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莉视角 来源：yahoo新闻 2023年11月5日 周日
罗胜春 全球铁路公司产品线质量总监，中国良心犯丁家喜律师的妻子。自2013年4月起开始参与人权活动，在过去的10年里，一直为她的丈夫和中国其他受迫害的人权捍卫者发声，呼吁自由民主，解体中共。 2023年，她成为人道中国董事会成员。
从岁月静好到良心犯家属
向莉：罗胜春女士，您好！您是我采访的第一位中国人权律师的妻子。请您谈一谈您之前在中国的生活和一些观念的变化，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异议者道路的？
罗胜春：1986年我在大连理工大学读的本科，1990年到1993年在北航读的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在北京304研究所工作，我的生活一直都比较顺。因为我爸爸曾经受过十多年的迫害，妈妈从小就教育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所以我从小学到中学都是特别听话的好孩子，从来不要家长督促，学习成绩特别好，总是班上第一第二名，然后顺利考上大学和硕士研究生。在大学期间，我关注过1989年的天安门学生运动，但在学运被镇压以后，觉得政治运动都是这样的，更加深了我妈妈说的「不要管政治」的概念。我本来很喜欢文科，很喜欢写作、文学、古诗词这些东西，但从高中开始我在学习理工科，大学本来是想学心理学的，阴差阳错被招到理工大学去学涡轮机。但不管怎么样，学了工程之后也觉得很有意思。 1989年本来以为可以去考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但因为89学运对我们的影响就是不许考研究生，只许推荐，转专业又特别难，所以我就去北航学了工程力学，毕业以后在航空部的研究所工作，做的是理工科方面的研究，跟我妈说的那样，过那种岁月静好的日子。一直到2013年，丁家喜突然被他们带走，我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突然间有一种「我不去关心政治，政治会来找我」的感觉。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去看守所静坐。
罗胜春：一开始以为，我还可以见到家喜，但是后来律师告诉我说：「人被带走了，就不容易见到他了，你就得等关到监狱以后才能见到他。」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要抓他，我觉得丁家喜是不可能违反任何法律。因为我之前他跟我讲过，他在做一些公民运动的事。当时我认为这些都是很好的事，我都很支持。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因为这些抓他，我头一个想法就是要去在看守所抗议，但这个时候家喜托付的两个律师朋友就来找我说：「你不能去。」我问：「为什么？ 」他们说：「你听说过刘霞和刘晓波的故事吗？」我很惊讶的说，我只听说过刘晓波这个名字，但是我不知道刘霞的故事。然后律师就跟我讲刘霞因为爱刘晓波，被软禁在家等各种各样的事。这时候我才开始比较慎重的考虑我应该怎么做。当时实际上家喜被抓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签证，准备到美国工作几年。家喜曾经劝我说：「你带着孩子到美国去，这样子你们更安全。」我跟他讨论过这个事，我说：「这有什么安全不安全的问题，无论如何一家人需要在一起。」我很反对和他分开，因为2000年时我离开他三年多，到美国来读书，拿到学位回去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婚姻出现了很大裂痕。两个人几年不在一起很难沟通，生活习惯上有很多的不和谐的地方，对社会、工作、家庭、婚姻的看法也不一样了，磨合了很长时间才恢复。所以这一次他要我再出来，我就很不愿意，我说：「一家人必须在一起！」他就跟我说：「我会陪你到美国去，等你安顿下来，我会经常去看你们，不会再像以前了。」他说服我拿了一个签证。这个律师朋友告诉我：「你不要成为人质，不要搞得丁家喜那边很难跟国保交涉」。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就带着孩子来美国了。
1997年10月1日，罗胜春、丁家喜和大女儿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流亡美国，成长为人权捍卫者
罗胜春：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解了丁家喜他们所做的事情。我发现他们做的这些事我都很赞成，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国家政权出了问题。我就注册了推特和微信，然后我看到很多中国的资讯，然后了解到很多中国的真相，我觉得我必须为家喜他们发声。但因为我当时刚来美国工作压力特别大，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所以我以关注为主，还写了几篇文章投稿到中国人权的杂志上。另外我是把律师发给我的会见家喜的音频和照片公布到网上，学习各种抗议方式。很快我就知道中共在胡作非为，我跟我家人就很快就有了分歧，我跟他们说：「我跟中共不共戴天！他们动不动就把我老公这样的义人抓起来，就是不公义的，我必须反抗他们！」
向莉：您到美国之后，生活和工作的情况跟在中国有什么不同？您怎样来适应这种不同的？
罗胜春：美国的生活方式的确是很不一样。首先，美国的工作方式很讲究章法，很尊重大家的休息时间，你自己作为经理，可以加班加点，但是你的团队在八小时工作时间之外，就不能要别人加班。所以我们的项目不管有多么紧迫，都很尊重人的休息时间。其次，在生活中大家都很友好，互相关心。我到了美国之后，有半年时间我比较抑郁、很忧伤，不怎么跟别人交往。还有就是觉得丁家喜的事情跟别人讲，很难讲清楚，所以我就一般不跟别人讲我的事。我是一个在婚姻观念上很传统的女性，很不愿意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不愿意被别人看作我是被离婚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又不好意思去讲我老公的故事，所以不愿意跟别人交往。但美国的朋友喜欢拉着我一块参加聚会。然后是带孩子也不一样，孩子有很多课余活动，我每天下了班就送孩子们到各个活动场所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非常忙。曾经有半年，我不太容易进入美国人的生活，一下班就在看微信，后来2014年4月自由亚洲电台的北明女士给我做了一个深度的采访，题目是「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的故事」。在采访后，人们开始称呼我们这些人权律师的家属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她特别会采访，让我把很多心路历程说出来了，有一种心理上被疗愈的感觉。这之后，我就敢去跟别人讲丁家喜的故事和我们家里的故事，就开始跟别人交往。当我跟别人讲出我和家喜的故事，自己心理上有一种放下的感觉，也开始逐渐适应美国的生活，去交友，去跟他们参加聚会和各种活动，心理上也变得健康一些了。
向莉：到美国之后，您从一个岁月静好的人转变成为异议人士，一个为自己的丈夫、中国人权律师发声和抗争的女性。您在美国如何坚持这个理念并为之奋斗？
罗胜春：一个人自从睁开眼睛看世界后，就再也回不到过去了。我从小被教育就是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的情怀在我的性格里是很深的。一旦关注到中国有这么多人在受苦受迫害，我就觉得有责任和义务去做一些什么，尽管做不了太多，但是也应该像家喜所说的那样「把关注人权民主作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所以尽管我改变了对待美国朋友的方式和工作的方式，但是我关注中国人权这块一直没改变，反而是越来越深入。从2013年到2023年这十年当中发生的事情，我基本上都关注到了，包括浦志强他们因为纪念64被抓，包括709大抓捕。所以，我对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每况愈下有特别深的体会，关注的深度也在不断加强。后来丁家喜在2015年出狱后，来美国看过我们一次，之后他又回中国，然后他被限制离境，我关注的越来越多，就越来越觉得中国这个国家对人权迫害的非常深。然后是家喜突然被抓、被强迫失踪，不由得让我越来越深入的去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当然也是从维护我自己的权益出发。所以我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极其的简单，除了工作和锻炼，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在关注人权，关注家喜的事。我现在的想法是，等我退休以后，我要专门去做人权活动。
向莉：请您谈谈你在美国和联合国参加的关于中国人权的一些抗议的活动。
罗胜春：从丁家喜第二次被抓后，因为孩子们都上大学了，我投入了更多的业余时间为家喜呼吁。 2020年1月我在一些NGO朋友的陪同下去了美国国会，讲丁家喜和许志永他们的故事，讲他们被强迫失踪的原因，希望美国政府为他们呼吁。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一直在网上为他们发声。 2021年11月我去了一趟日内瓦参加联合国普遍定期审议的中期会议，我向各国驻联合国的常驻官员（大概有20多个国家的官员）讲了「12•26厦门聚会案」，揭露中国政府不允许律师会见许志永和丁家喜，允许律师会见以后又限制律师权利，不允许律师对外发布消息等等。 2022年4月我参加了由人权观察组织的日内瓦峰会，峰会的主旨是为不能发出声音的人发出声音。我在峰会上做了一个十分钟的演讲，把我跟丁家喜如何相识相爱，如何支持他去做公义的事情、李翘楚因为支持许志勇被抓等等都讲了一遍。最后我呼吁各国政府去阻止中共的残暴统治，阻止他们向世界继续散布谎言。中共发布的「12•26厦门聚会案」跟真相完全不符。因为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汇报的是说丁家喜和许志永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而我作为家属、包括李翘楚作为亲属受到的牵连充分显示出中共说的全都是假话。实际上许志永和丁家喜没有任何权利，他们不能跟家人通信、不能自由会见律师、律师不许向外发布消息等等。所以通过这个案子，我呼吁世界各国的人要揭露中共和他们的谎言宣传，要制止他们的残酷镇压，就是号召各国一起来反对中共，那时候我已经有这个意识。
罗胜春：2023年2月1日丁家喜获得美国国务院颁发的「全球人权卫士奖」，我出席为家喜领奖。我非常感谢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关注。但这个奖项不是给丁家喜一个人的，是给中国所有在地的人权捍卫者的一个奖励。丁家喜是代表中国的人权捍卫者获得这个荣誉，我又是代表丁家喜去领奖，我感到非常荣幸和感恩。获奖仪式之后，我和其他获奖者一起参加了美国一些NGO机构举办的各式专题讨论小组。内容包括如何应对人权捍卫者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涵盖对人权捍卫者进行支持的各个方面；健康、安全、资源和紧急援助等。我代表家喜在研讨会上发言，主要有四个重点：不断向国际社会传播真相，抗拒中共散布谎言；建立全球民主国家经济共同体，抵制中共以经济利益向民主国家进行人权价值观侵略；向国内反抗独裁的公民输送高科技支援，抵制中共对公民社会的打压；集结科技精英，推翻防火墙，让中国人民拥有真相。后来我参加过两次听证会，一次是在国会，一次是在众议院。
2022年的2月23日我作为奥运囚徒的见证人，参加了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的主题是「奥运囚徒」，就是反对中国举办奥运会的一个听证会。中国有那么多的人权迫害，他们不配作作为奥运举办国，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也有人讲了中国网球运动员彭帅突然被失踪的事。在听证会上，我以厦门聚会案为例，讲述了当局操控法律对守法公民进行的秘密羁押、酷刑虐待和违法指控，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进行的无耻打压。丁家喜律师被宣判以后的第十天，2023年4月20日，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部举办了一个主题为「高智晟，你在哪里？」的听证会。这是一个以高智晟律师被强迫失踪六年为主题，同时关注香港人权和中国政治犯处境的一次听证会。我和高智晟的妻子耿和等六人在听证会上作证，我们讲述了中共迫害维权律师的现状。我也讲了丁家喜和许志永的案子，同时还讲了编程随想阮晓寰案、黄雪琴王建兵案和彭立发案（在正式报告里，我也做了详细的汇报）。我在为我的丈夫丁家喜呼吁的同时，也为其他的人权捍卫者呼吁，尽我所能和大家一起发声，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的良心犯。让国际社会不要被中共的谎言所迷惑，要了解中国的真相。
2023年9月，罗胜春在瑞士参加日内瓦峰会时，在联合国为因新公民运动被抓的良心犯呼吁。
向莉：我注意到您也经常去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其他大使馆参加一些抗议活动。
罗胜春：是的，有时候我会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门前去抗议。 2022年12月我和施明磊（长沙公益「富能案」当事人陈渊的妻子）一块去的，我们两个人在那边举牌抗议。 2023年3月，陈紫娟到华盛顿替常玮平领「德法人权奖」的时候，我、陈紫娟和施明磊三个人又去中国大使馆做了一次抗议。这次抗议的时候，正好碰到有一些美国的大学生也在那里做抗议中共的活动，我们跟他们有一些互动。这让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年轻人也认识到中共的邪恶，开始反对中共，我们觉得这很有意义。然后是丁家喜被宣判，2023年4月15日（丁家喜被宣判后的那个周末）中国民主党的朋友从纽约过来在中国大使馆门前抗议，我也参加了这次抗议。我在中国大使馆门口做了一个「中共必须倒台」的简短演讲，我说，我从中共重判许志勇和丁家喜，让我看到了中共的虚伪和脆弱，以及他们的邪恶的本质，呼吁大家一起来反抗中共的集权专制。这一次我意识到「只要中共不倒台，丁家喜永远都回不了家。即使他能出得了监区那个小监狱，也出不了中国那个大监狱。」今年我还参加了魏京生基金会组织的「纪念六四、反对中共暴政」的活动，我觉得也很有意义，认识到海外民运锲而不舍地坚持纪念六四、传播自由民主理念的重要性。这种的活动我以后还会去经常参加。为了声援最近在老挝被抓、遣返回中国的卢思位，我和陈紫娟到了老挝大使馆去抗议老挝政府和中共沆瀣一气，迫害中国人权律师的行为。之前，媒体人乔鑫鑫也是在老挝被抓，被遣返回中国的。
2022年，罗胜春和纽约大学的科恩教授，一起为丁家喜呼吁。
「十年之约」鼓舞着我为中国人权去奋斗
向莉：我刚才听到您提到了「编程随想阮晓寰」，我觉得您的经历和阮晓寰的妻子贝震颖女士的经历其实蛮像的，你们是都是在岁月静好的过程中间，自己的丈夫突然被中共抓捕，然后思想开始有些转变，开始为家人来奔走、发声，来抗议中共无耻的迫害和镇压。请您谈一谈在流亡生涯中，对您影响最比较大的一些事情。
罗胜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事情都跟我的丈夫丁家喜有关系。他被抓是最重大的一件事，这让我开始睁开眼睛看中国。其次是2017年10月他出狱以后到美国来看望我们，之后他选择继续回国这件事情。他的选择颠覆我当时的观念，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再回国后很有可能就再出不来了。所以对于他的爱家庭和爱中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我们这个小家庭只是他爱的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我经历了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才决定放他走、送他回中国。
2017年9月5日，罗胜春、丁家喜一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校园团聚。
第三件事就是2018年3月他想来美国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被限制离境，这意味着在短期内我们无法再团聚了，因为上次他回中国的时候，告诉我他过半年会来美国看我们，他说自由出境的权利也是人权的一部分，当时我被他说服了。他被边控对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我们的婚姻面临两个人没有办法相见的局面，非常的惨，那段时间我很绝望。但是家喜在和我们通过安全软件聊天的时候，他鼓励我说：「给我十年的时间，十年中共肯定会垮台，等中共垮台了之后，我会立刻回来看你们，我就不去参加任何其他的政治活动，其他任何的活动。」他说的「十年之约」是从他2016年10月被监狱放出来开始到2026年10月，我又把这个作为一个自己的希望，又继续鼓足勇气来生活，然后在后面又受到打击，就是丁家喜突然强迫失踪，这是对我打击特别大的一件事。我知道被边控后丁家喜所有的活动都不是公开到街上去做的，只是网上的一些言论，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他怎么就会被强迫失踪呢？这一次我不能再沉默了，我必须站出来。必须！我就开始跟709的妻子们联系，说你们教教我怎么来做公开的反抗。然后她们就言传身教地把她们在中国的抗争经历和经验告诉我，然后我就向她们学习，立刻开始写推特，像绣花一样的写推特。因为只有100多个字，要把最主要的内容告诉大家。我还开始学习做视频，这些都是我原先不太懂的事情，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放在放在为家喜和志勇他们发声这个事情上面。
罗胜春：第四件事情就是丁家喜被重判12年，因为我心里从来没有认为家喜是罪犯，也从来没有去想中共会重判他们。我心理上的判刑门槛是，不会超过四五年。但现在他们一下子被判12年、14年，我就有点木了。当时我就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怕许志勇和丁家喜？同时我就看到了中共的脆弱，觉得中共这么重判他们，肯定是怕他们俩在监狱外面说话。我突然间意识到中共是那样的恐惧行公义的人。丁家喜和许志勇所倡导的新公民运动的基本理念就是「自由、公义和爱」，而这些都是我很认可的理念。我当时我心里非常清晰，同时也下定决心，我要继续做丁家喜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在营救他们的同时，我要去传播他们的理念，要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倡导「自由、公义和爱」，在中国倡导人民做公民，会被定罪12年到14年。这是一种浴火重生后的感觉，突然间轻松了，觉得苦难到了尽头，我现在变得更强大，什么都不怕了，没有任何负担了。我说的「轻松」是这个角度，就是我什么顾忌也没有了，原先还顾及到我说的话太重，会影响量刑或者会折磨他们。那时我觉得已经到谷底了，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一个往前走、往上走的过程。我不用再担心什么，就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在我意识到神是在跟我在一起的，我特别清晰地感受到神每天都在看护我，这种感觉特别温暖和喜乐。于是，我决心要以亲身经历，向全世界向所有的人讲中共这个政权是如何不讲道理、不合法、不遵守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如何肆无忌惮的迫害人权。我从这个时候坚定了要推翻中共的决心，要跟他们势不两立，要公开向全世界的人说明推翻中共是多么的迫切，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而且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和安宁。因为我看到了中共把手伸到各个国家去迫害人权捍卫者，去传播他们的独裁统治的想法，就像传播病毒一样，这都是在我这十年经历当中看到的，通过身边这些重大的事件，我看得非常清楚。我认为「一个地方不公义，整个世界都不公义」。从此，我要做的事情就要向全世界去传播「自由、公益和爱」，同时去反对中共集权专制。这几件重大的事情改变了我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和理念。我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包括参加美国朋友的聚会，走到教会当中，我都在不断告诉人们「中共是多么的邪恶」，我用一种像传教士的方式告诉他们：「世界所有的人必须一起来反抗中共集权」。
向莉：在流亡生涯中，您比较感动的三件事是什么？
罗胜春：我的生活充满了惊喜，我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让我对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又增加了一分。第一件事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里的一些人就像我自己家人似的，每次去他们办公室跟他们沟通就像跟自己家人沟通一样，感到很亲切，没有拘束。那一次去做听证会的时候，CECC的JNJANE对我照顾无微不至，她会替我考虑到各个细节，比如她会帮着看稿子、练习演讲、开车送我去会场等，让我去做听证会没有任何的负担。这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友好，自己帮我订宾馆，现在她是我特别要好的朋友。第二件事是我开始学会和机构合作。现在，人道中国跟我的关系是合作关系。因为我有很好的工作，所以在经济上我从来不需要任何的资助，相反我很愿意捐助别人。比如人道中国举办人权律师节的时候，他们给丁家喜颁发3000美元奖金，我就把奖金重新捐赠给了张宝成的妻子、唐吉田的女儿和张菁。后来人道中国邀请我加入他们机构作为理事。因为我跟他们说过，我有想从一个个体的抗争者变成一个机构平台的抗争者，所以人道中国的人就跟我说：「你可以加入我们的机构做理事。我们的理事都是志愿者，你也可以做一个志愿者，这样你想做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机构作为平台，你就可以用人道中国的名义去做事情，还可以为我们这个帮助中国良心犯的机构募捐。」第三件事是我最近和青春期的女儿之间的沟通有了明显的改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双方都有一些反省。今天我们有过一个通话，女儿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她的生活现在充满希望。以前，我让她先不要找工作，先养养病，最后她还是决定要找工作。现在我认为她的决定是对的。我这两个孩子都非常独立、有行动力，这一点我非常欣慰，她们从来不需要我去督促她们做什么，反而是我让她们要放轻松慢慢来。
向莉：您后来又加入到卢思位律师的救援当中，您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事情吗？
罗胜春：这是我加入人道中国作为理事之后，以NGO的名义参与的第一个项目。我跟国务院、国会、白宫的安全官员联系。我见卢思位太太的时候都是以人道中国理事的名义。我感觉以机构的名义去做事，可以让我不完全投射在丁家喜的个案上，我可以做更多救助受害者的工作，卢思位案是第一个案子，以后我还会参与更多。在做这第一个案子的时候，我感觉到跟NGO一块合作是非常愉快的，我发起一个NGO的签名联名抗议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响应，然后大家就很快就做起来。在一夜之间抗议信就草拟好发出去了，第一天就征集到60多个签名，紧接着立刻有好多跟联合国有直接联系的机构联名，很多联合国的常驻机构给老挝发出各种各样的声明和照会，力度之大是我以前难以想像的。所以我觉得跟NGO一块合作真的很好，我还会继续做一些，但是我现在是限于我的业余时间有限，做的案子还不是太多。在做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中国需要救助的人实在太多了，先把卢思位的案子做成一个突破性的案子。因为这涉及到人权律师，涉及到东南亚整个受中国的控制。因为在中国连基本的生存权、出境自由都没有了，东南亚成了中共的掌控之地，乔鑫鑫之前也是在老挝失踪，然后被遣送回中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非常重要，所以我集中精力花了很多时间，这个夏天几乎上每天都扑在这个案子上。我在做卢思位案的同时，想到中国需要救助的人实在是太多，我们的资源太少，所以最终的一个结论还是要推翻集权专制，才能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都解救出来。我现在每天感受到的就是国恨家仇，觉得中共的罪恶罄竹难书。所以我很佩服林生亮他们在推特网站上推动的海外华人「一人一推」关注中国良心犯的行动和海外中共官员「恶人榜」发布行动等不屈不挠的努力。所以，以后我还会参与更多推动中国人权进步的活动。
向莉：我看到了很多很多人权律师的妻子，包括709人权律师的妻子们，包括您作为人权律师丁家喜的妻子，都是从一个非常传统的女性，只管自己的家庭和工作，是不问政治的人，最后走上人权捍卫的道路，成为一个人权捍卫者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您对后来流亡的人们，有什么建议和期待？
罗胜春：我的建议是大家到了美国之后，到了自由世界后，一定不要忘记了在中国的人，包括你自己的家人都还在那里，他们还在受到控制和迫害。你可能会觉得也许没有国保来找我，我们家人也没有人在监狱里，但是你要知道在中国是没有任何人权的，当他们想迫害你的时候，想要让你的家人失踪的时候，你可能连原因都不会知道。所以一定要睁开眼睛，要关注中国发生的事。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被囚禁的囚徒，所有在自由世界的华人，我们都有义务去想：为解放中国被囚禁的14亿同胞，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去多传播一点真相？能不能多关心一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像比如现在很多志愿者做的一人一推，去关注一下那些良心犯，去关注一下那些无辜被剥夺权利的人。中国的冤案数不胜数，比如董瑶琼案、何方美案等数不胜数，现在我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个案。虽然我觉得要推翻中共集权专制，仅仅是去做个案的呼吁是不够的，但是做个案的呼吁又不能放弃。所以我希望后来的流亡者在你们建立自己新生活的同时，要想想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你当你得到幸福和自由的时候，你怎么能够忘记在中国发生的一切？请想一想，你能够去为中国的同胞做一些什么？这就是我想说的建议。
作者》向莉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曾在北京生活，当过大学老师和画廊经理，后成长为人权捍卫者。在中国积极参与和见证了一系列人权事件，并成为中共「709大镇压」的受害者。 2017年流亡东南亚，因偷渡国境在泰国监狱度过了七个月的艰难时光。之后被美国政府、联合国和国际NGO以人道主义为由救到美国。现生活居住在美国旧金山，从事人权相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