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人三十年两次「哭总理」，不也是一种「窝囊」吗？当然，尸检、谋杀追究，还有诸如葬礼有没有、什么规格之类，都是习近平的麻烦，但是吃瓜大众忽然为李克强所代表的中共那个最窝囊的派别撑腰，只能再次证明习政权的败坏，于是我反倒想梳理一番这个派别：红小鬼—共青团—工程师执政（老男人）—胡青帮。 】
二十大闭幕式上，兀然出现胡锦涛不自愿被带离场的法新社画面，习近平扭头不理，胡最后拍打李克强手臂，好辛酸的一副「儿皇帝」退位景象，若再联想起胡耀邦临终之凄凉，再印证当下年龄未达退休的李克强和汪洋均从中央委员出局，便知坊间的一个猜测：习近平斗不过江氏上海帮，尽拿团派出气，大概不是猜测，而当年邓小平自废股肱（胡赵），好不叫人惋惜。
胡耀邦在当代中国政治史上，不仅代表着一个时代，也是一个政治世代的开山宗师，即未来可能主导中国前景的「团派」。梳理一下它的来龙去脉，或可看到一种传承与变异：从「红小鬼」到「胡青帮」。
胡耀邦因着力「平反冤假错案」，而为这个濒死体制，注入一股政治清明期望，成为中共历史上仅见的「好人政治」（胡适语），成为「八九」学运的深层驱力。它与赵紫阳代表的所谓「改革派」，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光谱；而更加具有前瞻意义的是，「改革派」经「六四」屠杀几乎全军覆没，「团派」虽「神龙之首」遭覆没，却因邓小平隔代指定接班人而「见尾不见首」，倒是埋下中国的一缕变数。
「红小鬼」的长幼观
共青团的源头，是「红军」世代里的所谓「红小鬼」，胡德平《胡耀邦陈丕显倾心交往五十年》（炎黄春秋杂志二○○四年第十二期）一文说：一九二九年陈丕显、谭启龙、胡耀邦同时参加革命，谭十五岁、胡十四岁、陈十三岁，三个人都被打成ＡＢ团反革命分子，三个人均侥幸存活下来。
这些「革命少年」的成长经历，与中共的「列宁党体制」和越来越呈凌驾之势的毛泽东崇拜，融为一体，是他们人格、理念的唯一来源；他们又侥幸从极残酷的战争（以陈丕显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为最），和更为血腥的党内绞肉机中幸存下来，而胡耀邦竟可以童心未泯，天良可鉴，真是奇迹。
「红小鬼」自然都是他们同龄人里的佼佼者，毛泽东有点偏爱。下面这个细节耐人寻味，文革中陈丕显落难上海，其子陈小津来北京找赋闲的胡耀邦，胡给他出主意：「毛主席是我们崇敬的领袖、长者，对主席一定要认错。如果你不认错，难道说群众错了？难道说毛主席他老人家错了？当然，要认错有两种，一种方式是可取的，另一种是不可取的。一种认错方式就是实事求是地检查自己错误，请主席关心，向主席提出请求，要求解除监禁，恢复组织生活，要求分配一些工作；另一种，就是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胡甚至具体指导信如何写：「要在信中表示：多年来一直想念毛主席，好多年没有见到毛主席，过去主席经常耳提面命，经常能听到主席教导。这么多年没有见到主席了，很想念主席。虽然没有见到主席，但一直在认真读毛主席的书，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继续跟战争年代一样，在毛主席的教导下，跟毛主席一起干革命。」一九七四年秋陈丕显给毛写信，果然八天后得毛批示获救。很显然，「红小鬼」跟毛的关系，超出一般上下级程度，甚至带有某种父子关系的意味──毛不仅是「领袖」，更是「长者」，是名副其实的「老人家」，所以对他「认错」是天然合理，跟你自己究竟错没错完全不相干。
从这里便不难理解，胡耀邦在八九年可以委屈而死──邓小平之于他，是跟毛泽东一样的长辈，岂能违拗？但他终于吞咽不下，以命相抵。他的政治秘书刘崇文回忆他逝世前的状况写道：「在我们日常的交谈中，他尽量回避提到小平和陈云同志，万不得已时也从不直呼他们的名字，而是用摸右边耳朵代表指小平，摸左边耳朵代表指陈云，可见其之噤若寒蝉。他还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叶帅，在他俩谈话时，叶帅把收音机开得大大的，唯恐被人听到。 」曾经为多少人洗冤的「红小鬼」，自己离开人世前竟陷入如此的恐惧，难道不是「邓小平时代」的一个特大奇冤吗？
借着胡耀邦的悲剧性格，蘸上「六四」之血，再加上后来二十年的冷酷「稳定」，历史会给中国人铸进怎样的「长幼」型文化性格，又如何接榫中国传统君臣之道，岂非一道思想史景观？
选储两代，一准一误、一成一废
中共的世代，粗放划分是红军、八路、解放，所谓「打江山」的三代，坐江山（四九）以后的干部，似无资格构成「一代」，乃是一种典型的军事集团模式。
早在江西瑞金的红军割据时期，「红小鬼」便是「儿童团」头头，到抗战时期他们才随年龄增长，而升任共青团领导人。共青团作为共产党的预备队，其任务是将社会上所有的青年人都改造成这种「预备队」，可是，它自己是否列于中共的接班序列，却从未成为一个事实，因为直到文革前，中共尚无「接班」需要。
倘若中共体制也勉强具有韦伯所谓「科层制」的话，其资历、级别与升迁，皆有矩可循，「打江山」的三代也是论资排辈的，而共青团干部具有越级擢拔的潜在优势，亦是成规，如五二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人选有二：胡耀邦、陈丕显，毛泽东将后者派去上海主持工作，那年陈才三十六岁。
这个接班阶梯，被毛泽东自己以文革打碎，代之以毫无资历可言的「四人帮」，实属毁方败常，难以为继，所以邓小平「拨乱反正」，擢升胡耀邦（红军）、赵紫阳（八路）主持改革，乃回到原点，顺理成章。但是「八九六四」一劫，邓又重蹈毛泽东覆辙，罢黜胡赵，进而一并废弃红军、八路、解放「打江山」之三代，代之以毫无资历的江泽民。同样的政治体制，会犯同样的错误。邓小平临死前隔代指定胡锦涛作接班人，是不是意识到了「犯错误」，我们不得而知，而他再次启用一个共青团头头，无疑是回到中共的「原教旨」接班序列上。
这次邓小平是从纪录片上看到了接班人——在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专供中南海放映的内部绝密片上，拉萨街头，一九八九年三月初，主角是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头戴钢盔、手提冲锋枪，令邓小平大为赞叹，扭头问秘书：这个人是谁？
三个月后镇压了天安门广场的邓小平，不再对「改革」有想像力，转而焦虑身后江山的安危，杀戒已开，「经济救党」不够了，他的「接班人标准」只剩一条：敢不敢开枪镇压群众？其余免谈。 「头戴钢盔、手提冲锋枪」者，正是胡锦涛，他被邓小平隔代指定为接班人。
团棍、清华、姑爷
邓小平指定了两代接班人。 「六四」一劫，令中共老人帮恐惧江山倾废，「选储」余地又不大，挑出来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可说是一准一误、一成一废。以他们的立场来评估，江泽民死守邓小平告诫「绝对不跟西方翻脸」，在国内放纵仇外思潮泛滥，大举引进外资，对内拆除「社会主义」，将中国转型为廉价劳力的世界工厂，重铸政权合法性于「经济起飞」基础之上，不可谓不成功。
但是这点本钱，到胡锦涛手里，不出十年就挥霍殆尽，二〇一二年国内左右两派都认为到了「革命前沿」、「八九」重现。太子党们更是恶言相向：老太爷走了以后这二十多年，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折腾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
他们是在骂所谓「团派」。这股政治势力，并非起于那位颇有政治清明魅力的胡耀邦，而是成军于后来这个胡锦涛。胡耀邦到「胡青帮」——「青」者，一谓「青年团」，又谓「清华帮」，这个十年中共的体制，即「中南海九个老男人」，皆为理工科出生的工程师，却由「胡青帮」总舵胡锦涛领队，余杰称之为「与世界文明完全隔绝」的残次品；张木生则说他们「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是有待日后政治史家去厘清的一个有趣课题。
更加要害的是，胡温扭转江朱「师夷」、「韬光养晦」、闷声发大财的路线，转向敌视西方、发财、普世的极左路线，其标志就是敌视诺贝尔和平奖、弄死刘晓波。所以，今日溯源，习近平倒退路线的端倪，始之于胡锦涛的左转。
坊间戏称的「胡青帮」，因「团派」从宗师到当今总舵都姓胡，八九前还有一个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反对屠杀的一票）；又以共青团发家的「团棍」为主、清华校友居多、大都出身平民、且多成了「红军」「八路」们的姑爷。出身、学历、官场历练、婚姻，样样具备，只缺心肝儿肺。这帮理工科大学生从政，可谓具有「中共特色」的新科举，至少它是对毛泽东「读书无用」反智主义的反拨，但又拨向唯「科学」的另一种蒙昧，比如清华的这个五字班，前未遭遇「反右」「大跃进」，后面躲开了「文革」，据说「受教育最全面」，却人文涵养几乎是零，既昧于古典，也盲于西洋，所知仅限苏联，难怪中国从九十年代便进入一个枯燥而冷酷的「工程师治国时代」，在那个凶暴且无廉耻的「上海帮」里，也是成堆的「工程师」。
中国人精神荒漠史无前例
中共第四代「工程师」执政团队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知识结构上升，而人文素养趋零，这更接近一个文化或者思想史的课题。一个突然「崛起」的经济大国，由一帮「脑残者」以集权方式统治，乃是二十世纪都未曾出现过的奇观。史学家余英时曾对此「发生一个很深的感慨」。他在上个世纪就写下这样的预言式文字：
「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的精神贫困更远在物质贫困之上，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欧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国史学家古烈维奇（Aaron I .
Gurevich）在谈到苏联解体后俄国的一般思想状态时指出：官方意识形态长期压抑下俄国民间文化的多层积淀，在极权体制崩溃之后，突然爆发了出来。无论是政客、史学家、学人对此都毫无心理准备。与此同时，数十年来宰制了史学思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来的则是一片「哲学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补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秘主义、「怪力乱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义等等现成的东西。几年前我初读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国精神的贫困还远在俄国之上，因为俄国在极权时代仍存在着东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学的反抗传统始终不绝如缕，有一些作家和诗人即使在斯大林统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丝一毫的妥协。我们只要一读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访谈录便可见其大概。今天中国一般人民的精神饥渴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真可谓史无前例。 」（《让一部分人在精神上先富起来》）
再去多说胡锦涛个人的乏味、僵化，已成絮叨，摆摆他的局限性，还有点意思。第一条自然是「合法性缺失」，他的发迹本来就是一个偶然，邓小平的一次冲动而已，有首《共产儿童团歌》一直在唱「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从中央苏区瑞金唱起，掐指八十年，迟迟没有兑现。胡耀邦那次起于百废俱兴之际，也不是「共青团接班」，但他选定死后葬在江西九江共青城，未预期地成了合法性来源的一块神牌。胡锦涛曾想去磕个头，后来忍住了。清华「五」字班水利系的这个学生毕业后又兼政治辅导员，成为「团派」掌门人，根正苗红，但共青城那个墓冢的神圣性，来自八十年代的「平反昭雪」，它主要不是关于权力的，而是关于道德和终极意义的，这种合法性不是昏庸之君所能接济得上的。
所以，由「红」（小鬼）变「青」（华），既是知识化，也是理想主义退火的「冷血化」，与胡耀邦的政治清明资源，背道而驰。这也是一种「遗传性退化」，既指施政能力、名望魅力，也包含打天下一代的革命牺牲精神、绝对服从、含辛茹苦、不计个人得失甚至六亲不认，斯大林所谓「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已不复存在，列宁式政党的寿命，大致到打江山的第一代死光，这是苏联和东欧的命数，中共呢？
在给定的前提下，胡所继承的这份遗产，确乎太沉重了，他们面对的世道和难题，跟他们的能力太不相称──他们一群是靠听话、看上级眼色、忘掉了自己还有脑子，才混到今天的，哪里还剩下什么创造力？即便从邓小平的角度来说，当初隔代指定他，想必是要他来擦江泽民的屁股──「财富的极大涌流」与人心的极大坏死，不仅叫共产党坐在火山口上，也叫中国面临万劫不复，可胡锦涛非但没有沾上胡耀邦的清誉，反而是坐享其成「上海帮」的恶政、恶名。也许他最大的能耐，不过是为「团派」争得半壁江山，果若如此，他真是无颜以见九江共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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