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雨苍 / 思想坦克 2023 年 10 月 26 日

最近网红Cheap一番「批评民进党会被抄家」的言论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他在文章中提到，「我觉得现在的氛围是，骂民进党是件很可怕的事情，你可能会被抄家、会被调查祖宗十八代，更多更凶的是他们义勇军、他们侧翼媒体」，另一个网红呱吉则称，「老实说我没想过自己会面对言论紧缩的一天，这是一个比二十年前更加不自由的年代」，引发了许多的讨论。

言论自由犹在，只是理性缩减

首先，台湾的言论有比以前更不自由吗？我想应该是否定的。言论自由的定义，是指在发言之前不会遭到国家的政治审查，很明显，台湾并不是在言论自由下缩限。在台湾，目前没有人像中国那样，仅因立场不同就遭到国家机器侵害人身自由，或伤害到家人。但是，近几年的言论市场是否有所改变？我想，这是有的，而且很明显，理性讨论政策的空间正在逐步限缩。这指的不是说错话会被批判，而是断章取义、扎稻草人等糟糕的讨论风气大行其道，让理性思辨的空间缩小。

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犹记得在2014年太阳花运动时，当时社群平台FB刚开始有许多人使用，在上面常有许多长篇大论对于民主的讨论。当时，许多人总寄望着数位技术能让选民得到更多资讯，能有更为良善的民主。当时蔡荣峰一篇有名的文章〈键盘参战－浅谈「数位原民」的网路政治学〉还曾称，网路适合有批判性跟自我思考倾向较高的「求证型公民」，不利于「政治宣传」（Propaganda） 的散布。但到了今天，回顾网路的环境，很明显并非如此，而且在各种因素的推波助澜上，网路还成了更为极化、仇恨言论更多的地方，而以前那些会发长文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却逐渐消声匿迹。

为什么如此？其实有很多因素可以细细拆解。

我们先来探讨网路酸民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都可能是网路酸民〉一文中，Julia Shaw博士指出，在负面情绪或负面内容后发文的参与者，有68％的参与者会回以谩骂贴文，几乎是在正面情绪或正面内容后发文的参与者的2倍之多（35％ ），这表示人们在负面情绪下更容易留下酸溜溜的话语；而在这些文字后面留言的人，也更容易留下酸文，让酸文的出现机率大增。

酸文吸睛特强，温和力量退场

不过，王宏恩在〈网路制造了酸民，还是放大了酸民？ 〉一文中则引用了丹麦Aarhus University的两位政治学教授，于2022年在政治科学领域顶尖期刊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发表的论文〈The psychology of online political hostility: A comprehensive, cross-national test of the mismatch hypothesis〉指出，网路让比较温和的选民更为沉默，因此用比例来看网路上就有更高比例的仇恨言论；同时，民众因为在网路上更常碰到不认识的人，也更觉得那些仇恨言论来自于不认识的人，这些结果共同造就了人们对于网路负面言论的印象。王宏恩在文章中下结论指出，网路并没有创造或放大酸民，而是缩小了温和的其他选民。

但无论如何，相较温和的文章，酸文更容易触发人们的情绪，也更容易引发更多人的关注与讨论。

同时，在网路平台逐渐引入广告作为收益来源之后，留住使用者、增加广告收益，才能带来更多企业的利润，这使平台有动力引入演算法，留住人们。这些演算法无法分辨言论的好坏，误以为这些情绪激动的文字比其他文字更为吸引人，就容易把这些文字推到人们的眼前，一方面让人们接触到极端的文字，另一方面又让人们更难碰到不同的意见。这使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意见就是正确的，也让人们逐步极化。

在情绪之外，讨论政策本身也存在门槛。在许多议题越来越专业的今天，政策背后的论述也比以往更为复杂。但在达克效应下，人们却容易误以为自己Google以后，就可以评论政策；但在同时，要把政策背后的专业讲清楚，却需要更多篇幅与阅听人的耐心。而在短影音盛行的今天，由于人们的注意力比以往更为短暂，这样的文章又更难搏得人们的眼球。

理性讨论需要门槛、时间、超然

连翊婷在〈「公民理性论政」是可能的吗？从实验政治科学文献看社群媒体时代的公众讨论〉一文中也整理了三个要重要的要素：一，理性论政需要大量吸收资讯，但是一般人难有时间，或是需要娱乐，难有时间吸收到理性论证所需要的资讯。再来，人们容易进入「动机性推理」的状况，把资讯拿来建构符合自己政党倾向的论述。第三个问题，则是在假消息泛滥的今天，会影响到公民对政策事实的认识。

演算法在这件事情上也推了一把。为了把人们留在平台上，许多平台开始降低站外连结的触击率。过往许多好文都在知名的部落格平台，如天下独立评论、想想论坛，或是菜市场政治学等，未必在社群平台上。当这些文章的触击率降低，也让人们更难有机会碰到长文及长文承载的知识。

最后，则是网军与假帐号。为了让社群平台的演算法推广特定推文，不肖的公关业者创立了大量的假帐号。一方面这些假帐号可以在粉专下大量留言，增加粉专的分享与触击率，影响演算法的判断；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政治文章下大量留言洗风向，或是霸凌反对者，让反对者陷入沉默螺旋进而噤声。

在网军大行其道之下，就让过往许多以长文著称的公共知识分子逐渐隐退。一方面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发文需要更多知识脉络，不如网军断章取义、乱贴标签来的容易；另一方面，这些人发文通常不是为了盈利，而是在工作之余发文抒发心情；但是网军的上班就是在发文。这两边的驱动力无法相比，也难怪网路会逐渐被假帐号的言论淹没。

在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社群平台就成了极化与大乱斗的地方，反而缩限了理性讨论政策的空间，进而伤害到民主的公众舆论空间。

应该对超大型平台课予相对责任

社群平台上的讨论空间承载的并非只是单纯的网路讨论，更可能是民主思辨的场域。对于这些市占达一定比例的超大型平台，我们应该透过法律要求他们负起一些责任，比如强化平台的透明度，让人们可以看见广告背后的资金来源，或是影片的赞助资金来源，这也是《数位中介服务法》本来要规范的平台义务。进一步，或许我们也能要求平台善尽「民主基础设施」的义务，但也让国家可以支付平台维护讨论空间的费用，如同维护公共空间需要费用一样。

另一方面，极权国家也正在滥用民主国家的言论空间，极权国家的代理人反串成一般人，大喊着言论自由，但其却坐拥极权国家庞大的资源挹注，且背后根本只是为了极权国家的利益。透过境外势力影响力透明化法，我们可以揭露公关公司背后是否有来自极权国家的资金，进而揭露恶质网军。

社群平台上的理性思辨空间，影响的是民主的品质与未来。若这样的空间逐渐缩限，大家越来越少在平台上讨论政策，就会让假消息与网军在平台上横行无阻。要打造这样的民主基础设施，需要以法治为基础，让平台业者负起责任，也需要每个人一起审视自己的偏误与人性。

作者为自由软体工作者、公民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