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23 7 月, 2024 6:4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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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李鸿章1900在北京英使馆门口。

【按:今晨金钟兄发我一微信:「附呈兄一掌故——1900年西太后召李鸿章上京处理列强议和事,李在南方启程前会见梁启超献策:两广独立建国。李婉拒之曰:「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李抵京签辛丑约,二月后死去。此言之出名胜过他的绝命诗。兄似可一议。时二宫正逃亡,万一不测,孙派欲联李在两广成立共和国, 港府支持。推两广总督李鸿章为总统。梁推为上策,孙助之⋯⋯。 」近代晚期,或说清末民初,有无数迷人细节,或可称痛人时节,会令后人扼腕击节,其中凝聚于李鸿章一人者颇多,所以李中堂在史上留下巨大身影,褒贬两级,后人无可望其项背,今世称李克强为「李中堂」,沦为无知。我在八十年代涉猎清末民初典故些许,也读到李中堂趣闻一二,后亦写入文中。 】

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从1987年的一个夏夜开始,钱钢鬼使神差地追寻起李鸿章的踪迹来:“我在写《海葬》。我在写100年前的变革。”

他告诉我,有一回他去煤渣胡同寻找当年李鸿章的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杳无踪影,“100年了。什么东西都会面目全非。”

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李中堂的故居贤良寺。就在这座古寺的东面,正兴建一座大饭店,那地皮就是当年海军衙门的旧址。 “说不清心里是一种什么滋味,我们仰望着海军衙门——一百年后的「王府饭店」,只见这座即将竣工的摩天大楼,在探照灯的照射下,通体闪着银光,巍然耸入夜空。桔黄色的巨大起重机上,写着三个大大的日文字:熊谷组。 ”

1988年。不吉祥的龙年。中国人浮躁、嚎叫和惴惴不安的一年。大伙儿都在骂物价、骂官倒、骂腐败。上校钱钢却把目光投向整整100年前——

“1888年。中国第一盏电灯在紫禁城里被点亮了。1888年。光绪皇帝即将「大婚」,「亲政」。 1888年。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一书」,未达光绪。

1888年。颐和园正加紧施工。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距离它的悲剧性的大覆灭还有六年;整整100年后,我为它写《海葬》。 ”

《海葬》可谓《河殇》的姐妹篇。但更有意义的是,它写的正是物质层面变革的悲剧,而这种悲剧100年后恰在中国重演。历史似乎开玩笑式地在作圆圈游戏。

钱钢很早就悟到了这一点。记得大约三年前,他就告诉我他正沉浸在晚清历史之中。那时我还处在“问题报告文学”的兴奋期,压根儿想象不出这位《唐山大地震》的作者能从故纸堆里掘出什么“宝”来。但我深信他的那种“不赶浪头、坐得住冷板凳”的厉害。

我去邀钱钢一道来写《五四》这部片子时,他正在为《海葬》作最后的修订。洋洋十数万言已经写出,他却还被两件或许永远解不开的历史迷团所困惑,白净的脸上满是愁云,劈头问我:

“你相信孙中山曾经冒死去策反李鸿章吗?今天我们想像得出当时李鸿章虽然拒绝了,却鼓动孙中山革命,并愿为他作后盾吗?你相信光绪实际上根本没有给维新党人下「诛荣(禄)废后」的密诏吗?能设想谭酮同居然是编造了一个假上谕去策反袁世凯的吗?多么具有魅力的细节啊。历史永远是不可思议的………”

是的,谭嗣同和孙中山都曾寄希望于权威人物。李鸿章虽戴着「卖国贼」的帽子却不是后人所想像的那样昏聩。袁世凯虽然两度成为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但却永远不会是华盛顿式的「新权威」。他们每个人背后都受到文化指令的支配。这诚如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后记》所说:

“历史的必然总是通过事件和人物的偶然出现的……当满清皇帝的个人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时候,倘若光绪是另一个人,戊成变法未尝不可取得某些成果。如果慈禧和袁世凯都短寿早死,辛亥前后的局面恐怕也将很不一样。然而即使那样,在有着数干年封建重压而又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国大地上,要迈进工业化社会和实现富强,也仍将百折千回,历尽艰险,决不会那么一帆风顺,笔直平坦。”

钱钢三年引而不发,突然向世人托出一个100年前的噩梦,不是比我们笔下的现实改革更意味深长吗?

二、师夷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

「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

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我是到海外才读到唐德刚教授那部脍炙人口的《晚清七十年》,他也曾将“北洋水师传奇”娓娓道来,写得声情并茂,并对照当今,来了一句点睛:

「一百四十多年之后,我们搞『洋务』的历史又『重演』一次罢了。」

「洋务」始于林则徐幕僚魏源的那句话「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只限科学技术,即坚船利炮。唐德刚界定「邓改革」,不过是一次「洋务重演」,指的正是共产党也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不动「制度」,「六四」后又开门狂饮外资。

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不过他说,「同治中兴」这帮科甲正统出身的名臣,都是「槃槃大才」,「老实说,后来我们及身而见的国共两党之内的高干党官,有几个能和这大群翰林进士之中的『文『字辈人物相比。」然而,难望祖师爷李鸿章之项背的邓小平,因六四而发狠话「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果然二十年叫它崛起,只差还没造出航空母舰来。 (到习近平就造出「辽宁号」)

中共的“洋务运动”震惊西方,2005年美国两大通俗新闻周刊先后以封面故事和系列报道推崇之,显示他们接受了这个施行屠杀的独裁专制,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激活了冷战后萎靡不举的西方经济。另一层意义就是,这次“新洋务”成功了——李鸿章的那一次,只引进器物而不触动大清政体,因北洋水师覆亡而被历史否定,导致的一个思想史结论是:一个制度只做经济层面的改革,而不涉及政治制度乃至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注定失败。今天中国的“第二次洋务”,难道要修改这个思想史结论了?

唐德刚历数清廷腐败,从满洲八旗“铁杆庄稼”、卖官鬻爵,直说到“四万两银子一天的宫廷生活”,他的结论也是:

「我们甲午战败(1895年),非由于器械之不精也、资源之不广也,或人才之不足也。我们之败,是败在颟顸落伍、贪污无能的政治制度……原来没有赶上时代的政治制度,则纵有超等的坚船利炮,旧瓶装新酒,也无济于事。」

唐教授辞世前,应该是看到了中国「崛起」的,可惜我们不知道他作何感想。二十年来,中共甚至就是靠「腐败」而「起飞」的,拿「同治中兴」跟它相比,要算很廉洁的了,不要说「同治名臣」,不可与中南海的那班工程师们同日而语,连西太后都难望江胡「盛世」之项背也。

他们创造了一个「中国模式」,令古今中外统统「跌破眼镜」:这个「奇迹」的发生,既不是经由了西方殖民,也不是本土资本主义,而是靠血腥的集权维稳;支撑这个模式的内在逻辑,不是反资本主义的马克思理论,而是「亡国灭种」的民族耻辱和恐惧。由此观之,甲午国耻在一百多年前,就为中共储备了「崛起」的意识形态能源。这一百多年,中华民族基本上是白忙乎了。

 

(文章代表作者的观点和立场,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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