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晨跟我的编辑陈键瑜讨论，她传达编辑部的意见：「《海恸》才刚出版，需得让它在书市上再热一热，太密集的话，读者也会消化不良。 」然后脸书上就有一个诘问：海的另一端，是什么？ 《海恸》提供了一种答案，也印在书的封底：
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么。 ——苏晓康
一个殇字说黄河，一个恸字说大陆；海陆对峙，一直延伸到俄罗斯，民族主义、大一统，中俄普习同构，乌克兰台湾同命；
内陆取向的中国维持着千年秦制，封闭、保守、对外恐惧，面对海洋，压制香港、台湾，亦侵占西藏高原、殖民西域新疆，霸凌的地缘政治学；
他指出，中国只有解决独裁问题，周遭和世界才会安宁。
《海恸》从延安讲到北京，读书人成猴子、黄梅戏巨星被剖腹，上承商鞅酷政，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脉络相承，习与毛没有血缘关系，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辨。
「大国崛起」的中国，在他笔下仍是一片蛮荒，中国溺婴数亿、五亿女性仍是生育工具，「五四」以来有何「进步」？
今日亡天下，而昨日温美，民初真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年代，「恸者，痛也、哭也、悲也，抑或醒也？」，「天蛮地荒」也是人类现状？悲切之余，遂集结成《海恸》一书。
其实，我自己思考了许多年，偶然发现1996年的一次演讲，才见到那时需要梳理的脉络，已经相当繁杂，这个讲稿，不知为何也未收入《海恸》，当然许多意思已散见于不同文章之中。 】
我大概有三年没有演讲过了。三年前我们遭到一次车祸，我太太伤得很重，这次是因为向住在这个地区的一位医生求治，他跟我谈起来这里中国社区的活动，邀我来谈一谈。
谈什么？在电话上商量了这个题目﹕走向海洋。因为近来大家谈得很多的，就是”台海危机”，还有美国围堵中国的话题，以及中国最近冒升的民族主义情绪。我觉得这些问题都跟我当时写《河殇》、拍《河殇》所涉及的问题有关，是那次话题的延伸和发展——这就是中国走向海洋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中国文明四千年非常灿烂，在近代却衰落了，之所以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受到来自海上的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西方文明，《河殇》多少有点简单化地将之称为”蔚蓝色的文明”，这既指海洋，也指贸易、商业，以及后来发生的科学、民主，都形象化地用”蔚蓝色”来称呼。中国的文明，我们在《河殇》中界定为”黄色文明”，或者说”内陆文明”。一种蔚蓝色，一种黄色，在《河殇》中形象化了，象征化了，同时也就简单化了；很容易引起共鸣，但到海外来，也有很多人向我提出质疑﹕你怎么可以将这么复杂的文明问题作这样简单化的说明？
大家知道普林斯顿有位很有名的余英时教授，对我说﹕”你说中国文化没有海洋文明，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余教授说得很客气，”但是我很赞成你提出的关于海洋文明和内陆文明的矛盾。”他认为，中国文明是从黄河流域发源的，南北朝以后重心移向长江流域。我们一般谈中国文明谈到这里，就不往下谈了。他说，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后，中国文明向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发展和开拓，但本土的中国人谈得很少。整个南洋的开发，以及现在南洋诸国的早期历史，都跟中国的移民、中国海外社会的发展有关。中国宋代以后，中国向太平洋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海洋文明。但是中国人自己不谈它，只谈长江、黄河。
余教授又谈到另外一个问题﹕中国的文明，为什么呈现了一种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扩展，又向海外扩展这么一个长达一两千年的态势？这就是因为受到了北方游牧民族的挤压。大家都知道这个基本的历史常识。从汉朝时，北方就有匈奴人，南北朝的”五胡乱华”，北方的游牧民族，一直挤压黄河流域以及后来的长江流域的农耕民族——汉民族，长达一两千年，将中国文明往南、往东挤压。来自北方的压力，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称得上是个”永恒的压力”，就是在将来也还会遇到。
我没有和余先生继续向下讨论，为什么后来中国没有出现西方那样的海上贸易、海洋文明——当然不是没有海上贸易，明清时是有的，但是多是民间的走私行为，政府在很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但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国一直处在一个不好的状态。纽约的唐德刚教授说，中国的四千多年历史，如果只看这一百年，犹如长江过三峡，激浪拍岸，无数尸体沉落江底。有人问唐教授﹕这个”三峡”得过多少年？唐教授说他认为要过两百年——就是说我们还得过五十年，憋过去了大概中国就会情况好一点。
这一百多年我们面对什么样的局面？开发了南洋，后来又往东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文明没有发展到海上去。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来自海上的。我们中国人，包括大陆所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多强调”鸦片战争”，中国大陆著名导演谢晋正在筹拍《鸦片战争》，已经集资一个亿，其中由上海市政府出了三千万。
事实上，研究一下中国近代史，会发现对中国人刺激最大的，不是鸦片战争，而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一次战争﹕甲午海战。甲午海战是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亡国屈辱最严重的一次战争。大家看过《甲午风云》，那部电影中有许多东西是错误的，但从思想史上看，甲午海战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挫折感，这种挫折感到今天还没有消散。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之下，搞了戊戌维新；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才有后来的革命——武昌起义。孙中山不再给大清王朝合法改革的机会，要推翻大清王朝。很多学者发现，从当时知识分子留下的记录来看，鸦片战争对他们没有什么太大刺激，甲午海战的刺激却很大。
这里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费正清写《剑桥中国近代史》提到﹕不知为什么，当海上已经出现了来自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后，整个中国政府的注意力，财政、军备，重点还在对付西北——那时西北正在发生太平天国后期所引起的捻军和”回乱”。中国政府的主要力量还在西北，没有海军，也没有真正懂得海战的人。高阳的小说《红顶商人》中提到﹕左宗棠率领军队征西，平定金积堡的回民叛乱，包括后来平定新疆，清朝政府都没有钱给他，他是靠胡雪岩去向西方人贷款。胡就是最早的买办，向西方借银子解决西部的问题。中国当时是有内陆的麻烦，有内陆的压力，但是中国一直没有处理好海上来的问题。
今天怎么样？
今天还是没有处理好。
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实行改革，但他没有很明确的海洋意识。最开始，开放了几个特区，党内比较保守的人反对他。邓小平顶住了。 1984年，他让谷牧一口气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这样做比较大胆，但是也比较盲目。邓小平局限也在这里﹕他最大的想象力就是只能开放沿海城市。到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这个进程就停下来了，那时邓小平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他用的执行开放政策的人主要是赵紫阳——赵紫阳这个人，据芝加哥大学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弗莱德曼教授说﹕他在共产党体制中所认识的人中，赵紫阳是对市场经济最有感觉的人。苏联就没有这样的人。赵紫阳一下台，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就成了很大的问题。邓小平面对”六四”和”六四”以后的苏联解体，这样两个对中共政权非常大的挑战，用了八个字﹕”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意思是说，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垮掉了，谁来扛这面大旗呢？邓小平说﹕谁愿意扛谁扛，反正我不扛。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来看，得说邓小平这八个字很厉害，使中共撑过了六四以后合法性危机最艰难的时光。
但是，1992年，邓小平发动第二次改革，我发现中国的政策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在邓小平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这么一个方针指导之下，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东亚政策，是认为东亚地区是二十一世纪将有高度发展的地区，欧洲已经衰落，北美也要衰落。而中国在这个时候，在东亚崛起。有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都是认为东亚经济要喷薄。中国认为，自己在东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定要保持与东亚的良好关系，就能赢得改革开放以后、二十世纪结束之际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当时还谈论到了”太平洋世纪”中的中、美、苏、日的关系。可是到了1993年，情况变了。具体什么原因，我不知道——邓小平1993年有一句话，”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后来有人写文章论证这句话，认为，苏联垮掉了，中国没有北方的威胁了，我们可以走向太平洋了。
苏联垮掉之前，虽然与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苏联对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时中国的导弹都对着北方，军事部署也是对付北方的。毛泽东在1950年派了很少的兵力去攻台湾，结果被台湾方面消灭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与几千年的格局没有什么大变化﹕威胁来自北方，目光还是对着北方；对东面的太平洋，没有、也不想有什么作为。苏联垮台，态势变了，有人说，现在中国的导弹不再对北方了。
中国出现了很多说法﹕要”走向大洋练兵”，想有远洋海军，也想去买苏联的航空母舰，但苏联没有卖给他。航空母舰，中国可能有制造的能力，但是管理比制造要麻烦得多。冷战结束以后，苏联不再是一个超级大国，而美国的战略重点还在欧洲，也不太想管太平洋的事务。于是中国认为，亚太出现真空，中国要填补这个真空。这种想法就与邓小平在”韬光养晦、绝不当头”的指导方针下，认为在东亚”天时地利人和”，对我们有利，在二十世纪末赢得发展的大好时机，等等这些想法是完全冲突的——中国要去当东亚的霸主！原因就是北方威胁没有了。因此出现了”台海危机”、认为美国有一个”围堵的战略”，都是从这里来的。
美国是否有”围堵的战略”？我认为没有。只有一些媒体、思想库、一些已经不在位的外交家，在重提五十年代美国的围堵政策。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基辛格开始，奉行的是一种余英时教授翻译为”全面牵缠”的政策。基辛格认为，美国无力承担把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永远排斥在国际事务之外，所以那时到北京去见毛泽东，中美谈判建交。这种牵缠政策比围堵聪明一些，可是并不成功，因为中国的政策不断在变，用胡适的话说叫”喜怒无常”。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又开了枪，布什其实并不很想制裁中国，因为他和邓小平是老朋友，他还是希望与中国政府打交道，于是就拿最惠国待遇去”牵缠”，希望以此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并没有被改变，政治上还倒退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压制得比以前还利害，美国有什么辙? 克林顿刚上台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压根儿没有想法，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没上台前骂布什对中共软弱，那是为了拉票，自己执政后更软，他前不久也承认这一点。这是美国政治的另一个特点﹕实用主义，它不会为中国的人权牺牲它的贸易利益。
所以现在中国人都认为美国拿中国当头号敌人，那是一个错觉，相反，中共为了煽动民族主义，倒是故意拿美国当头号敌人，不过他们也是实用主义的，前一段中美之间的智慧产权谈判，到了摊牌的最后关头，美国的那位女代表要去宣布制裁，中国也准备报复，就在要宣布之前的几个小时，李岚清在中南海接见她，全部答应美方条件，李岚清接见完，马上江泽民接见。那时我就想，这是中国政府开始就想好的一点——肯定届时全部认帐，但是要等到最后一分钟再认。一认之后让步就非常大，老实说，在智慧产权、音响、电脑和影视市场上，就是台湾现在都对美国没有让到这个程度。有意思的是，正好这个时候中国有一本书畅销，叫《中国能说不》，我就觉得很好笑，那些三十几岁的作者们和读许多读者，以为江泽民只会说”ＮＯ”，殊不知他该说”ＹＥＳ”的时候照说不误，这有点象当年的西太后，先是挑动义和团”扶清灭洋”，去攻打洋人，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她就让李鸿章去签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也砍义和团的头向洋人谢罪。中共这么作，其实很不聪明，那是拿自己的道德权威去赌，他们以为美国政客都很傻，玩不过他们，其实这个谈判并不在于中国赔上了多少市场，而是中共的道德权威赔进去了。美国现在就是这种态度﹕全面牵缠，跟你谈，不跟你打。据说智慧产权问题谈成之后，白宫这边喜出望外，发表声明说，这证明我们”全面牵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围堵政策”是没有用的——是冷战时候杜勒斯的做法，现在怎么可能？美国也没有能力围堵中国。但是中国怎么跟世界打交道？尤其是在太平洋上，不知道中国是怎么想的，手法很拙劣。 “台海危机”也是这样﹕人家选总统，你干嘛又是导弹又是演习的；美国把航空母舰派去，你又缩回去。开始凶得要命，实际上不敢打，这就很跌份。
面对太平洋有许多新的挑战，中共并没有多少”新思维”，如两岸统一问题，硬要拿香港的”一国两制”模式来套，不是一码事嘛，对香港”一国两制”是可以的，而且邓小平当时想出这个点子很聪明，香港不是一个”国”嘛，尊重你原来的制度，就到头了；反过来说，台湾也不是一个地区嘛，是中华民国，周恩来当初同基辛格谈判，就头痛两岸两个中国的表述问题，据说还是老毛建议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这个提法，这是等于承认对岸也有一个中国的委婉说法，基辛格拍案叫绝。可是现在中国的领导人没有这样的智慧。
不知道二十一世纪会不会出现”太平洋世纪”，是否东亚的经济一定是全世界增长最高的地区。很多人这么说，但我不知道。反正东亚地区对于中国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走出封闭，走向海洋，从几千年的历史脉络来看，是非常好的变化，邓小平是有建树的。现在据说邓小平已经不行了，我看目前的政策确实不是他主导了，整个乱了方寸，东一脚西一脚。一会儿是导弹拿出来吓人，一会儿又什么都认帐。
更大的一个问题是，俄国的变化我们还难以确定。前不久的大选，共产党差一点上台，其实已经不是共产党，就是上台也不是太了不得，但是他们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那可是不得了。如果”大俄罗斯主义”上了台，中国大概就没有办法走向太平洋了——北方威胁重新出现，就得想办法再来对付了。现在倒是很好的时候，是个空档。是空档就跟东亚搞好关系嘛，结点善缘，作点生意，干嘛要把关系搞得那么紧张？
而且，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就是中国文明向太平洋拓展的历史过程中移民过去的，是中国的海洋文明的成功范例，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同他们协商，而要怒目相向呢? 大陆上的中国人如果连同种同文的海上中国人都不能详和相处，还奢谈”天时地利人和”干吗? 蔚蓝色文明已经在中国出现，在中国有发展，走向世界，这很好。但是依然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唐德刚教授所说的两百年过”三峡”过不过得去，就很难说了。
一九九六年夏在美国东岸的一次讲演
｜海的另一端，是什么？
《#海恸》作者苏晓康曾写：「华夏民族诞生在黄土高原，不知道海洋是什么。」
生于内陆、长于内陆的华夏民族，是如何发展成全球举足轻重的政权？
本书从延安讲到北京，读书人成猴子、黄梅戏巨星被剖腹，上承商鞅酷政，从古至今的历史经验脉络相承，习与毛没有血缘关系，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辨。 「大国崛起」的中国，在他笔下仍是一片蛮荒，中国溺婴数亿、五亿女性仍是生育工具，「五四」以来有何「进步」？
从内陆向外看，海的另一端，是什么？
(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