革时的实质掌控社会、到邓小平初执政时的退出政治舞台，再到六四之后被当时学者认为是重回了「造王者」的角色。虽然随着江、胡时期延续邓小平的改革，从今天看来，「造王者」的担忧似乎没有发生。但也因为习近平的集权，让集体领导制趋向名存实亡，目前暂且看不出解放军本身的主体性，外界很难窥探军方的意向如何；而在习同时具备中央军委主席身分的前提下，解放军未来将维持党军定位，或是成为「习军」，也就是领导人一人的军队？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专书
Cheng, Chu-yuan, 1990.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Kiselycznyk, Michael , Phillip C. Saunders, 2010.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U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期刊
Jencks, Harlan W., 1991.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40, No. 3, pp. 14-29.
Sandschneider, Eberhard , 1990.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2, pp. 113-124.
Scobell, Andrew , Winter 1992.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iananme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8, No. 2, pp. 193-213.
Yuan, Jing -Dong, Spring 2003.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iananmen: Restoration, Progress, and Pitfalls,” Parameters, Vol. 33, No. 1, pp. 51-67.
[1]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erment In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118.
[2]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03-105.
[3]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06-107.
[4]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The Chinese Military and Tiananmen,” Armed Forces & Society, Vol. 18, No. 2, 1992, p. 206.
[5]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0.
[6]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2.
[7]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p. 113-114.
[8]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3.
[9]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5.
[10]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199.
[11]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The Pacific Review, Vol. 3, Issue 2, 1990, pp. 121.
[12]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1.
[13]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p. 202-203.
[14]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4.
[15]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p. 200-201.
[16] Jing-Dong Yuan, “Sino-US Military Relations Since Tiananmen: Restoration, Progress, and Pitfalls,” Parameters, Vol. 33, No. 1, 2003, pp. 51-52.
[17]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17.
[18]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1.
[19] Michael Kiselycznyk,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Assessing the PLA’s Role in Elite Politics (US: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2010) p. 17.
[20] Michael Kiselycznyk, Phillip C. Saunder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p. 21.
[21]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5.
[22] Harlan W. Jencks,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hina: Tiananmen and afte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40, No. 3, 1991, p. 18.
[23] Andrew Scobell, “Why the People’s Army Fired on the People,” p. 206.
[24]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2.
[25]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97.
[26] Chu-yuan Cheng, Behind The Tiananmen Massacre, p. 118.
[27] Eberhard Sandschneider, “The Chinese army after Tiananmen,” p. 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