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0 7 月, 2024 8:5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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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验中的台湾

1980年代,在蒋经国逝世之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已经大约十年,我对于香港存在的意义渐渐有了比较真正的了解。当时我们中文大学来往的知识人大多是台湾受教育训练的人,不少人虽然不是台湾的外省人,没有国民党籍,但是却能被这个世界上大学教授待遇最好的地方聘用。他们来香港教书,大多事先并不知道香港的大学待遇那么好,而是在台湾找不到教职之后,才来申请中文大学的。例如中大的政府与政治学系,只有六、七个教员,而其中竟然有三个是来自台湾的本省籍教授。他们的态度虽然不见得完全是反共或反国民党,但是这样的组合绝对不可能出现在台湾的大学政治系。

为什么会这样呢?台湾当时的国民党政治学者其实也不少,例如周阳山,张麟征、杨开煌、赵春山等等,不过如我所说,如果你是国民党员,大概党会替你安排,不会选择到香港。而况当时知道香港待遇那么好的人,也很少。在港的外省人主要是早年选择不跟国民党来台湾的人,在台湾的立场来看,香港除了花点钱动员人们在双十节到处去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之外,完全不是值得去关心的地方。

1973年,台湾还没有发达到钱淹脚目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挣扎摄护腺重病,而香港战后的繁荣也才刚刚开始。这一年余英时到了中文大学,他所了解的台湾与海外一般的「华侨」大概没有二致。余先生愿意到香港教书,这是不得了的消息。但是从1955年他离开香港到美国之后,他差不多没有写时论的记录。前此他如果有写到台湾的,大多与所谓的「第三势力」是相同的,缺乏「同情的了解」,更说不上有「温情」(钱宾四先生说要了解中国历史,必须要对中国文化有「温情」。当然,其他国的历史应该是一体适用吧!)

在香港的两年中,余英时没有参加香港「各界」恭贺国庆的酒会。他也没有争取在新亚升中华民国国旗(反正香港政府是不会允许的)。但是他是认同中华民国的,特别是他遇到了这么多未必认同国民党的台湾学者。对于他,其实这种经验是会加强他对台湾政治发展的认同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美国已经17年的余英时大概很难遇到台湾的所谓「党外」人士。虽然所谓的「费城五杰」就是在余先生到美国那一年开始活动的。但是就是到了1971年,尼克森也仅仅听说「好像在台湾有些人对蒋介石政府不是很满意。」(见季辛吉的回忆录)所以余先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一方面的讯息并不为奇。我在1978年夏天在耶鲁见到余先生的时候(我第一次与余先生认识是1972年在哈佛大学),他因此把我责备了两个多小时,因为他听说我是一个「台独」分子。不管如何,我相信他是把所谓的「台独」放在一个很有同理心的视野的。

寄厚望于台湾

这时,余先生刚刚重拾停止了将近20年的政论写作。我认为他的决定有很大部分是因为在香港的正面经历和对国家认同的反思。我必须更进一步说:那两年与他常常深夜畅谈到天亮的朋友就是邢慕寰先生。我不能说我非常认识邢先生,但是我们在耶鲁和香港先后相处了一共四年,我知道他对我是很好的。邢先生对于台湾政局的看法当然与国民党的理念相同,但是他对于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内政」做法显然是跟后来的李焕是相近的(虽然李焕是出于政治的考量),认为对台湾本省人不公平。这一点我非常清楚。我相信余先生在这一点上面应该是认同邢先生的。

因此,1975年,他在《中国时报》第一次发表类近于政论的〈中国的反智思想〉一文,算是他开始寄望于台湾国民党政府的衷心发言。虽然像我们这些比较开明的知识人都很欣赏这篇文章,但是却听说王升非常不高兴,考虑要下令禁掉它。却因为听到说作者是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只得罢手。

再下来便是余先生积极观察台湾政情,思考民主制度与两岸关系的阶段了。在这本题为《民主与两岸动向》的书中,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文章却是晚到1987年。我相信这一段的沉默应该是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及台湾党外活动日趋频繁的情形作紧密观察和反思的时期。 1977年发生了中坜事件,次年余先生代表美国汉学界去中国访问。这两件事情都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我记得余太太在中坜事件(1977)时曾经对我们去看余先生的后辈们说同情党外活动的话。我当时自然感到意外。同时,余先生刚从中国回来不久,他放映幻灯片给我们几个学生看。我记得他特别强调没有一张相片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标语或符号的。他的反共态度一点也没有改变。

以上很长的回忆是用来作为余先生这本《民主与两岸动向》的一个导论,因为这是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忠实反映余英时政治观点发展的实录。余先生自从离开北京到香港(1950)以后就是坚定的反共志士,这一点终其一生没有改变。 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他认为从此香港就会像中国一样,由一个专制甚至邪恶的政府所统治,他因此不可能再回去香港了。 1997年前最后一次经过香港时,他就是这样告诉人们的。

但是余先生毕竟在1997之后,因为看见香港并没有马上就崩坏,所以有了回来访问之举,不止一次,不止两次,而是三次。这个反映了他对香港没有即刻「族天下化」的高兴期待的心情。不幸,这样的期待没有能维持太久。 2014年的雨伞运动结束了这一个短暂的晴天。事实上,1989年发生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早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在这本书中,读者很容易看到他在1989六四惨案时的心情和重要改变。首先,他在六四以前的1988年,虽然蒋经国去世,他仍然写出像「群龙无首,民主之始」(1988/1),「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同上),或「开放、民主与共识」(1989/1)等等对于台湾的民主寄以希望的文章,甚且相信蒋经国提倡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是中国能够完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1988/7)的可靠蓝图。事实上,在六四惨案爆发之前的半年左右,他还写了一篇「大陆民主运动的再出发」(1989/2)鼓舞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回去拥抱五四运动(1989/5),以及乐观地在六四前夕写下了「天地变化草木蕃…」的文章,来称许「新五四」运动(1989/5),事实上,这篇文章是写来称颂「新五四」运动的「伟大成就」的。余先生的自信与天安门前的学生们真的是千里相映,海天回响:「新五四」终于重回到「五四」的主流,但是浩浩荡荡,波澜壮观,运动的流量已经扩到无可遏止的地步了。可见他当时拥抱中国的兴奋之情。

天安门惨案:终极关怀的破灭

余先生对他所自出的国家的爱是完全的,是丝毫没有自私的,所以他会在这几年中写了这么多篇寄望中国可以重新拥抱五四,走入民主的康庄大道的文章。然而,六四的惨案令他彻底失望了。对于一个终生热爱中国,却又敬仰近代民主社会和价值,再半年就要耳顺的读书人来说,这种精神世界的破灭是非常难过的。田力克(Paul Tillich)说一个信仰破灭的人,看到他的「终极关怀」崩坏,那是极端痛苦的事情。余先生这时的心情显然正是如此。

这就是他为什么转回来思索台湾的政治前途的最大原因,也是要继续做梦的必要契机。六四之后,他写的两篇文章都是严厉斥责中共的文字,而且是以讽刺的语气来表述,说中共替死人服务,是「光棍」的政权(光棍这个用法一般人可能无法马上会其意,请参看该文,p. 169)。

本来余先生在蒋经国去世前后对于中国的局势(特别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及中国的未来是保有近乎兴奋的乐观的,所以他会引用朱熹非常隐晦的「硬相守」的话来说他心中仍然梦想的最后中国统一的憧憬。但是六四以后,鉴于台湾政局的发展,加上李登辉在海外台侨以及美国自由派政治家(Edward Kennedy, Stephen Solarz, Claiborne Pell 等)的支持下,台湾的民主化才走得比较顺利,「虎口下的总统」在惊涛万丈的风浪中成功打赢了所谓的「非主流派」,走上开放的途径。

余先生在美国数十年,是少数华人能细心接受西方民主理想的出色学者。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当年从台湾(以及其他自由地区)去美国读书的,绝大多数是理工医的学生,对于西方政治传统缺乏系统观察或认识的时间或能力,所以余英时的自由主义是非常独特的。民主自由的理想和中国文化的教养之间,余英时是如何布置其先后呢?这个可以在2006年他获得克鲁格奖,接受记者的访问时,所说的话看出来:「我的人在那里,那里就是中国。」换句话说,他长期的思考早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他的信仰就是他的中国。这就像他常常也说的一句出自布伦诺(Giordano Bruno)的话:「宇宙是无限的大,处处都是它的圆心」。余英时的中国早已经蜕变(或说蝉蜕)为一个心灵上的寄托,因是惟其如此,他的民主自由理想才能与随处同在的中国没有矛盾。

台湾民主发展与精神的升华

就是这样,余先生才能在李登辉以后的台湾民主做出一种精神上的升华,即使他继续对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怀抱由衷的感情。虽然中国已经出现「异化」的现象(参看页81-189),他还是认为台湾的发展(稳定,秩序)是与中国关联在一起的,而在他看来中国共产政权的在2000年左右会发生「巨变」,它是「指日可期」的(p. 242)。在1991年替《天下杂志》十周年(1991)写的这篇〈世界解构两岸解冻〉是一篇有点奇怪的文章。或许应该说这是在台湾的主流与非主流力量发生恶斗后的余波荡漾时写的。中国结果并没有发生巨变(这个月或许会,但这已经是余先生写文章之后的32年了),而当前发生的两岸经贸关系竟然是三十年「解冻」后的鲑鱼回流了。余先生的政治思想不免有那种再能置身于无限、再能高瞻远瞩,却最后仍然必须逃避不了他自己的历史背景的困境:吾有大患,在吾有身。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在台湾开始有了总统民选的呼声最高的时候,写出反对党拥抱的台独思想会造成「少数专制」,会破坏共识,是和民主原则相背反的话,甚至于说「台湾的社会秩序已经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话。这里所反映的明显是所谓的「非主流派」的说法。 32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说所幸这里余先生所说的并不完全正确;除了中国的威胁之外,台湾的民主是坚定而稳当地在进步当中。

国家与文化,民主与台独,理性的困窘

大体来说,他在人生最后的二十年左右,对于所谓的「台独」问题是有非常慎重的思考和同情的。这个地方我不能不说他真的是非常能做到「同情的了解」,是我所见到的非台湾籍华人中最深刻的。他反对省籍意识,认为这是反对党政治活动中缺乏理想性的最大缺点。他因此对台湾政局的发展,有一个很大的担心:对中国文化的「疏离」(或干脆可以说是「异化」)。这里的担心当然是出自他对中国的爱和信仰,但是这个爱或信仰在共产制度的摧残下,只剩下了台湾。所以他对台湾的寄望是可以了解的,他恳切希望台湾人不要寻求独立。

在他看来,台湾与中国文化相同,没有独立的必要。他每一次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从来就是这么说:「台湾人和中国人的文化本来就是一样的,怎么会独立呢?」我当然知道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国家(以及政府)主权为何存在的基本问题,不过我接受他无法从理性或逻辑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的内心之痛。

也许可以说他认同的是一种文化的中国。这种文化的认同却又无法完全解释他为什么对五四运动的认同。理性真是有时而穷! (这里应该简单说一句:余先生认为五四运动不是一种「文艺复兴」,这个完全是一个比较历史的客观说法;他主张中国史研究的中心任务就是发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他当然知道文化不以作为国民为要件。但是如何可以说出来呢?这个是一种非常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余先生当然也逃避不了这样的困窘。

余先生是诚实的。他常常说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无法用理性来谈的:爱情、宗教、和政治。所以谈「民主乎?独立乎?」(pp. 094-100)这样的题目,这个就需要他用非常大的勇气来写。须知,他写这篇文章时,台湾正将举行解严后的第一次选举;许多积累已久的问题都被提到选举的政见上面,局面非常紧张(所以余先生会有「台湾的社会秩序已经坏到了崩溃的边缘」的印象),所以他写了这篇文章。他对反对党政见的宽容态度时是后来余纪忠不再邀请在《中国时报》写文章的滥觞(最后在《中国时报》发表文章是在1996年)。从此,余先生对台湾的评论就戛然而止。

李登辉选上总统之后,我们不再看到他对台湾政局写有文章。在《余英时谈政治现实》一书中(颜择雅编,出版于2022年) 所收的政论或时评的文字差不多全部是在香港发表。大多数讨论的都是有关香港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是他在临终前最失望的事情,我这里指的是香港国安法的制定及推行(2020年六月),明年八月,余先生就撤手归天了。

结论:

不能否认的是所有的知识人都活在规范性的理想和实存世界的邪恶当中;生命是不断的挣扎。余英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人,他的政治思想当然是厚植于他的学术基础上面的。他的历史学的训练在他的时代是最为优秀的。这个当然使得他对于自己的眼光和洞察的能力有极高的自信。他的西洋史知识(尤其是思想)是我们二十世纪中叶以来所有华人历史学者中的数一数二的。何炳棣常常自以西洋史训练出身而自鸣得意。但是我从来看不到他曾经系统写出或演讲西洋历史的东西。余英时则时时表现出他对西洋文化的开放态度,而且也常常征引西洋思想来与中国文化做格义的功夫。

但是即使如此,余先生始终是一个中国人。在无限的宇宙里,他不管逃到哪里,那里都是中国,他认同民主以及五四的价值,一直以为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不幸他活在马克思以后的世界。虽然台湾的民主展现了难得的活力,但是民主却和国族的认同无法和辙,虽然他因此提出文化的高贵理想,但是这个充满「异化」的现实世界,却不断地挑战知识人对价值的坚持。余先生一直没有放弃他作为知识人的自命,于是就不断地痛苦面对将近百年的折磨。

读完余先生当年的这些文字,我就更相信惟其实存的挑战才会使得反思更为深刻,而只有历练才创造了理想的持久引人的活力。至少在政治思想上,这个就是我对余先生的了解。

(2023年9月28日于美东华萍泽瀑布)

作者为纽约市立大学荣休教授


书名:《民主与两岸动向》
作者:余英时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来源:思想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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