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事实真是如此吗？崇祯一朝祸国殃民的奸臣自然不少，但崇祯将亡国责任全部推在大臣们身上，恐怕并不能令人全然信服。
本篇小文介绍崇祯掌权时期几位大臣的生平，结合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事情，相信会对大家理解开篇“谁该为亡国负责”这个话题带来一定的帮助。
明末，下层士兵的欠饷、拖饷问题屡见不鲜。
由中央发下的军饷，经过层层克扣、冒领，真正落到基层士兵手上的往往寥寥无几，更要命的是连这种“寥寥无几”的状态也属于是断断续续，时有时无。
前几年农民工们被欠薪还爆出不少极端暴力事件，古代这些整天以砍人为业的大头兵们面对这种问题岂会坐以待毙原地等死？
果不其然，因为欠饷的缘故山海关军队发生了哗变。
山海关是防御后金进攻的要地，如果不迅速解决部队哗变，或者哗变被敌人探知，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哗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我们的青年崇祯皇帝第一反应竟然是问责管理军饷的户部，他下令要查户部的账，而且要一查到底。
这里并不是说崇祯找户部负责这个行为不对，可事有轻重缓急，首先应该赶紧想办法处理好哗变，恢复边关的正常防御功能才是，问责户部的事情大可以往后面靠靠，因为以那帮封建官僚的尿性，问责这种事大概率会被他们的绝招，也就是推脱、包庇、扯皮等手段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总之，查账的牵扯面太大，尤其是这种从中央一路查到地方的，期间需要多少时间、多少人力、多少经费统统都是未知之数，不确定性太高。
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算山海关的士兵们愿意等待朝廷公正的判决，并且在等待期间，他们忠贞无比，他们一心为国，他们宁可饿死冻死也要守好边疆，可敌人呢？敌人真的不会或者说不愿意“趁虚而入”吗？
崇祯对于刘大爷提出的解决方案一口回绝。
平心而论，刘大爷的提议有一定和稀泥的嫌疑，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案，但刘大爷因为没有支持崇祯查账的解决方案，反而要崇祯自己拿出私房钱为国家“垫付”，无意之中已经触碰到了崇祯的“逆鳞”，深深得罪了这位青年的皇帝。
从这件事之后，刘大爷渐渐失去了崇祯的信任，君臣二人政治上的蜜月期宣告结束。
之后崇祯更是找借口对刘大爷痛下杀手。
张庆臻是崇祯嫂子的哥哥，这位仁兄为了更好的贪权敛财行贿了兵部的官员，不想保密工作没做好，事情被人捅到了崇祯面前。
后查实确有此事，从张庆臻本人开始到兵部尚书等相关责任人员全部受到责罚，兵部最高负责人兵部尚书撤职查办。
原本事情就此结束，但又有人突然跳出来说内阁官员刘鸿训也参与其中，崇祯顺水推舟就将此事与刘鸿训挂上了钩，随后还搬出“国家大义”要治刘大爷的死罪。
直接责任人兵部尚书不过一个“撤职查办”，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其他部门上班工作的刘大爷却要判处死刑？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打个粗略的比喻，工厂里被小偷偷了东西，厂长问责门卫自然理所应当，可要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厂长转头跑到食堂要烧菜的厨师负责这件事，岂不是荒唐可笑？
可惜崇祯不是厂长，而是皇帝，他拥有的权力至高无上，他可以决定臣下的生死。
幸好刘大爷平时做人还可以，讲义气够朋友，在满朝同僚的求情下，崇祯难得“圣明”了一回，开恩赦免了刘大爷的死罪，改为发配边疆充军。
7年后，70多岁的刘鸿训死在了发配地，不知道临死之前，他有没有搞明白自己到底是因何而死。
得益于距离北京较近，山西巡抚耿如杞第一个率兵进入京师范围，开始保家卫国。
按当时朝廷关于外地兵马入京勤王的统一规划，外地部队抵京，要先进入各自的防地后，中央才会拨下粮草军需。
耿如杞第一天按上面规定领兵进入防地通州，一夜过后，第二天上面说防地安排有变动，要耿如杞去昌平，耿如杞当即依令率军改防昌平，第三天上面又传来消息：老耿啊，防地安排又有点变化，你辛苦一下，还是去良乡好了。
通州在北京东面，昌平在西北面，而良乡则在北京东南，耿如杞领着5000人马一仗未接，先沿着北京城外围3天跑了200里地。
按之前关于外地部队入京给养的规定，有防地才有补给，没防地就没有补给，所以从通州到昌平再到良乡这3天里，耿如杞手下的士兵们都是空着肚子行军。
连跑3天本就累得半死，再加上肚子吃不饱，大冬天的又少衣物御寒，士兵们一气之下直接撂下摊子不干了，继而开始大肆掠夺村庄乡民，耿如杞无力控制局势，兵变愈演愈烈。
城里崇祯皇帝收到兵变的消息，大骂耿如杞无能，然后将其投入大牢，2年后，耿如杞被崇祯下令斩首。
“皇帝不差饿兵”是人人都懂得的道理，即使士兵们确实有劫掠百姓不听调遣的不当行径，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耿如杞固然负有责任，但实在罪不至死，何况他还是天下第一个入京勤王的大臣。
他勤王迟到的原因和耿如杞一样，也是兵变。
梅之焕驻地在甘肃，由甘肃带兵入京勤王，只要看一眼百度地图就能让人感到窒息，从兰州开车到北京的话大概有3000里左右，而古代道路一定远没有现代发达，所以那年头梅之焕的行军路程是绝对超过3000里的。
通常情况下，古代行军速度大概每天30到50里，这意味着梅之焕的部队从甘肃到北京要走两个月左右，但按崇祯给梅之焕的最晚勤王期限，他的部队每日则大概需要走100里左右，也就是要比正常快2倍。
用上面被砍头的耿如杞3天走200里就闹出兵变的标准计算，这样超远距离且强度极高的行军不出点事情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样哪怕其中一队出了问题，他手上还有其他几队士兵可用，结合后面发生的事看，不得不说梅之焕确有先见之明。
前面1到3队出发后没什么问题，到第4队的时候问题来了。
据说第4队士兵抱怨说：
“昔年甘军（甘肃军队）援辽，竟没有一个还乡。今六千里远路，盔甲铳炮又重，又无一分安家粮。正兵营领兵官专一严急，每日定要走几站，夜间不许借歇民房，露宿片时即催响号。再走几日，人马俱倒。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
按士兵的意思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大冬天里风餐露宿，缺衣少食，留在故乡的家人也没人照护，与其累死饿死在路上，不如反了！
当兵当到这个份上，如牛马一般在旷野上任人驱赶，“保卫大明朝”之类的口号已然是再也不能激励起他们彻底冷却掉的心了。
接下去的好消息是，梅之焕千辛万苦总算是带兵安全到了北京，坏消息则是他迟到了。
我们的青年皇帝崇祯对辛辛苦苦走了几千里地的梅之焕深感不满，就在梅之焕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下令将还未洗去一脸倦容的梅之焕撤职罢官。
第一个入京勤王的宰了，最后迟到的罢官了，或许按某些朝廷律法做出这样的判决没任何问题，但这些举动无疑是寒了天下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自然失民心者也将失天下。
崇祯充满悲剧的结局可以说早已注定。
但是陈大人的口风甚是不严，某日他对好朋友傅宗龙说，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什么秘密？”
“算了算了，不说了，太危险。”
“不说算了！”
“唉呀，好啦、好啦，看在我们是好兄弟的份上,告诉你了你可不许告诉别人哦。”
“快说，不说走了。”
“就是那个BALABALABALA……”
几天后，傅宗龙去外地出差，临行前和好朋友大学士谢升说，
“什么秘密？”
“不说算了！”
“快说，不说走了。”
又过了几天，肚子里憋不住货的谢升又对崇祯说，
“皇上，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
“什么秘密？”
……
崇祯大惊，马上叫来陈新甲问话。
陈新甲倒很干脆，连辩解都不辩解，当场叩头谢罪，供认不讳。
“国家前有贼寇流毒中原，后有承畴松锦失利，里外交困，实难两顾。为国家计，如许以小利而能安建酋于东北，则有余力平贼寇于中原。国中既平，而建酋何愁？”
崇祯展开小脑袋瓜冷静想了一想，久久不语，最后他默许了议和方案。
接下去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转折出现了。
议和之事不胫而走，闹得满城风雨。
崇祯急速降旨，严批陈新甲，要他好好解释此事，言下之意就是议和的事他崇祯根本不知道，都是陈新甲瞒着他干的。
陈新甲也是脑袋秀逗，以为崇祯真是铁了心议和，现在下令责问自己不过做做表面功夫，给外人一个交待罢了，于是他不仅没将事情低调处理，反而还大肆宣传议和的好处和自己在其中下的功夫，而且话里话外还有意无意带上了崇祯。
崇祯收到消息，立即下令把陈新甲扔进天牢，封住了他的嘴。
大臣们都是老狐狸转世精得很，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清楚不过是陈新甲在替崇祯背黑锅而已，没有最高领导皇帝的点头，陈新甲就是真和后金谈好议和条件了又有什么用呢？
看在同朝为官的份上，和摊上这样不好伺候的皇帝，大臣们本着“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的精神纷纷上书声援陈新甲，求崇祯网开一面，至于判个削职为民也好判个流放千里也好，好歹留人家一条命。
但是崇祯偏偏就给陈新甲判了个死刑，非得杀人灭口才肯罢休。
有一天，老板说你是公司老员工了，这里有个关乎公司存亡的大方案，他自己由于私人原因不能直接出面去做，现在让你来做，你一切行动听他暗中指挥，事成之后好处大大滴有。
你不疑有他，开开心心接下任务，处处听从躲在幕后的老板指挥。
可惜最后事情黄了，你惨遭解雇，老板自然屁事没有。
其实整个公司所有人都知道你只是按照老板的意思行动，没有老板点头，
有些事你就是想做也做不了的。
如果事情成了，自然是老板安排妥当，调度有方；要是事情败了，那一定就是你个人能力不够，黑锅你来背，并且你认了黑锅还不够，你还得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解雇或者说死亡。
就这样，崇祯君臣之间关系一再恶化，最终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水手不听船长的指挥开始阳奉阴违，当船长也命令不了水手让他们甘愿出力做点实实在在的事，那么，这艘船的结局便已经注定了，不是让巨浪掀翻就是叫暗礁触沉，而船上所有人也终将难逃一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