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间有国务院副总理，有跨国大企业高管，有奥运会的体育仲裁员，也有著名的法学家；有活跃在政法战线上的法院院长、高级检察官和大律师，也有大学校长和法学院的院长……

他们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享受到高等教育的法学人才，是在各个领域引领我国法治建设的佼佼者。他们个人的成功也融汇到国家昌盛、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中。

一张毕业时几位同学与敬爱的龚祥瑞老师的合影，一直被姜珍藏。

83名学生中当时留校4人:姜明安、李克强、武树臣、郭明瑞。留学的则是陶景洲、王绍光、刘凤鸣等7人。

留校的4人中，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

李克强的另一身份是北大团委书记，走马上任后领导创立了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成为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领导创立了北大团校，举办的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关，加强了团的队伍建设，培养了骨干，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解决了学生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1982年，李克强当选为共青团中央常委，从此走上了从政道路。

1992年，北京政法系统从学者中选干部，武树臣被调入北京二中院当副院长，后来又成为北京奥组委法律事务部部长。

郭明瑞是山东烟台人，为了解决与妻子的两地分居问题，后来调入烟台大学，如今已是校长。

姜明安本来也有机会离开北大。1984年，中央组织部成立“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现在的《公务员法》)立法组，只是助教的姜明安也被邀请参加。在立法组工作近半年，中组部对他的工作较满意，两次派人到北大协调，要调姜去部里任职。当时的法律系系主任张国华却说，“姜明安不是当官的料”，让他们另选他人。张国华的这一句话，彻底断送了姜明安的仕途。

法学家姜明安

但凡熟悉了解姜明安的人，几乎都赞同张国华的话。姜明安为人太真率，书呆子气足，是很不适合当官的。他的真率也体现在他写回忆文章时提及77级同学的许多趣事，一点都没有“为尊者讳”的意思。现任烟台大学校长的郭明瑞当年和姜明安一样穷，都来自农村，两人翻译文章发表后得到稿费，姜买了二手自行车，郭买了非高价手表。结果一天晚上看电影，进场人太多，郭的手表被挤掉了，气得一晚上没睡着觉。

现在同在北大法学院当教授的刑法学权威陈兴良，当年的恋爱特别罗曼蒂克。一天他去北大分校给师弟师妹们介绍学习经验，有一师妹居然“一听钟情”，报告还没有听完她就爱上了报告人，给陈兴良写条子约会。同学们开玩笑说:陈的那个讲座“酬金”真高啊，一个讲座下来就赚来一个“林妹妹”。

而姜明安的运气就差多了。原想找一个法律系77级的知音，递了一个条子给人家，被人家退回来了。退回时一句话也不说，大概是认为姜乡音太重或太土，交流不易。后来又认识了77级中文系的一个女生，但这次不敢再写条子了，就请李克强帮他去说一说。李克强当时是校学生会主席，同中文系接触较多。李克强去说了，回来告诉女生的回话，“姜明安的事让姜明安自己来说”。此事最终没成……

在留校与留学的选择中，李克强当初是非常想留学的。他和姜明安是同学们公认的学习特别刻苦的两个人，姜可以连续几小时看书不抬一下头，还曾因看书入迷把王世瑚(现为全国人大法工委巡视员)同学的被子烧了个大洞；而李在外语学习方面的刻苦程度，何勤华(现为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印象非常深:“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毕业前的两个月，李克强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老师同学们都认为他“稳拿”。但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上了他，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他留校担任团委书记。身为北大学生会主席的李克强最终被说服了。

而走出国门的陶景洲去了法国巴黎，在之后的30年里，为贝纳通、家乐福等几十家国外著名品牌和企业到中国投资提供法律帮助，成为著名的“跨国生意幕后人”。2008年对他来说，与奥运有关的有两件事:一是自己担任了国际体育仲裁院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二是因奥运火炬传递引发争端而一度遭到中国部分民众抵制的家乐福超市，当初正是他帮着牵线搭桥引进到中国的。

陶景洲与李克强都是安徽人，有趣的是，当初高考他们填报的第一志愿都是安徽师范学院，而两人又都被录取到了北大法律系。填报的理由两人基本一样，家里穷，读师范可以免学费，母亲不让离家太远。国家录取的原则当然更是一样，当时不看志愿而是根据高考成绩、个人情况择优录取，同时北大法律系是“保密专业”，一定要“根正苗红”。李克强当时是生产队支书，还是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而陶景洲也是标准的贫下中农。

当时进入北大法律系的这83名学生，志愿几乎都不是学法律，因为刚经历过“文革”，在那么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他们不知道法律为何物。何勤华想上复旦哲学系，郭明瑞报考吉林大学考古系，王绍光志在美学，周振想报考中文系，但他们都被录取到了北大法律系。那是一个万物复苏、思想解放的年代，同学们热衷的是朦胧诗、伤痕小说，中文系的陈建功把自己的小说贴在墙上，大家围着看。那时法律方面的教材奇缺，连国外学者的法学著作被翻译过来的都极少，大家看的多的反而是非专业方面的书。

这些本科学生中的佼佼者一进北大，竟尝试着翻译起了国外法学著作，因为教材实在是太少了，而教师们都对学生的翻译伸出了援助之手。姜明安记得，进入第三学期，他翻译了塔吉沃祥的《再论完善经济立法》，郭明瑞翻译了哈尔斐娜的《完善经济立法的几个理论问题》，都是苏联学者的著作，帮姜校对的是李志敏老师，帮郭校对的是段瑞林老师，两位老师都答应得非常爽快。经过老师的校对，《国外法学》还真给发表了。后来两人陆续翻译了不少俄文法学著作，帮他们校对的还有教国际法的魏敏老师。

当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虽未发表，但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参考资料。李克强还修改过龚祥瑞的文章。当时龚祥瑞敏锐地注意到了国外刚刚兴起的计算机与法律联姻的问题，写完后觉得没说透，就找来英语很好的李克强，让他查些国外文献资料作补充修改。李克强修改后龚先生很认可，后来将两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李克强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及此事，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同学们对龚先生的崇敬是无以言表的，龚祥瑞也对这些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龚讲的是比较宪法，早年专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一位老师塑造了一群学生，77级83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研究的热衷者。

龚祥瑞先生

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王绍光现在对历史学和政治学兴趣浓厚，和龚祥瑞当年的启发直接相关。刘凤鸣的“程序正义”思想，最初的启蒙正是龚的诉讼法课程。

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大三时姜明安的专业兴趣从经济法转向行政法。龚祥瑞在宪法课上大讲行政法，说行政法是“实践的宪法”，是“动态的宪法”，“没有行政法，宪法只能停留在纸上”。姜深受影响，深感中国的问题单靠经济法、刑法或民商法是解决不了的，没有法律(主要是行政法)对公权力的控制和规范，中国的民主、法治、文明和富强终究是没有希望的。于是，他把时间和精力大部分用于阅读行政法、宪法和公法原理方面的著作，如孟德斯鸠的《法意》、罗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社会契约论》、戴雪的《英宪精义》等等，以及选修龚祥瑞、肖蔚云、罗豪才等老师为本科和研究生开设的公法课程。龚祥瑞很器重和关心姜明安，不仅借自己的藏书给他看，还带他去参加社会上的有关会议，介绍他与许多当时的法学名家认识，并让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有关研究课题，在出版的成果的前言、后记上甚至还写上姜的名字。与姜明安同时，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但临近毕业时，龚给姜泼冷水，说行政法在当时的中国还不能生根，搞下去要考虑“饭碗”问题。姜明安豪气冲天地说:“不能生根我们就改造土壤！”

后来的30年，姜明安除了本职教学工作外，一直在全国人大等立法殿堂参与着“改造土壤”的立法工作。曾参与的主要行政法立法研究和试拟稿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条例》《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10多部；参与咨询、论证的重要法律有《行政监察法》《审计法》《农业法》《统计法》《体育法》《国防法》《民办教育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20多部……30年的勤奋耕耘和努力拼搏，姜明安实践了诺言，回报了师恩，也在中国立法史上写下了重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