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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 | 巴勒斯坦：一个民族诞生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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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舟 维舟 2023-10-09 19:01 

《抗议》，Mustafa Hassona摄
二战以后的国际政治中，中东问题向来被认为是最复杂难解的，而其核心症结则是巴以冲突。
数十年来，地中海东岸这块面积还不及海南岛的半沙漠地带上演的悲欢离合，长期占据着世界各大媒体国际新闻版面的主要位置。它的棘手在于集宗教、政治、民族、历史、文明等诸多冲突于一身，由此也成为任何外交官的梦魇：所有的和平调解，最终都只是短暂的停火；试图公正中立的任何人，最后发现问题变成仅仅是：你究竟愿意相信哪一方？
这种争取道义支持的努力，巴以双方都不遗余力。在这场宣传战中，双方的力量甚至更为悬殊：二战以来，反犹在西方早已成为政治禁忌，作为世上唯一的犹太国家的敌人，巴勒斯坦人难以受到欢迎。尤其在美国，还有现实政治的考虑，杜鲁门总统1945年就说过：“很抱歉，先生们，……我的选民中并没有几百万阿拉伯人。”
在国际新闻中，巴勒斯坦一直是热门，因为那里坏消息不断，通常总是与暴力有关。但很少有人持续关注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命运，他们自己发出的这类声音十分微弱，与以色列相比更是如此。
原因之一是他们甚至不被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他们必须相信自己是“没有国土的人民”来到一个“没有人民的国土”，就像当年白人来到北美大陆一样。
爱德华·萨义德所要奋力反对的正是这样一种说法。作为阿拉法特之外最知名的巴勒斯坦人，他自己的命运几乎就是本民族命运的缩影：他早年就离开故土，在黎巴嫩、埃及、美国，过着与当地“格格不入”（他自传的书名）的生活。
这种痛苦和疏离促使他不断地采取一种反省的姿态，在绝望中追寻巴勒斯坦人黯淡的命运前景，这种绝望中的希望以诗意的简略反映在书名之中：《最后的天空之后》。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美]Edward Said著，金玥珏 译
新星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作为在西方生活了数十年的学者，他深刻地了解，“再也没有被无可避免地视作是犹太人的敌人更加糟糕的不幸”。
尽管与该地区的其他政权相比，以色列的占领算是温和的，然而，他们所受的屈辱最甚。巴勒斯坦人在这片祖辈生活过的土地上，成了一支流浪和贫穷的劳动力，以色列的经济一体化政策又使他们产生深深的殖民依赖。
巴勒斯坦人必须持有以色列颁发的身份证，每天通过搜身检查才可以前去打工，如果不想受这份屈辱，失业率就会大大上升。不需要发动战争，通过简单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以色列就能对巴勒斯坦实行控制。
自1948年中东战争后，大批巴勒斯坦人逃离家园，前往黎巴嫩、约旦等国，现今仍有60%的巴勒斯坦人离散在国外。这些流亡的难民造成了政治上的许多难题，而从他们中间，却诞生了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尽管处处遭受非难。
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它与犹太人当年在欧洲离散的悲苦经历何其相似。从血缘上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同属闪族，两种语言十分接近，这是最令人不安的事实之一：犹太复国主义驱逐的人群，正是犹太人自己所曾遭受苦难的倒影。
萨义德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他们的身份和认同，如何在离散中继续维持。在书中，他用的一直是复数的人称：“我们”、“他们”。
和中东的许多地区一样，现代使命的问题恰好与西方历史上的相反：不是由民族中创造出国家来，而是由国家而创造出民族来；而巴勒斯坦人的悲哀在于：他们还得在丧失国家之后进行这一过程。
他们艰难的自我认同，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对立面以色列，来造就自己的共识和认同。萨义德的质问正是问题的核心：“我们什么时候成为‘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是‘一个民族’？抑或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民族’？” 

1945-49年，被清除的巴勒斯坦村镇
巴勒斯坦问题是所有阿拉伯人的伤疤，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核心。然而这并不代表阿拉伯国家就会无条件地予以支持——或者说，这种无条件支持通常只限于口头。
萨义德说，“阿拉伯国家用数不尽的语言、姿态、威胁和诺言来认可巴勒斯坦的主张”，然而最终却总是厨师太多煮坏汤，巴勒斯坦人在这些兄弟国家越来越不受欢迎，对他们来说，一如有句谚语说的那样，“所有的朋友都是假的，所有的敌人都是真的。”
这是一本悲怆之书，一本沉痛之书。萨义德不但分析对手，也无情地解剖自己情愿归属的这个群体，他谴责那些“对武装仪式化的明显强调”，那些空洞无益的泛原则。曾经宣誓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组织，在一再的失败之后，徘徊在激进口号和现实诱惑之间，早已忘了自己所要代表的人民。
他谈论的不是政治人物和战争局势，而是一个离散中的命运共同体——他期望自己的同胞维持、也是坚持着这一份认同。这正是民族诞生的阵痛。
然而，对于巴勒斯坦人这样绝对弱势的一方来说，悲哀的现实是：弱者的选择永远很少。
要维护他们的自我认同，唯一的办法是绝不正式承认以色列存在，否则整个政治组织就可能分崩离析；但不承认以色列，又难以通过容忍共存下来。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局至今如此。

加沙一辆被爆的汽车（纽约时报）
萨义德写作此书时是1986年，当时埃及已经退出对以色列的战争，黎巴嫩战争也已终结，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武力反对已经在退潮，哈马斯则要再过一年才成立。对巴勒斯坦人来说，原有的外部支持逐渐消退，他们正陷入走投无路又无人过问的境地，这本身就可能驱使绝望的人们更激进化。
在之前的二十多年内，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主要支持者一直是难民，到现在，又有二十年过去了，抗争却主要在西岸和加沙地带进行了。在新闻头条上，双方的冲突常常以残酷乃至恐怖的形式展开，就像托马斯·弗里德曼早已指出的，他们所说的其实都是同样的话语：“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那种咬牙切齿的残酷性，无论其在行动上是否有其必要性，在政治和舆论上往往难免起到反效果，毕竟普通人很难赞同如此不择手段。这是为弱者准备的两难：温和的政治谈判未必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激进的行动则可能丧失更多同情，而这种同情，原本是他们最重要的支持来源。
虽然极端组织仍以消灭以色列为最高宗旨，但现实地说，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可能做到的最佳结局，是使以色列无法消化他们，而他们也无法消灭以色列；因为只有这样，双方才会妥协，不到必须妥协时，没有哪一方会对妥协的条件感兴趣。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是禁止以其他人为代价来换取自己的生存的。萨义德并不仅仅在讨论巴勒斯坦人作为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而是他们作为“人”的生活——他们的尊严和沉痛、他们的绝望和希望。
这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这个伤口一直溃疡，不仅是巴勒斯坦人受苦，以色列也将一直不得安宁，并将始终困扰全世界人的良知。尽管这片土地人所共知地拥挤，生存斗争也总是你死我活，但正如“土地换和平”这一倡议所表明的，让人活，也是让自己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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