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农民工成为「现代奴隶」，是因为他们受到一个东西方结盟的「全球化」剥削，那是一个共犯结构，而华尔街和国际大资本，得以索取利润于一个集权体制中，是因为中西合伙巩固这个集权，不让它崩溃，事实上也很容易，只需将以亿为计的农民工，锁在大中城市周边，以「云集权」高科技控制，其他诸如商人、知识分子、市民、公务员等，是可以用钱搞定的。 】

清晨云雾未散，如海如涛，山顶竟有一座藏传佛教寺庙，隐隐传出钟声，优美无以言喻。进寺歇息，只见一个喇嘛，径自诵经击钟，旁若无人。山顶一寺一喇嘛，还有比这里更香格里拉的吗？况且这既不在西藏，也不在印度，而是在欧洲的心脏日内瓦。 2011年底我飞到欧洲日内瓦，因我参与的一个人权组织，在那里办培训班。

“你不留一个电话号码，我能找你？”

临行前傅莉嘟囔了一句。我哪里会有日内瓦的一个号码？可是在她，我可能真的会一去不复返，叫她上哪儿找我去？我在费城机场，起飞前就用iPad 上网，再安慰她一番。她很紧张，不愿意我走，最后还是放手了。我只去五天，飞跃大西洋抵达伦敦希思机场，不能上网联络她，很焦急，好在一个小时就飞抵日内瓦，赶到旅馆就上网叫她，叫了好一阵子，她才上来，说美国已是早晨，她要去弄早饭了。

一、奴隶劳动

日内瓦濒临一湖，素有欧洲“西湖”之称，晚饭后大家一道散步到湖滨，夜色里湖畔很有西湖的味道。白天我也尽可能在附近遛遛。拜谒日内瓦，应是我们这种流亡者的份内之事，过去没有机缘。我特别找到国际难民总署，一栋蓝色大厦，让我倍感亲切，我是“国家级”通缉犯，后半辈子就是靠它的政策而延续，没有它我大概还在中国坐牢。还有国际人权服务中心（ISHR)，它在联合国附近，其广场上有一尊巨型雕塑，是一把三只腿的椅子，其隐喻虽关乎触雷而断肢，更广泛的则是“伤残的尊严”，我面对它暗暗垂泪，后悔没带傅莉一道来此。平时他们培训，我也心不在焉，要溜回住宿的旅馆，上网查一下傅莉可好？有时叫不应她，我就给邻居发个电邮，央求他们打个电话给她……。

那天礼拜，日内瓦培训班放假，我随众人去北郊爬山，那是与法国交界处，有一缆车可吊至山顶。学员都是来自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召集他们来这里，可以方便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旁听其作业流程，我也随他们去听过一次“反酷刑委员会”审查白俄罗斯报告，荒诞者中共竟是该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他们酷刑异议者可称世界之最。联合国各机构设计一套程序来监督各国执行状况，确系一种精致文化，只是世界纷扰野蛮不堪，其效果堪忧。

我在日内瓦遇到的这群人，都很年轻，大家说说笑笑，气氛颇好。他们是中国第一代“人权捍卫者”，我们需要组织西方资源来培训他们，以育苗培植人权意识于中国贫瘠土壤，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件事情。我对他们说：

『大家都知道方励之吧？八九之前他曾在北京被警察围追堵截，后来他跟我描绘他们当时的感觉：「就像在荒野里被一群狼围追」。这个形容，给我印象深极了，这其实是对八十年代的另一种写照，通常的说法是「开放」；这种感觉今天可以扩展到国内的无数维权律师、异见知识分子、访民，无后台的民营老板，甚至主张复辟文革的左派们。 』

那天爬山，有个西南来的小伙子，一路上跟我聊天，他刚从牢里出来，还留着光头，他在国内不仅热心人权救助，还跟随一位西藏禅师信过喇嘛教，所以给人印象朴质而坚韧。他跟我说，中国下一步的抗争群体是所谓“贫二代”，农民工子弟，这一代人已经拒绝再做父母那样的奴隶劳动（廉价劳力），也对教育、就业等多方面的歧视身份愤怒已极，这代人聚居大城市周边，一有风吹草动便群起暴动，焚烧一切，最近的广东增城、浙江湖州两地骚乱皆他们所为，已成体制的心头大患。 “我要到这个群体中去生活！”他说。

我很喜欢这个男孩，他比我的儿子不长几岁，所以我也很担心他回去的处境，虽然我很弄清楚他的看法太简单，却也不忍心泼他冷水。他提到的这一代农民工，在中国有两三千万之巨，乃是塑造出一个“全球化”的廉价劳力，而剥削压榨他们的是两头巨兽，中国权贵和西方资本，不要说中国，整个世界也没有一丝力量来替他们讨公道。

我从日内瓦回来不几天，威斯康辛的林毓生教授就来电话：“我跟余英时说，共产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还不垮台，那么我读过的所有书都算白读了！余先生说他同意我这个说法！”他大概是听到最近关于中国局势分析才给我电话的。我则跟他说了一点不一样的分析：如今中共里头有危机感的，反而是所谓“红二代”，也只有他们有“变”的能力，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是无声的、麻木的，底层和贫苦大众则是“碎片化”，每年虽有几十万起抗议，但是“星星之火”不能“燎原”，除了表达愤怒之外，其他的政治意义不大。

我也提到，“红二代”只有回到毛泽东，无论是薄熙来的“唱红打黑”，还是习近平的“中国式现代化”，因为从邓小平开始搞“资本主义大跃进”，中国被贫富撕裂，而至今只有毛泽东这么一个“思想资源”，在中国管用。我没有说的是，其实林先生他们一代所读的书里面，没有关于今日中国的答案。他并没有白读。他所学到的政治判断是：暴政只能维持于一时，经济比较好的时候，恰好是最容易爆发革命之际。那是从法国大革命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或者说“欧洲中心”的一种看法，跟今日亚洲尤其发达之后的中国，不大相干了。林先生最后说“恐怕也只能慢慢来”，我说开放了三十年，也“西化”了三十年，毛泽东那一套还管用，这一点外面的人不懂。

二、新「阶级划分」

我第一次听到「贫二代」这个词，是在日内瓦山上，所以很苍白。

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打工３０年后，每个月养老金只有人民币１００、２００元，带着一身病痛无法退休。 《如此打工三十年》这篇调查报告在网络上流传，大量转发，也遭到持续封杀，它才具体描述了「贫二代」的来龙去脉，读到这种描述，「贫二代」才有初步概念。

所谓第一代农民工，指８０、９０年代从农村进城打工，约８６００多万人，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调查针对２５００分问卷以及访谈２００人，发现第一代农民工再吃苦也无法改变命运。

中国这三十年搞「资本主义大跃进」，阶级分化出「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大概就差出个毛泽东写一本《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新篇了，因为立志继承老毛的人想当皇帝，反而最怕「泥腿子」造反。

文章说，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年轻时顾不上晚年，只能把工资用于当下，２００９年养老金政策公布，３５％的人不理解或不相信这项政策，于是没有参保。

等到他们６０岁后，只能领基础养老金，每个月仅１００多元。

为了未来，为了偿还儿子结婚造成的债务，他们不打算退休。四分之三的人表示，６０岁后会继续在城里打工。但近两年，各地严禁６０岁以上农民工进入建筑工地，所以他们只能去做绿化、保洁、仓储管理等工作，薪水不到工地的三分之一。

第一代农民工并非不努力，但调查发现，努力无法改变命运。仇凤仙表示，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深受社会排斥性政策的影响，远非个人能决定。

三、弱势群体

2017年底北京大兴新建二村发生火灾，烧死19个农民工，而北京市当局借此理由，展开一场驱赶“低端人口”的大清理，在零下四度的寒冬，三天内赶走两百万人。有一篇《北京，你真的太残忍！ 》如此控诉：

『要不是当年这些“低端人口”的父辈、祖辈，为你们上代人舍死忘生地去打天下、争江山，献青春，献儿孙，去充当“人海战术”祭坛上的生灵，你们能有今天的锦衣玉食，高官厚禄吗？要不是这些“低端人口”忍受着低工资，低福利、低人权（乃至无人权）的状态，食粗粝之食，衣牛马之衣，睡工地，住工棚，任烈阳、低温的折磨，在安全措施十分欠缺的情况下，拼了命地去干，你们的座座摩天高楼能拔地而起吗？你们的“鸟巢”，“水立方”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先生赠送给你们的吗？要不是这些“低端人口”成天不怕脏，不怕臭，不怕苦，拿最少的銭，干最苦、最脏、最累的事，你们那北京要不了一个月就会垃圾如山，臭水满地，你们还有脸去外国人面前吹嘘夸耀什么“美丽的首都”，“美丽的中国”吗？ 』

继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下岗职工）之后，还有第四大弱势群体“蚁族”，是“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主要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平均月收入低于两千元，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平均年龄集中在22—29岁之间，九成属于“80后”，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独特的“聚居村”。号称九十万北京“蚁族”中的靳凡，2007年本科毕业后来北京闯荡，第一份工作是一家网站，他住在南五环月租270元的小平房，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电磁炉，冬天屋内没有自来水也没暖气，洗菜、洗衣服都要去外面；每天上班都要先坐快速公交再转地铁，晚上经常能在地铁上睡过站。海淀区有个最边缘的村子叫唐家岭，本村居民只有三千人，却涌进来四五万“蚁族”。中国每年大学生毕业在六七百万之间，社会无法消化，使之成为软弱无助的个体，游弋在求职、低薪、失业、城乡之间；也有研究认为，“蚁族”其实就是“穷二代”，百分之五十以上来自农村或县级市，他们怀抱强烈“翻身”欲念在城市挣扎，岂肯返乡？

这些“蚁族”，又大多是苟活于“P2P”网络借贷平台的金融蚂蚁，2015年中国估计有三千多家“P2P”，涉及金额数以千亿，却常常平台暴雷，被挤兑倒闭，制造大量金融难民，2018年秋杭州p2p受害者王倩留下遗书说“三观全毁”，上吊自杀。

这则新闻叫我在脸书上感慨：

岁月静好死掉了

倘要觅一句囊括三十年、又令朝野均肯收单的话语，

大概非此句莫属：岁月静好。

岁月静好曾是岁月的一句娇嗔。

三十年盛世，恍然只是岁月静好的一扭腰肢。

岁月静好是草民微薄的愿景，而公仆的服务费用已经是一亿元起步。 （注）

岁月虽然静好，北上广不相信眼泪，京津冀得有个好肺；

“静好”话语的宠爱族群，是如今的九零后和零零后，

体制太乐意塞给民间一个免费的岁月静好，

而民间也不会拒绝一个镜月水花的岁月静好；

岁月太静好，杭州p2p受害者把自己挂在了树梢，

而阿姑村的杨改兰，毫无“静好”之感，才下手杀掉四孩再自尽；

岁月静好是体制与民间共谋的一种矫情。

是我们唬弄了岁月，还是岁月忽悠了我们？

老辣的胡兰成，以一句岁月静好收拢张爱玲；

一个油腻中男留下的颇耐岁月的鸡汤话语。

四、世界工厂

中国农民工大约有两亿三千万，正是“全球化”获取丰厚利润之最低端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血汗结晶，便是“中国起飞”之大规模基础建设、城镇化和“世界工厂” 。

纵观这三十年，中国巨大的社会劳动，在东方比较保守落后的社会里进行，它意外地令比较开放、自由的西方社会，得以更闲暇地专注精神、价值层面的嬗变和提升。这个星球的确分成两半：有几亿人勤劳并注定拼命使用肌肉而不太劳烦精神，而另外几亿人尽可以腾出精力玩得更高级一些——世界原本就是这么分工的，在吃不饱的饥饿时代（肠胃优先）是跑不出“同志”来的，此即「仓廪足而知荣辱”，在西方喂出一个「进步主义」，它是一种时髦，可能颇热心中国的女权发展，却不会在乎中国农民工的悲惨，那是所谓「人权」，并不在西方「进步主义」者的眼里。

全球经济萎缩，处于产业链下端的中国，大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关闭、破产或停产情况，万千农民工失去工作，工资拖欠，踏上返乡之路。此情形颇与晚清相似，太平天国的肇始，即在鸦片战争十年之后，因通商口岸开放，使广州北上的传统贸易路线改道，大量的挑夫失业，与被遣散的乡勇合流，落草为寇，而邻省广西的民间秘密结社的三合会，早已在社会破败之中覆燃，由此结合便产生了爆炸性。但是当下中国的情势跟清末最大的不同，是朝廷民间的强弱在霄壤之间，晚清积弱自咸丰算起，已近百年，而中共却正在国力极强盛的时期，对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很有效率。

2011年6月10晚，广州市以东的新塘镇，爆发民工暴动事件，逾万在穗四川民工增援新塘，捣毁店铺、焚烧警车、袭击派出所，以致本地人纷纷武装自卫，而当局则出动装甲车和数万武警弹压，封锁107国道。民间政论家笑蜀说：

『新塘为世界牛仔裤之都，全球每三条牛仔裤中，就有一条出自新塘。但年初迄今，新塘牛仔裤生产线，居然停工一半。大批农民工失业，但又不可能返乡——他们都属于80-90后，多数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故乡。他们现在所驻足的城市，才是他们的栖居地，然而，这城市的大门却对他们紧闭。他们就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无根漂流的游牧一族。换句话说，他们是社会排斥的受害者。他们年轻，他们有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梦想，他们从小生活于城市社会，了解而且强烈向往城市，但是，尽管他们使尽浑身解数，他们中的大多数，仍然不得其门而入，梦想注定碰壁。因为制度安排，本就没有给他们的梦想预留空间，即本就没有为他们在城市社会预留一席之地。 』

问题回到前面我跟林毓生教授所讨论的：共产党搞资本主义，欧美资本主义可以跟他们合伙剥削中国的廉价劳力，而中国的农民工，却再也从西方找不到思想武器（如当年共产党找到的马克思）来反抗了。

（注：贪污一亿元者：河北一贫困县委书记、一水利官员；湛江市教育局长、医院院长、能源局长；天津市公安局长；杭州市房管局长。）

（文章源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