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5 6 月, 2024 8:17 上午

图说:1983年李怡夫妇在日本。李访日本瞩为他写演讲提纲,后在杂志发表。金钟任七十年代编辑。(图片来自李怡回忆录)

香港是一个创造神奇的地方,我有幸在那里度过难忘的岁月,从事传媒出版工作。见证英国殖民地的终结和共产党特区的初期管治,也欣赏过形形色色的传奇人物,包括金庸、费彝民,评论他们非凡的一生。今天面对的是李怡,这位前共产党的吹鼓手和后来享有高度话语权的评论家,不久前在台北过世,备极哀荣,总统不缺席。他留下一部篇幅浩繁的《失败者回忆录》。为自己也为他显跃的那个时代树碑立传。因缘际会,我曾是他描述的众多事件与人物的见证者与批评者,应在此回忆录中有所感悟,并剖析受众费解的洗红密码:

一、成与败?书名缺乏诚意──粉丝不理解,这样大的捧场,何须以「失败者」自谦?他对失败的解释是:「回顾我一生的追求,不断的感受理想破灭、价值败坏的悲哀。」又说一个人的成功,勇气才是他的永恒。承认他「自由论政,成全了可以无愧的漫长人生。」再次肯定自己的成功,却以一个改造世界的豪杰姿态说失败。欲盖弥彰而逻辑混乱,权威的《时代》杂志办了一百年,从未以「失败者」的悲哀,哗众取宠。

二、一生论政,两种评价──失败者对其一生划为上下两半场。上半场办杂志1970-1998,重点在海峡两岸,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并对台湾民主化发挥作用;下半场进入香港九七后,政界传媒社会全面沦落,在「苹果日报」写评论,对香港年轻一代产生影响……这是通吃两岸三地的自我肯定,并自诩下半场的价值更高。但他不久前说过:「回顾我的一生最重要也是赋予我生存价值的经历,就是创办了《七十年代》月刊。」现在他作了重大修改──另类评价则是一位香港名嘴对我说的:「李怡最善于投靠权贵」(此兄同情我的遭遇,说我「打落牙齿和血吞」)。今天盖棺论定,权贵者,即中共权力与传媒大亨,是为两半场的实质所在。

先说说香港两大报占据市场超过80%,占领话语权的诱惑不言而喻。失败者主编论坛版九年,还有其他专栏不计,他张扬张季鸾的办报宗旨「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指老板偏重民主党,冷落勇武派。殊不知正是他自私公行,肇开恶例,利用特权在「苹果」上连载个人「回忆录」二百篇。这是无视报章作为大众喉舌的「公器私用」。而且全书庞杂滥写,得意忘形。有卖广告渔利笼络人缘之嫌。

三、《七十年代》与保钓──李怡从一名文艺青年跨足左派文化界,以创办四年《伴侣》半月刊获得港共领导重视,1967年投入「反英暴动」,做港澳工委直接领导下的「抗暴文宣」。此节避嫌,只说「作为六七暴动的边缘参与者」,「经历奋勇、激进、沮丧、幻灭的情绪冲击……处于彷徨中」。 1970年2月,创办《七十年代》月刊,是骄傲起点。 「取得左派出版界领导人蓝真的同意和支持。」确定了投资人和大公报提供主要的写手,加上印刷、发行系统的方便,政治意识则定为「反美、反越战、反日本军国主义,不宣传中国」。据悉回避了当时港共内部的文宣方针:「反苏、反蒋、反托」。 (其时国外反文革最力是苏修、蒋台、托派三家。「托派」原是中共的一个派别,文革中在香港很活跃。)并掩饰亲共身份,和金庸明报挑战文革有云泥之别。

恰遇1970年前后在美国爆发的以台湾留学生为主的保钓运动,杂志出手予以支持,赢得海外不少读者和作者,成为杂志不竭的资源。李怡承认「保钓和《七十年代》获中共掌权者的青睐……更接近中共权力」,结果,「变成亲共的统一运动,成为对权力的依附。」──身为总编辑刊登粉饰文革的文稿影响很大。例如翻译杨振宁和周恩来五小时的谈话,「非常有用」,带领了外国学者专家的访华潮,然后杂志再发表他们在大陆被刻意安排的观感,扩大宣传。此时之李,已昂然出台充当海外统战的前线指挥。不止一批赴北京朝圣的旅美留学生都在香港经过他的安排,得以成行(保钓人大批进入联合国任翻译,就是周恩来见李我焱的指示)。迎来送往,共享「接近绝对权力的亢奋」——他的杂志被港人讥为香港「梁效」(北京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回忆录辩称,他在文革后几年「虽登了不少歌德文章,但没有主动为文革派张目」。何谓张目?杨振宁在纽约声嘶力竭吹捧毛泽东和文革精神、赵浩生多篇「批林批孔」文章,算不算张目?

四、和中调部密切的特别关系──有关和港共地下党的关系,回忆录「我与中调部 怀念潘静安」一节,有鲜为人知的曝露。由于《七十年代》影响力扩大,中共高层见猎心喜,1972年邀李参加北京国庆观礼团,他在干校劳动与的五叔待遇改善,他妻子携二女1974年也调来香港工作……李本人则被引荐会见港澳工委高层祁烽,更多见面的是中调部在港负责人潘静安。潘对外称「中国银行副总稽核」,办公在中银二楼。 1977年李怡去北京,潘安排他见罗青长部长,潘、罗和周恩来关系非比寻常,潘在香港有「凌驾性」的地位。李说他待人宽厚,没有一点官架子。 「我常去他办公室谈话,丽仪调来香港后,她与潘公更多接触。」──还有一些潘和李怡夫妇交往的文字。

关于李怡是不是中共党员,一直是引人关注的。回忆录中涉及入党问题,只有一次:在初办《七十年代》时,蓝真曾试探李,是否有意入党?李没有回答他的探询。李回忆文革后期说,「我那时会不时派到广州,在一个秘密的地方阅读中共的内部文件,也同调查部驻广东的负责人见面与谈话」。据前左派人士告知:享有阅读如此秘密的中共文件者,绝非一般党员。

直到1979年,李的一些重要活动,都对潘公写报告。潘1982年调回大陆时,李已与中共「脱钩」,竟留下这样一句话:「潘不阻止我的脱离,我觉得已经很厚道和通达了。」……「中共中央调查部」是相当于KGB的情治机关,不仅诡秘,而且拥有你看不见的可怕权力(早年叫社会部,三十年代顾顺章和周恩来负责,锄奸灭口)。总之,在与潘公的关系上,可以看到李怡已经更像中调部内的上下级关系。换言之,搭上潘公、罗青长、周恩来这条通天线,李怡拥有的信任与资格,已经大大超过港共地下党的「灰线」、「红线」。李怡有心,他不会暴露参与中调部内部机密。还借用形容斯诺那样,自比被人利用的白痴。他知道,什么是掏空敌穴的「白蚁」,不是白痴。

五、共产党员领导的夫妻店──和潘静安的关系,若是回忆录的神来之笔。那么失败者和他太太梁丽仪的关系,便是大尺度的自道自乐,不涉八卦秘闻。他们的爱情,是我们不陌生的一种类型,单纯而艰苦。她香岛中学毕业后,考进广州华师学院物理系,「受到广东省委的爱护」,反右无恙,1958年毕业,分配宝安县当中学教师,1960年和李结婚。每年回港团聚,文革中则是李每次跋涉几小时去会亲。直到1974年李办杂志受到高层垂注,才将太太「调来」香港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分居十六年,他们没有要求团聚,梁来港也从未想留下不归──真令人感叹,这是一对何等无私的革命夫妻。

这在大陆不足为奇(毛时代很多这类「牛郎织女」家庭)。记得初入杂志社时,同事告诉我李怡太太「代理大陆的丝绸生意」,这记忆一直保存至今,但回忆录中的李太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1976年大陆发生巨变,周、毛、四人帮相继驾崩告终,追随文革的《七十年代》何以面对?回忆录描述:当年11、12月号,连续发表两篇大作,分析北京事态和四人帮下台内幕。文章为「海外左派读者解除困惑」,继续支持中共──如此影响至美欧的大块鸿文竟是出自梁丽仪的手笔!而且署名「齐辛」,由此「开始了我的政论生涯」。李怡称,后来以齐辛发表的文章,都是由梁撰初稿,或二人商议后「齐心」合力写成……这是个奇闻,不仅亮出一位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也扫了李氏的威风。这样一家魔幻般的夫妻店,实际上,已完全置于中共强力机构「中调部」的控制之下,成为海外统战的一个火力地堡。当年费彝民出面陷害名记者周榆瑞,目的就是要他充当中共在港「国际统战」的工具,他不从,而扣留大陆审讯洗脑四年,后流亡英伦。十年后,李怡让中共如愿以偿。

李怡在书中说明,丽仪在大陆生活多年,经历多次运动,她了解大陆政治。还说她参加了共青团,但绝口不涉是否入党──对此,我可以确证指出,梁丽仪女士是中共党员,入党在广州。李怡用她如何处境不好等等,蓄意隐瞒这个至关重要的情节(当然,全港地下党都在隐瞒身份,李何能违规)。那么,可以肯定,梁同志不可能对丈夫这样重要一个阵地袖手旁观,组织上也会分派任务。除了上述「解惑文章」,她还是李与潘静安「来往更多」的联络人。办杂志,提供信息和撰稿,至关重要,香港各路情报特工如麻,哪家比得上「中调部香港支部」?李怡夫妇的功夫来自何处?他们的智慧和老板的智慧合二为一。他不掩成功的得意之情,和对潘静安的怀念:「没有《七十年代》,就没有我的今天。」众粉丝迄今不明奥妙。

本文侧重《失败者回忆录》有关作者和地下党关系的部分,这是奠定他一生道路和事业成败的基础。限于篇幅,其他问题甚繁,未能涉及,包括中调部的核心任务对台统战等往事。

 

2023-9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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