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〇年八月五日，法广主持人艾米就中美关系的剧烈转折对我做了一个采访，访谈中她问起我跟香港的关系，我说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法广：您当年六四后被通缉被迫逃到国外时受到香港“黄雀行动“的帮助，而看到香港目前的情况，一定也感触颇深？

苏晓康：是的。 “占中”一开始我就非常关注，“占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朱耀明牧师，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是他把我从国内救了出来，送到了法国。之后很多年，我不能去香港看他，而他去年开始到国外，也到我家来看我。朱牧师和参与“黄雀行动”的人，当时是用香港人募捐的钱来救我们的，因为这个行动中用了很多不同的力量，包括走私和黑社会，那都是要付钱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付了很多钱才救出来的。所以，朱牧师他们还要向捐钱的香港老百姓有个交代，要知道这些当年被救的人生活如何、有没有困难、将来怎么办……他就从欧洲到美国把救出来的人看了一遍，他还说：“我们救了你们出来，希望可以送你们回去。虽然现在做不到，但希望发起一个’回家运动’”……但我告诉他我不愿意回去，美国现在就是我的家。在他的要求下，我给他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无家可归』……。

前段时间，港警要抓朱牧师，他和别人还不一样，他有这个“黄雀行动”的案子在共产党手里，所以我非常担心他如果进去了会被搞死，因此告诉他不要去坐牢，但他不害怕，现在人还在香港，并不逃跑。

另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人就是黎智英，他也不走，等着警察来抓。

这些人就是香港人的骨气。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七百万人跟这样一个野蛮强大的政权抗争，西方却不支持也不救香港，香港人等于是在孤军奋战，最后就是那些孩子们站出来……有多少孩子被打死，西方都不管，这让我非常愤怒，但我们也没有办法，世界现在就成了这样……』

2017年夏，朱耀明牧师率一支摄影队到我家中采访，他说当年营救行动的经费，是由香港人自愿捐赠的，时间过去三十年了，“黄雀行动”可以告终，然而按照我们香港人做事的原则，支联会必须将被营救者的境况做最后的记录，以存留一份资料向香港人民交代。支联会秘书冯爱玲二月间便开始联络散居欧美的诸人安排这次采访。

这次采访，让傅莉得以亲见朱牧师和师母，向救命恩人当面说出「谢谢你们救了晓康」这句话，乃是朱牧师给了她这个机会。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59455970063331&id=841628330

2012年初我曾有台湾行十日，是去观选，恰逢朱牧师也来了，他约我到紫藤庐见面，乃是我们二十年来第一次再相逢，以至拥抱唏嘘，朱牧师是个俊美长身的广东男子，他第一次宣布他要动手整理“黄雀行动”历史，原来此前香港记协主席麦燕庭曾在电邮里透露要在台湾谈一事的背景在此。

事后我自然看不到朱牧师的“史作”，而除了朱牧师和营救我的几位黄雀成员，我对整个行动一派迷蒙，也不相信外界的众多传说，但是最近读到一篇报道，感觉文字间有某种我熟悉的味道，况且其中也提到我，即《众新闻》二〇一九年六月四日发表的《黄雀行动港英角色曝光，暗助地下通道运作救400人》，我不妨采用其中的说法：

『黄雀行动，是香港一段很珍贵的本土历史，体现了危难时人性的光辉和道德勇气，包括一批无名英雄。当中，港英政府的角色尤为关键。有人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港英政府，没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现，不可能救约400人。」

六四屠城后，中共通缉民运人士，学生和民众要逃亡，身上有的是民运期间搜集得的香港记者、学生、文化界人士卡片，他们决定要走，便打电话给这班香港人救命。 1989年5月27日曾举办民主歌声献中华、向民运捐款的演艺界人士，在六四后首个星期，开始接到求助。演艺界于是想做点事，将民运人士送到香港中转站，再将他们转往西方国家定居，于是集合力量兵分两路：由江湖人士开通内地赴港的地下通道、由政界及支联会找港英政府及外国领事。 』

我的情形特殊，因早有警觉，知道劝不成学生撤离广场，我们这些被指为“长胡子”的人会坐牢的，所以在五月间我就离开北京藏匿起来，警察找不到我，而我也是在辗转逃亡中获知本人已被列为国家通缉犯，至今还记得躲在一间门窗皆被蒙住的居室中，我看到从到外面递进来的一张纸条，上书七个人的姓名，我列在第五位，即后来世间所称“被通缉的七名知识分子”。我怎么可能“拿着香港人的名片打电话去求助”？

『在血腥味浓的政权中救人，可不是话救就救，首先得找在内地有生意、人脉关系和地位的江湖大佬搭路，利用走私船只，如运货一样将人运到香港。运人的方法，例如有中间人说，民运人士A在某个省市，江湖大佬手下知悉后，会通过中间人叫A去某一处，跟某人接洽。某人接了A之后，会把他收在一个安全地方，之后等船期，交船家送来港，通常在屯门、柴湾、西湾河等码头上岸，在港的黄雀成员会去码头接A。 』

我的逃亡，没有计划、没有团体、没有安排，最初我一个人像只没头苍蝇胡乱躲藏，而公安部在全国撒下大网搜捕我，据说他们追踪到我人生所有社会关系的终端，包括我从未去过的祖籍成都，我的那些叔叔姑姑们对警察说“连我们都从来没见过他”，所以可能我的乱逃之法反而“漏网”几率极高。不过，据说出来营救我的人也颇多，但是他们也找不到我，他们去找傅莉，她是一脸无奈。后来我极偶然撞上了营救者中的一位，也许是命中注定，因为他居然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不过这个人也是一只没头苍蝇，领我大江南北乱窜，末了把我一个人扔到海南岛的海滩上去了。

『江湖人士开通地下通道，最初的收费要150万元一条船，大约运3、4人，属「劳斯莱斯 」级别。学运领袖李禄、吾尔开希，都属于风头火势下首批来港的人，来港后即走。司徒华逝世前，曾谈及吾尔开希逃亡的经过。

由于「劳斯莱斯」太昂贵，地下通道后来另有三条线：陈达钲 、邓光荣、生意人Tiger（和支联会关系较好）。收费回落至一个人30万元，至1989年10月，救一个人数万元便做到。所有营救费用来自民主歌声献中华、学联的中华民主基金，前者约1500万元、后者约300多万元。

六四屠城之后，当年26岁的乐坛巨星梅艳芳，与邓光荣等娱乐圈中人策划「黄雀行动」，透过他们的人脉关系，开展在大陆拯救民运人士离开中国的地下渠道。 』

我们俩最终还是去了广州，而我听说香港有个营救计划也在满世界找我，最后通过几道中间环节的辗转，终于接上了头，要我去南端的虎门镇，就是当年林则徐烧鸦片的那个地方。我就是在那里的一个风高月黑的深夜，上了陈逹钲的快艇。

『法国是最先愿意接收民运人士的国家， 美国在屠城后，最初说只会收出名的人，谈不下去，于是黄雀成员便找法国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倾谈，开出道路。法国更协助做证件：一张出境用的是假名，港英政府应该知道，容许那人出境；另一张证件用真名，入境法国时用。周日来港被拒入境的封从德，当年他和柴玲随一位叫阿洪的无名英雄，来到香港之后联络支联会，留了一天之后逃亡到法国。 』

1989年9月13日下午，我稍事化装后，被人径直领上停在香港启德机场的一架法航波音747，飞往巴黎。就在我去机场的途中，香港各媒体均援引一则美联社消息“苏晓康逃离大陆”。那确是自我8月31日凌晨抵港后严厉禁止同外界联络的十三天里接受的唯一采访，还是在电话上。汤姆是我在北京就认识的一个美国小伙子，美联社记者，他同我家人也很熟，因此一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控制不住了。我同他只有几分钟的寥寥数语，后来我从许多报纸上都读到了﹕

“过去一百天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的许多朋友已遭逮捕。自从大屠杀以来我没有见到过我的妻子和小儿子。我一直承受很大的压力。”

援引汤姆的报导还有以下我说的这些话﹕

“公安人员询问每一个我认得的人，搜查每一个我到过的住家和工作单位。他们在全大陆追捕我……我得到很多很多人的帮助，他们的情势都很危急，可以说每天都在惊悸中渡过。”

这些话，我都不记得了。但都是事实。

『直至1989年6月底，法国未能即时接收所有民运人士，出现一些人滞留香港的情况，黄雀成员要负责安顿他们的起居饮食，租屋安排港英完全知情。他们主要居于大埔、西贡的村屋，大埔尾村最先开始，由中大学生让位腾出地方；后来开赤泥坪也一样，因来了年轻女士，不想她混在男人堆。后来来港人数愈来愈多，便开了西贡泥涌 、黄麖地。

有些人较敏感的，例如苏晓康（纪录片《河殇》总撰稿人），会让他住进人们家中，他住过西贡匡湖居，不想混进其他逃亡的人的圈子。有三个帮过人的公安，来到后住沙田富豪花园，因大厦有保安员把守，会由黄雀的人先租空置单位。张伦（天安门广场纠察总长）来时，也住过沙田银禧花园，在9、10月他便去了巴黎。住大厦的，曾经有人见到保安以为是公安，半夜打电话来求救。

支联会负责民运人士在港食宿等生活开支。根据支联会1989年6月15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首份财务报告，其中援助组的开支达523万元，占总支出1204万元接近一半。同期总收入为2495万元。

六四后，经香港出去的民运人士，总数大约有400人。

黄雀成员大约有20人，回归前1996年，有人问，他们是否也要离开？当时英方也愿意给予居英权，至于成员有没有离开，就是个人选择。

黄雀行动的背后，如果没有一班无名英雄，不会成事。行动体会到「帮得就帮」人性最善的一面。当年没英国政府的话，没可能有地下通道的出现，不可能救咁多人，这是很重要的关键。法国也是，驻港副总领事梦飞龙曾经被问到，收咁多人，有否事先问准上级。他却妙答：你尿急时，问边个呀，而家讲紧救人命呀。

司徒华曾说，黄雀行动之名来自曹植的诗《野田黄雀行》：一只黄雀，被人捉去，但一个少年救了它，最后两句是「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