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经常悲天悯人的时候，总是会谈到民不聊生，而忽视了社会的之中除了“民”之外的另一个阶层——官。官和民是构成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民不聊生备受关注，而官不聊生却无人问津。

说到官不聊生，许多人都好奇地反问在：有那么严重吗？

明洪武年间严刑峻法，因为政治案、经济案、腐败案……而诛杀官员成为常态。许多官员在上朝前，先交行后事，然后与家人永别。如果，晚上还能活着回到家中，自以为万幸。这种情况在当时已经不是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可见，官不聊生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升官大官几乎是所有当官人的人生梦想，然而却有官员因为升任宰相而如临大限

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刚刚接到丞相任命的公孙贺，竟如同接到死刑的判决书一样痛哭流涕……丞相是汉代位极人臣的全国最高长官，公孙贺又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姐姐卫君孺的丈夫，与武帝是连襟挑担。他先是侍中，就是为皇帝服务的长官，直接担任丞相可能还不够格。因为丞相为三公之首，百官之长，大汉开国以来，都是由为国立有大功的侯爵担任。于是，汉武帝就先加封他为葛绎侯，作为铺垫，然后再顺理成章地任命为丞相。封侯拜相，好事成双。他最清楚当时丞相的地位和权利，这本应是他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那得到丞相之位的他却为何如同坠入万丈深渊？

公孙贺临深履薄地煎熬了11年，到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2年）春正月，身为丞相、葛绎侯的公孙贺和他的儿子——主管全国车驾交通长官太仆双双被捕入狱，不久就命丧狱中。

公孙贺11年前荣升丞相之时，就已经看到自己今日之祸，这绝不是杞人忧天……

勤奋敬业、遵纪守法的清官干吏也会不得好死

贪官恶官之死，固不足奇；然而，清官干吏之死，就匪夷所思。

西汉武帝至宣帝时代，有个名臣严延年在河南郡当太守。这位严延年确实是一位好官，遵纪守法，照章办事，并且能力超强。的确，《汉书》记载：他虽然身材短小，但是精明强悍。还高度评价：他对政事的反映灵敏和行动迅捷，即是孔子弟子中行政能力最强的子贡、冉有，精通政事的能力，也无法超过严延年。

严延年从小就学习法律，初入官场就在郡守府中当吏员，后来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历任御史、侍御史、御史掾、县令、长史、涿郡太守、河南太守等职，并且一直都是按照朝廷的制度政策办事，自己也没有半点贪污腐败等不法行为。

他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郡中政治清明。严延年升任河南太守，因治理有方，还受到朝廷重赏黄金二十斤，当地豪强们纷纷收敛，民间也没有盗贼，他个人的威望甚至震慑周边的郡县……

一年以后，严延年就被朝廷“弃市”（在闹市处斩，尸体供人们自行分割食用，一种极具人格侮辱性的死刑）。可能，严延年至死不明白，自己这样的好官，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严延年的母亲却在一年前就看到了儿子的最后的悲惨下场。可见，像严延年这样的好官不能善终者，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炮制酷刑、大肆株连、制造冤假错案的酷吏被诛灭家族

武则天时代两个臭名昭著的酷吏——周兴、来俊臣，也无法逃脱这个规律。

天授二年（691年）初，专门掌管谋反大案的周兴竟然遭人举报——谋反，武则天命另一酷吏来俊臣审问。作为同僚的来俊臣于是先请周兴吃饭，席间来俊臣问：“疑犯如果硬是不认罪，该怎么办才好？”周兴大笑说：“这太容易了，把犯人放到瓮里，四周燃起炭火。”来俊臣命人找来一口大瓮，按照周兴出的主意用大火把瓮烧得通红，然后站起身对周兴客气地说：“来某奉陛下圣旨审查您谋反案，请君入瓮吧！”周兴立即磕头求饶，当场招供。按法律，周兴当处死刑。虽然，武则天赦他一死，命改判为流放岭南，却在途中被仇家所杀。

来俊臣还与他的党羽十几个人，编制一篇《告密罗织经》，共有几千字，都是预先有系统地按内容分例成细目，还要布置怎样罗织犯罪人的事实和缘由，命令他的党羽照此去告发，有时也把密告信投于匦院而让皇帝知道，这种案子武则天多是委派来俊臣去审理。

来俊臣另外制造了一种刑具，叫做“突地吼”（受刑者在地上边跳边狂喊），凡是上了这种突地吼枷的，都要在地上不住地转圈，很快便会晕倒。他又制造了十几个枷，称名为“见即承”（受审者看到就当场承认）。还有“铁圈笼头”（类似于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当审讯囚犯时，在圈中加上楔子。其余还有各种名号的刑具数十种，大致都是如此。囚犯不分其原来的身份贵贱，一律是先把枷棒放在地上，再把他叫到跟前对他说：“这就是刑具！”见到刑具的人立即魂飞魄散，无不自己诬陷自己谋反。而武则天又以高官厚禄给予重赏，因此他们争比看谁更为残酷。因而告密的人，在大街上纷然皆是，因而名流们在世短暂，出了名仅可经历几日而已。在审理武则天交办的案子时，凡有不合他心意的，便对犯罪人实行株连，长幼都要坐连其族，一杀就是千余家。

朝官们因为要去上朝，不定何时便会遭到突然抓捕，一旦被抓走便可能落得全家族被杀的结果。因此在与家人告别时便说：“不知道还能不能再相见？”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六月三日，武则天将来俊臣斩于闹市并陈尸示众。人们不论是老少都憎恨他，争相去剐他的肉，很快就把他的肉割得丝毫不剩。武则天得知来俊臣为民众如此痛恨，方下诏指责他的罪恶，而且说：“应该诛灭他全家族，以解百姓的愤恨，可依法查抄他的家产。”来俊臣身死族灭后，不论是士子庶民还是男人女人，人们都在大街上奔走相告，弹冠相庆地说：“今后，我们睡觉时脊背才能贴着席子，睡安稳觉了！”

宰相竟然要用装腐败来保全自己

五代十国时期，北海（今山东青州）人韩熙载在南唐当宰相，南唐的后主李煜即位后特别猜疑北方人在南唐做高官的，甚至连续毒杀了好几个。韩熙载也是北方人，就特别害怕祸及自己，竟然一反常态——就故意装腐败，特别放纵自己，让自己的本性全然暴露无遗。

韩熙载故意不遵守官员的礼仪和国家法度，变卖了全部家产，买了几百名妓女和演员，过着荒诞不经，纵情声色的快活日子，所有的靡靡之音和美女姿色等所有感官刺激的乐趣，没有一样没被他享受过。

南唐朝廷每个月发给他的巨额俸禄，根本都不够他花销。他就故意穿着破衣旧鞋，装聋作哑，抱一面琴，带领领着自己的门生——南唐状元舒雅。韩熙载让他一手拿着上朝的笏板，一手掺扶着自己，随便沿街乞讨，以维持每天的生活……

后来，南唐后主李煜对韩熙载还是不放心，就派南唐宫廷画家顾闳中作为特务潜入韩府，仔细观察韩熙载的所作所为，然后把现场情景十分写实地画出来给他看，类似于当代特务拍摄的照片和视频等情报资料。这幅画就是《夜宴图》——即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如今珍藏在故宫博物院。此画正是韩熙载迫不得已，而沉迷于放荡生活难言之隐的真实写照……

韩熙载正是用这种装腐败的办法，安然躲过劫难，于开宝三年（南唐后主李煜贬称“吴王”，启用宋年号，公元970年）得以寿终正寝，时年六十九，被南唐追赠右仆射、同平章事，谥号“文靖”；而且他被江南人士称其为“韩夫子”、“神仙中人”。这都得益于他成功地装腐败。

仅两个案共处死官员五万多人

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九月，占城（今天越南）向大明入朝进贡，宰相胡惟庸因没有及时报告皇帝，就被定为谋逆案。洪武皇帝立即下令将胡惟庸处死，并下令严查和胡惟庸有牵连的人，当时数万人因此丧生。一月后，洪武皇帝以丞相多奸邪为由而废除了秦汉以来的实行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而满朝文武竟无人敢发一言。

洪武朝另一起大案，就是“蓝玉案”——因由蓝玉本人牵连出的官员不可胜数，因此案被杀的人多达一万五千人，其中包括一个公爵（冯胜），十三个侯爵和不胜其数的大小官员，至此明洪武年间的功臣名将几乎被屠戮殆尽。

两案受株连被杀的各级官员及家人5万余人，至于那些被逮捕收监、开除、辞退，及被迫辞职的，竟然达七成以上。

不与篡逆者合作，就惨遭历史上最残酷的刑罚——“灭十族”

古代刑罚中，最为残酷的应该是诛灭九族——就是从当事人起，往上数四代而至高祖，往下数四代而至玄孙，这八代人，如此再加上自己这一代，共九代人，正好形成以各代家长为中心的九个家族，在遭受株连中被全部处死。那么，何来“灭十族”呢？

建文四年（1402年）五月，明朝的燕王朱棣（即日后的明成祖）经过四年“靖难之役”攻占南京，文武百官多见风转舵，投降燕王。只有，建文帝的老师——翰林侍讲、翰林学士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燕王朱棣也被方孝孺的气节所感动，就特别想请他为自己即皇位起草诏书。方孝孺进到朝廷，悲痛的哭声响彻大殿。燕王下卧榻慰问他说：“先生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了，我本来无意皇位，只是想要仿效周公辅佐成王罢了。”方孝孺立即质问：“现在成王在哪里！”燕王回答：“他自焚而死。”方孝孺又质问：“为什么不立他的儿子。”燕王说：“国家有赖于成年的君王。”方孝孺说：“为什么不立他的弟弟？”燕王答道：“这是我们朱家的事。”就让侍者献上方孝孺笔墨纸砚，并对他说：“这个诏告全天下的诏书，必须由先生您来执笔。”方孝孺把笔掷到地上，边哭边骂道：“你这逆贼！我死就死，诏书我绝不起草。”燕王震怒……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五日（1402年7月25日），方孝孺慷慨赴死，作绝命之词说道：“上天降下战乱忧患啊，谁知道其中的缘由，奸邪的臣子如了愿啊，求取国柄耍弄计谋。忠正的臣子愤怒悲怨啊，血泪淌流；以此血泪为君殉葬啊，还有什么企求？呜呼哀哉的悲鸣啊，大概不是我的怨尤。”方孝孺被车裂于南京闹市，时年四十六岁。

燕王并没有解恨，随后连续七天屠杀方家九族之后，杀无可杀，就在九族之外，加上他的学生家族——“生族”……死者多达八百余人。

此外，还有官员因种种原因而自杀，甚至有官员死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精神压力——“忧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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