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走入一段极其血腥的历史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会进入到一段极其血腥的历史当中，也就是“恐怖的红八月”。
说实话，在开始讲述这段残酷的历史之前，我是进行了充足的心理准备的，因为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暴露了人性当中最为邪恶、残酷、黑暗的一面，它的许多相关记录血腥到令人不忍卒读。然而，不讲这段历史，我们实际上就无法完整地叙述整个文革，因此它实际上是一段无法绕开的历史。尤其是，这段历史当中，进行大规模杀戮、以超越人的想象的极限的方式残酷将人虐杀的施暴者，大部分只是一群十几岁的孩子，这就更加令人感到不安。
在讲这段历史之前，我想首先谈一部名叫《浪潮》（Die Welle）的德国电影。这部电影是以由美国真实进行过的一次社会实验为蓝本进行拍摄的。在电影中，一位名叫赖纳·凡格尔的老师带领学生们进行了一场模拟独裁政治的实验，要求学生们穿上统一的白衬衫、采取统一的问候手势，并尊称他为“凡格尔先生”。在这场社会实验开始之前，学生们都认为极权主义不可能在德国卷土重来。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个星期，参加这场实验的学生们，乃至凡格尔本人就“入戏”了，学生们甚至对反对这场运动的同学进行了“群众专政”……
要知道，这部电影的情节并不是完全虚空编造出来的，而是来自一场真实发生过的、进行于1971年的美国实验。当时，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中，用充当志愿者的大学生进行了一场实验。在这场实验里，志愿者们扮演着监狱的看守和囚犯，研究的目的则是人类对于囚禁的反应以及囚禁对监狱中人们行为的影响。而仅仅到了第六天，这项实验就不得不被叫停了，因为有三分之一的“看守”已经展现出了真正的虐待狂倾向，“看守”们用强迫做俯卧撑、脱光衣服、剥夺食物、拿走床上用品、强迫清洗马桶等方式折磨着“犯人”，实验的局面已经失控。
可以说，人从遵循社会规则、与他人相安无事的正常人变成施虐狂所需要的时间，很可能只有短短的六天。如果这场斯坦福监狱实验没有在第六天被叫停，那么它将会发展出什么更为恐怖的东西、造成怎样难以挽回的后果，都是使人只要想一想就会不寒而栗的。如果说，这样的实验不仅仅只进行六天，而是持续进行了几年乃至十几年，又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对于这个问题，许多专制极权国家的历史都能够给出答案。在这其中，就包括了毛时代的中国。从1949年中共建政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文革爆发前夕，可以说毛时代的中国就充满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电影《浪潮》中那场社会实验所具备的一切要素。
二、“理性又疯狂”的干部子弟们与早期红卫兵
如我们在之前所讲过的，在文革爆发前，中国的学校教育中弥漫着极其强烈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气氛。除此之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环境之下，仇恨教育笼罩着学校。而在此基础上，干部子弟又在肆无忌惮地声张着自己的特权，与平民子弟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对于干部子弟们而言，他们处在一种既疯狂又理性的状态当中。他们一边用疯狂的激进理论分析和认知着世界，另一方面又为了维护他们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特权而愿意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工作组撤出学校，以干部子弟为首的第一批红卫兵们就开始杀向社会、横冲直撞。
我们在之前谈到过，在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附中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这一组织不但创立者大多是干部子弟，它的诉求也代表着干部子弟的利益。他们认为，学校的教育体制对他们的特权还无法进行足够充分的保障，校方对所谓“表现好”的平民子弟相对照顾的政策是一种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因此，尽管他们的诉求是要维护干部子弟的既得利益，但十分吊诡的是，他们也是当时教育体制的激烈反对者。
在早期产生的红卫兵中，这种赤裸裸地维护干部特权的诉求随处可见，相关的政治论述也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在这里，我给大家读几段当时这些红卫兵的政治论述，让大家感受一下他们的那种心态。清华附中一份署名为“齐向东”、名叫《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曾经这样写道：
“阶级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共产党就是要干革命，就是要灭资兴无，就是要讲成份，就是要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篇大字报的作者认为共产党“就是要讲成份”，也就是要看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即“血统”是怎么样的。这份大字报接下来这样说道：
“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十七年了，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要造反，要夺权，要组织阶级队伍干革命，就是要大讲阶级路线，就是要看成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工农革干子弟表现得特别积极，特别勇敢，目光最敏锐，斗争最坚决。而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难道还要依靠地主、资产阶级少爷、小姐混帐王八蛋们吗？难道左派里我们不占压倒多数，反而让他们占上风吗？不，领导权必须是我们工农革干子弟牢牢掌握。唯成分份论固然不好，无成份论更是混蛋！”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来，这份大字报提倡“要大讲阶级路线”、“要看成份”，“工农革干子弟”要牢牢地掌握领导权。尽管它也装模作样地反对了一下“唯成分论”，但仍然表示“无成份论更是混蛋”，并认为“出身坏的，绝大部分表现混蛋”。这份大字报还直接表示，文革“不依靠工农革干子弟，还依靠谁”，也就是主张只有所谓的“红五类”才是文革的依靠力量，其它当时的政治贱民则完全没有资格参与其中。他们也提出，从1949年以来，所谓的“红五类”不能完全掌握学校的主导权，学校是由所谓“资产阶级”掌握的，他们要对此加以“造反”和“夺权”。至于这一“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包含校方之外，事实上也包括了出自当时政治贱民“黑五类”家庭的同校师生。
这份大字报还用极其粗俗的语言写了一段与辱骂无异的话，说道：
“‘干部子弟就是养尊处优，坏透了’。老爷们，少爷们，你们自己过去养尊处优，骑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作威作福。如今，你们被专政了，痛苦了，骂一句‘养尊处优’。你们这样骂，无非是我们的父母当了‘官’。你们骂我们‘坏透了’，无非是我们父母跟你们作对，你们实在不舒服，于是破口大骂。你们骂对了！我们的父母就是革命的，要专反革命的政。我们就是要学习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对你们造反，与你们为敌到底！你们骂我们真是难得的光荣。我们对你们就是要坏，越坏越好。”
类似这样粗鄙的用语，在这份大字报中还有很多。至于更粗鄙的内容，由于实在是不堪入耳，我在这里就先不进行展示了。
三、“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我们知道，在毛时代，“红五类”的定义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从这份大字报的论述来看，这种红卫兵组织似乎除了依靠干部子弟之外，也是要依靠普通的工农子弟的。然而，实际情况却远不是这样。在乔治·奥威尔的名著《动物庄园》中曾有这样一句话：“所有动物生而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事实上，在“红五类”当中，所谓的“革命干部”就比其它几类要“更平等”，他们的子女也认为理应是这样的，并把成年人世界的这种“更平等”关系投射到了他们的校园中，认为干部子弟也比工农子弟要“更平等”。例如，在1966年7月1日，北大附中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小组”举行了一场中共建党日纪念活动，并对参加者进行了严格的限定，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有参加者回忆，这场等级森严的晚会活动“真是大长了工农干部子弟的志气，真是大灭剥削阶级子弟的威风。”至于为什么不是干部子弟的工农子弟不能受邀参加，这场活动的主办方没有进行任何解释。在这次活动中，与会者们还唱了一首他们自编的《造反歌》。在著名电影《末代皇帝》中，曾有红卫兵齐唱这首歌的镜头，这首歌也因而成为了文革的某种符号。这首歌这样杀气腾腾地唱道：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对于这场活动的记录，参见阎阳生：《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12期；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第七章第二节）
要知道，这种狂热的“血统论”气氛并不是单纯自发的，中共高层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着推波助澜。1966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发出了名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这份通知这样说道：
“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应该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对于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凡是合乎条件的，应该优先选拔升入高等学校。至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定要经过严格审查，对于那些在政治上确实表现好的，也允许挑选适当数量的人升入高等学校。在处理政治、学业、健康三者的关系上，必须重在政治表现，要在保证政治质量的前提下，结合学业和健康条件，择优录取。”
由此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认为，高校必须要在招生的时候把所谓的“政治”放在第一位，并要在招收所谓“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时进行严格的审查。这个通知，实际上可以说是从官方的角度把“血统论”带进了校园当中。
到了这时，一场大规模屠杀已经从思想层面以及社会动员层面上完成了准备工作。很快，就有人被红卫兵打死了。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来源：RF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