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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  2023.11.08

专栏 | 纵横大历史:文革系列 第六十九讲 恐怖的红八月(二)
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的第一副校长卞仲耘被一群干部子弟主导下的学生活活打死。 网路截图

一、北师大女附中的血腥一幕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在1966年5月到7月之间,随着干部子弟主导的第一批红卫兵广泛兴起,“血统论”成为了他们当中流行的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所谓“红五类”,也就是“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的子弟是高人一等的、有权继承共产党的红色江山的。而在这些人当中,所谓“革命干部”的子弟又像《动物庄园》里面的猪一样,“比其它动物更加平等”。与之相对的,毛时代的政治贱民,也就是“黑五类”的子女们则被看成是一种对共产党红色江山的威胁、被看成是一种敌人。按照上一讲提到过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篇署名“齐向东”的大字报所说:“我们的父母就是革命的,要专反革命的政。我们就是要学习革命前辈,跟着毛主席,对你们造反,与你们为敌到底!你们骂我们真是难得的光荣。我们对你们就是要坏,越坏越好。”至于对这些“黑五类”子弟还没有他们这么极端的校长和教师们,则被他们看成了是执行所谓“修正主义”路线的人。在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之下,打死人的事情很快就发生了。

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放到1966年8月5日下午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看一看在校园里发生的极端血腥的一幕。当时,学校中有五个人正在遭到红卫兵残酷的集体虐待,其中包括了当时学校的最高领导、第一副校长卞仲耘。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一书描述了这场虐待的细节:

“五个被斗者被从高台上拖下来‘游街’。红卫兵强迫他们一边敲打手里的铁制簸箕,一边重复说“我是牛鬼蛇神”。他们从学校的大操场走到小操场。红卫兵要他们在小操场上‘劳改’。那里有一堆砂土,是两个月前修操场时运来的。文革开始,修操场停了下来。‘黑帮’被命令用扁担和筐子挑土。有人把卞仲耘挑的大筐里的沙土用铁锨拍了又拍,装得堆尖。她挑不起来那么沉重的土筐,就被劈头打倒在地。”

事实上,为了折磨这五个人,红卫兵们还准备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在进行这场所谓的“游街”之前,王友琴的书这样记载说:

“人群中,有人在喊:“到木工房拿 棍子去”,跑向学校的木工房,那里有待修的破课桌椅。还有人去开水房,从那里取来开水,要烫被斗者。”

而在进行“游街”的过程中,这些刑具也被用在了受害者们的身上:

“五个被斗者被乱棒横扫。所用的棒子,有垒球棒,有跳栏上的横档,还有从木工房那来的旧桌子椅子腿。桌椅腿上有钉子,打在人身上,一打就在肉上戳出一个小洞,血随即从小洞里涌流出来。”

凡此种种折磨,已经是让人不寒而栗了。而在这样的折磨之后,这五个人又被带到了厕所,被在身上淋上了秽物。以上的这些折磨,从当天下午两点一直进行到了下午五点。经过这样的折磨之后,挨打最严重的卞仲耘奄奄一息,大小便失禁地失去了知觉,却被红卫兵们认为是在装死,仍然遭受着拳打脚踢。当有其他被打者告诉红卫兵,有生命危险的卞仲耘应该被送到医院的时候,红卫兵们的回答是:“黑帮,你不好好改造,也是这个下场。”最后,直到七点多钟,卞仲耘才被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后,她被发现已经死亡了多时。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曾在2014年发布过一段声明,在其中讲述了他妻子遇难的经过。在这份声明中,王晶垚这样说道:“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芸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频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见王晶垚:《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法广,2014年1月30日)

这起残酷的事件,在文革史上被叫做“八五事件”。根据多方回忆的对比整理,当天的整个过程是:“8月5日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卞仲耘、胡志涛等五位校领导先是围着大操场示众三圈;接着,被押到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接受批斗争;批斗后,被押到小操场接受劳动性体罚,挑土抬土;最后分散到操场北边的厕所、宿舍楼等地搬花盆、扫楼道、抠马桶盖。”(见陈薇:《55年没有等到真相,卞仲耘丈夫王晶垚走了》,中国数字时代,2021年9月6日)

二、干部子弟红卫兵杀害了卞仲耘    

值得追问的是,这些打死卞仲耘的红卫兵,究竟是些什么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首先看一看当时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结构。

王友琴的书中这样描述了当时这所学校的情况,说道:

“文革前,该校是北京的‘重点中学’之一。由于是重点 学校,又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所在地很近,很多高级干部的女儿都到这所中学上学。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文革前从这所中学毕业。文革开始时,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是该校学生。当时,学生进入这所中学需要参加北京全市统一的初中或者高中升学考试。文革前,考试分数是录取条件之一,但是录取学生并不完全按照分数高低的顺序录取。方法是划出一个分数段,这个分数段里的人数多于学校可能录取的人数,学校从分数段中挑选学生。在文革开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学的学生中,高级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这一特点,不幸与卞仲耘被打死有相当的联系。”

由此可见,在文革爆发前夜,这所学校可以说是一所中共的“贵族学校”、“衙内学校”,校内充斥着中共高干的小孩,他们的父母中包括了最高级的中共领导。对于这所学校中在文革前夕的气氛,一位曾就读于该校的人士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回忆说:

“我刚进女附中,就发现有些新同学互相早就熟识,她们来自‘空军大院’、‘海军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你爸是几级?’、‘我爸是X级’……这是我完全陌生的语言系统。她们聊着自己原来的小学:全日制上课、住校、一星期回家一次、谁与谁是好朋友……
”我们知道当时最高领袖毛泽东主席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已先后从我校毕业,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正在本校上学。我入学后第二年,刘少奇主席的女儿刘亭亭入校就读……渐渐知道更多国家领导人、各级干部、各界著名人士之女是我校同学。

“故此,来自平民学校的学生难免会有‘边缘’感。”

(见敏一鸿:《我与母校女附中——写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百年校庆》,)

这段回忆中所说的“育英”、“育才”、“育鸿”、“八一”之类的,都是当时北京干部子弟扎堆的小学的名称。从这段回忆来看,这些干部子弟们从小便享受着高人一等的特权,有着自己的圈子,给人一种十足的“门阀”感。

对于这次“八五事件”的展开过程,另一位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的人士曾经这样回忆说:

“斗争校领导的动议,是高一年级某班一些干部子女最先提出的,当时革命是要有“出身”做资格的。而文革前, 这些学生曾经和全校其他干部子弟坐在一道,在礼堂听校领导告诉她们:你们的 担子比一般人更重,老子打江山,要靠你们来接班。这是一次专门为干部子弟召开的大会,我也在场。”

她的回忆文章也指出,在那些是虐者中,虽然不全是干部子弟,但其中的骨干无疑是干部子弟们:

“八五那天斗争校领导最活跃的一批人,是曾经被校领导视作对革命事业有特殊责任的人。当然,不仅仅是校领导,社会的四面八方都对出身‘干部家庭’的革命‘骄子’们表达了同样的期许。这是文革前夕‘革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重要的一部分。

“受到‘革命文化’熏陶的,不只是出身‘红色家庭’的人,而是全体学生。据目击者说,八五那天参与暴力行动、上手打人的不仅有干部子弟,也有少数非‘红五类’出身的。一时间,‘你一下,我一下’,是个‘群情激愤’的场面。但我坚信,施暴的骨干,非干部子弟莫属。”

(见叶维丽:《由师大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记忆》第80期,2012年)

三、直接杀人者到底是谁?

这样一来,当时的行凶者群体到底是谁,实际上就相当清楚了。打死卞仲耘的主导者是中共干部的子弟们,大部分打人者和打人的主导者也是干部子弟们。可以说,卞仲耘就是被干部子弟们打死的。

然而,我们也在前面谈到,当时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孩子也在这所学校当中。那么,这场惨绝人寰的虐杀,和她们是否有关系呢?在1966年8月5日的下午,究竟是哪个人亲手打死了卞仲耘呢?事实上,这也是一个直到今天依然扑朔迷离的问题。在众多说法当中,不但真相没有变得更为清晰,反而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在下一讲当中,我们就会谈到这些问题,钩沉一下到底谁是直接杀死卞仲耘的人。需要注意的是,卞仲耘是文革开始之后,北京第一个被活活打死的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个。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钩沉,事实上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个案,把恐怖的红八月这场残酷屠杀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探究出来。诚然,一种常见的解释就是说,当时的人们“都疯了”才会做出这样的事。然而,这样简单的解释,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地去理解那段历史,并不能让我们真正地明白那种惨烈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只有明白它背后的前因后果和深层原因,我们才能从历史上学到教训和值得警惕的东西。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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