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师大女附中的血腥一幕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5月到7月之间，随着干部子弟主导的第一批红卫兵广泛兴起，“血统论”成为了他们当中流行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所谓“红五类”，也就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弟是高人一等的、有权继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的。而在这些人当中，所谓“革命干部”的子弟又像《动物庄园》里面的猪一样，“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与之相对的，毛时代的政治贱民，也就是“黑五类”的子女们则被看成是一种对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威胁、被看成是一种敌人。按照上一讲提到过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篇署名“齐向东”的大字报所说：“我们的父母就是革命的，要专反革命的政。我们就是要学习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对你们造反，与你们为敌到底！你们骂我们真是难得的光荣。我们对你们就是要坏，越坏越好。”至于对这些“黑五类”子弟还没有他们这么极端的校长和教师们，则被他们看成了是执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打死人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放到1966年8月5日下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看一看在校园里发生的极端血腥的一幕。当时，学校中有五个人正在遭到红卫兵残酷的集体虐待，其中包括了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第一副校长卞仲耘。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书描述了这场虐待的细节：

“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事实上，为了折磨这五个人，红卫兵们还准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在进行这场所谓的“游街”之前，王友琴的书这样记载说：

“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 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而在进行“游街”的过程中，这些刑具也被用在了受害者们的身上：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凡此种种折磨，已经是让人不寒而栗了。而在这样的折磨之后，这五个人又被带到了厕所，被在身上淋上了秽物。以上的这些折磨，从当天下午两点一直进行到了下午五点。经过这样的折磨之后，挨打最严重的卞仲耘奄奄一息，大小便失禁地失去了知觉，却被红卫兵们认为是在装死，仍然遭受着拳打脚踢。当有其他被打者告诉红卫兵，有生命危险的卞仲耘应该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红卫兵们的回答是：“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最后，直到七点多钟，卞仲耘才被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后，她被发现已经死亡了多时。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曾在2014年发布过一段声明，在其中讲述了他妻子遇难的经过。在这份声明中，王晶垚这样说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见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法广，2014年1月30日）

这起残酷的事件，在文革史上被叫做“八五事件”。根据多方回忆的对比整理，当天的整个过程是：“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见陈薇：《55年没有等到真相，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走了》，中国数字时代，2021年9月6日）

二、干部子弟红卫兵杀害了卞仲耘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看一看当时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结构。

王友琴的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这所学校的情况，说道：

“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由于是重点 学校，又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当时，学生进入这所中学需要参加北京全市统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学考试。文革前，考试分数是录取条件之一，但是录取学生并不完全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录取。方法是划出一个分数段，这个分数段里的人数多于学校可能录取的人数，学校从分数段中挑选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由此可见，在文革爆发前夜，这所学校可以说是一所中共的“贵族学校”、“衙内学校”，校内充斥着中共高干的小孩，他们的父母中包括了最高级的中共领导。对于这所学校中在文革前夕的气氛，一位曾就读于该校的人士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回忆说：

“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你爸是几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我们知道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

“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见敏一鸿：《我与母校女附中——写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

这段回忆中所说的“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之类的，都是当时北京干部子弟扎堆的小学的名称。从这段回忆来看，这些干部子弟们从小便享受着高人一等的特权，有着自己的圈子，给人一种十足的“门阀”感。

对于这次“八五事件”的展开过程，另一位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人士曾经这样回忆说：

“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 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 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她的回忆文章也指出，在那些是虐者中，虽然不全是干部子弟，但其中的骨干无疑是干部子弟们：

“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见叶维丽：《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记忆》第80期，2012年）

三、直接杀人者到底是谁？

这样一来，当时的行凶者群体到底是谁，实际上就相当清楚了。打死卞仲耘的主导者是中共干部的子弟们，大部分打人者和打人的主导者也是干部子弟们。可以说，卞仲耘就是被干部子弟们打死的。

然而，我们也在前面谈到，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孩子也在这所学校当中。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虐杀，和她们是否有关系呢？在1966年8月5日的下午，究竟是哪个人亲手打死了卞仲耘呢？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直到今天依然扑朔迷离的问题。在众多说法当中，不但真相没有变得更为清晰，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会谈到这些问题，钩沉一下到底谁是直接杀死卞仲耘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卞仲耘是文革开始之后，北京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个。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钩沉，事实上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个案，把恐怖的红八月这场残酷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探究出来。诚然，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说，当时的人们“都疯了”才会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样简单的解释，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地去理解那段历史，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地明白那种惨烈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只有明白它背后的前因后果和深层原因，我们才能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和值得警惕的东西。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