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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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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自China Digital Times
财经会议圈 2023-11-12 16:09 
以下文章来源于总裁读书会 ，作者王志纲，刘世英
作者：王志纲，中国著名战略咨询专家、智纲智库创始人、总裁读书会全国领读者联盟领读导师；刘世英，总裁读书会创始人
来源：总裁读书会（ID：winnerbook_club）  文章已获授权
最近，智纲智库创始人王志纲接受总裁读书会创始人刘世英的现场采访，围绕民营经济与中国未来，企业成长与传承，房地产软着陆，年轻人创业与发展机会，中美关系等多个主题展开，总裁读书会现将采访内容整理如下，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帮助！
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能够走到今天，有很多种解释，我的解释是这四句话：逼出来的改革，放出来的活力，摸出来的市场，挡不住的国运。这是我对中国40多年来整个国运改变的总结和体验，今天我还是坚持并且更加坚信这四句话。
一个民族的勃兴是整个民族共同创造的，而共同创造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天时就是全球的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果没有全球化，没有大的战略机遇期，没有美国对中国的轻慢，或者说在这过程当中，中国伟大的战略家们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僵化，与美国和解、联手及分享这个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期，那么一切都谈不上天时。在这里，我们非常感激毛泽东、邓小平这一代伟人。
地利，就是在整个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统一市场，一直在沉睡，而且作为逐利的美国人，他们小看了中国的活力和潜力，所以放心大胆地把中国引入全球化体系当中来，认为中国永远是他们的产品倾销地，永远是他们的财富攫取地，所以根本不用担心。在这种背景之下，反而是沉睡了几十年的中国，迅速完成了一个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型，从产品经济、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市场经济的突破。
还有人和。人和就是我们摒弃了意识形态的僵化和约束，拥抱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核心和本质，就是民营经济，这是个常识。没有唤起千百万工农同心干，哪来的改天换地？正是因为有了市场经济，才有了成千上万贫苦的农民，底层的大众能够通过自己参与市场的过程，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改变了这个世界。
原来我们都说民营经济是小商小贩，然而，就像青蛙肯定是从蝌蚪成长过来的，巨龙肯定也是从小龙成长起来的，这个成
长过程得有个周期。回头来看今天的整个中国，我们能想到的四梁八柱中，哪一个没有民营企业？
前阵子比亚迪王传福讲演，泪流满面，讲到两年前一个事情差点扛不过去了，民营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有国家支撑，他必须靠自己扛下去，最后终于扛过来了。现在整个中国换道超车，新能源汽车成了全球的领先者，据说彻底地超越了包括德国、美国、英国、日本这些上百年来垄断了汽车行业的行家们。整个汽车的出口量谁能想到超过了日本，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但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工程师，仅用二三十年时间就成了中国的顶梁柱。
在他之前的任正非成了中国的“上甘岭”，美国倾全国之力、全球之力打压他都打压不下去。今天的华为已经成了整个中国的国家安全、国家的大数据经济，以及智能经济的一个基础性平台公司。
还有雷军做的一个讲演，我都很感动。一个年轻人三次创业，从软件工程师到软件公司的CEO，然后到小米手机的打造，到如今开启小米汽车的硬核制造。
一路走来，这些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民营经济。当我们用一种意识形态的短视的眼光来看待，说民营经济退场或说要扼杀民营经济的时候，其实这是对整个中华民族国运的扼杀。所以，今天的中国自上而下终于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没有民营经济，就没有中国的未来。
在去年最困难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叫做国运兴衰看民企。好多民企还为我捏把汗，怕说这个话犯冒天下之大不韪。我说我在用真理和常识在为你们呼吁，你们自己还先心虚了，这就要好好反思这个问题了。
民营经济的发展，需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民营经济为什么会总是处于一种惶恐不安当中，我们需要回到一个问题上来。中国要真正崛起，要走向未来，也必须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民营经济不是一个必要补充，民营经济是中国的一种必然力量。如果回答不了这个必然的问题，并从法律上、政策上给他们应有的定心丸，中国还会出现极左的力量，使他们再次受到打压。只有把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解决了，咱们中国的未来才能前途无量。
尽管中央已经提出来了民营经济要发展壮大，但还不够。我觉得还必须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必须从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以及法律法规上给出一个理论上的根本的说法，而不能再出现这种在舆论上忽左忽右的摇摆不定。
现在发改委等相关政府部门都很响应，经常约民营经济的企业家来聊，这是以前没有过的。这是好事，但也可能会让大家觉得是带有一种权宜之计的性质，需要的时候可以低下头，不需要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的问题还不仅于此，我觉得现在中国最大的担心和挑战，是今天我们享受的都是三四十年前为了改变个人命运跳入商海，成为市场经济最早的一批冲浪者所建立起来的繁荣，但是我们的二代三代，他们是否还能像父辈一样，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他们还愿不愿意接这个班？
如果说他们的前一辈是为生存必须要去当民营经济的冲浪者，今天生存对他们来说已然不是问题了。如果不从根本上给民营经济一个很好的生态环境和一个真正的说法，这批人不能够甩开膀子去创业，去成为民营经济的冲浪者，那么往后20
年30年谁来接班，谁来创立新的财富？
所以，我认为从国家的政策上、理论上、法规上，必须给民营经济一个非常清晰的说法，必须跟国企一样，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其实从目前来看，民企和国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我们还做不到。比如贷款，国有企业比较容易做到，而且利息非常低，甚至有一些国有企业贷了款之后再加息转贷给民营企业。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很难拿到贷款，甚至有些城市机构的招投标，很多项目不让民营企业参与，都怕在政治上不安全，害怕再出现这么一种政治生态，直接扼杀民营经济的发展，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需要从根本上解决。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何才能做到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这是一个大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
房地产软着陆的一些积极信号
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比较大的房地产民企陆续出现问题，比如近期恒大的暴雷和碧桂园的危机，其实这是任何一个新兴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都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高速城市化和房地产化，房地产和金融资本的结合，这是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的，美国经历过，日本经历过，几乎全世界的新兴国家都在经历这个过程，关键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尾。
这里我很欣赏广东的一个企业家，他以前是做房地产的，现在转型转得非常好。七八年前，我们深谈过一次，他和我说的两句话我记忆犹新。第一句是“我们回头看看全世界，从美国到英国到欧洲到日本，哪一个国家在房地产最后有善终的？”
第二句是“30年前日本东京的首富，一个东京的物业市值几乎可以买下半个美国，如今安在哉？”
这两句话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地产是没有未来的，关键是怎么收官的问题。这个企业家是一个聪明人，10年前他就开始收官了，所以到今天他毫发未损而且还转型转得非常好。而后来一路狂奔的房地产企业，如今都需要面临如何收官的问题。
高速城市化和房地产行业发展，和时代有关系，和资本有关系，也和人性有关系。房地产给我们造成了一个长达20年的假象，当它不仅有使用功能和使用价值，而且还有金融属性的时候，当所有的消费者通过购买房子都获得了很大回报的时候，十辆马车都拉不回来。最后的结果什么呢？只能是一路狂奔。为此，国家和政府只能做两个选择，要么让它崩盘，可称之为硬着陆，比如日本；要么就是所谓的软着陆，控制它，但是也会面临崩盘。
我们今天期望是软着陆，但我们现在依然面临这样一种情景，就像是看动物世界一样，一群野牛往悬崖边冲，你就看着它们嘣嘣嘣地往下跳，现在我们房地产就面临这种往下跳的状况。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好的信号，国家发改委也已经意识到，我们希望房地产软着陆，就不能够简单地从一个保交房入手，而是要保源头。保源头就是对一些好的企业，比如碧桂园，国家方面可能会换另外一种方式，不是不救你，而是希望你能够继续维持良性运转，然后渡过难关。这就不再是带有所有制性质的歧视，而是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来共同面对危机，怎样使震荡更小一点。
这里我想强调三句话：第一句，任何新兴国家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高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时候，都会经历这么一次创富盛宴和最后的灰飞烟灭。
第二句，贪婪、侥幸、虚荣是人性共有的特点，特别是房地产市场能够使人性这三点得到充分的释放，这种盛宴抵挡不住，它形成一种合盟，形成一种活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往悬崖下跳。
第三句，中国希望能够软着陆，但是如何软着陆，让我们拭目以待。在这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良好的讯息，比如刚才所说的国家发改委和企业家们进行的深入的交流沟通，对民营经济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以及换一些方式对待一些良性运转的民营房地产企业，以使它们能够减缓这种震荡等等，这些都是成熟的表现。以时间换空间，这才是我们的政治之道。
摧眉折腰，是企业成长必经阶段
做企业有三种阶段，第一个是生存需要，摧眉折腰不可避免。这个阶段你是乙方，缺乏竞争力，乙方必须向甲方摧眉折腰。因为你要生存，要挣钱，要虎口夺食，所以必须按人家的规矩来，有些人甚至因此做出许多有违社会道德之举。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第一个层面的悲欢离合，是一个社会生态，我们可以用道德来引导它、改善它，但是我们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阶段，你要真正地想做企业，就必须改变这种生态往上走，从买方变成卖方，成为一个稀缺品。今天我们所看到这些被尊重的企业家，如任正非、王传福、雷军等人，不就是遵循做企业的这个道理吗？这些企业家之前肯定都经历过第一阶段。而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知道干哪些活要经历哪些事情，我不愿意经历那些事情，所以我选择了一个不经历那些事情的职业。
第三阶段，历尽千辛万苦，你终于成为一个受万人敬仰的人。比如玻璃大王曹德旺，现在大家都很欣赏他，他敢说真话。他为什么敢说真话，因为他有底气。然而，今天的曹德旺肯定不是昨天的曹德旺，曹德旺也是被欺负出来的，也是摧眉折腰事权贵出来的，但他最后成为了卖方市场，成为了游戏规则制定者和解说者，他可以评点江山，成为社会的教父。
如今成功的备受尊重的企业家，哪一个不是从苦难中走出来的？如同马斯洛讲到的人性需求，生存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没有经历这些蜕皮的过程，你就无法实现蜕变，这是命运。
一个好的人，一个有志向的人，比如像雷军这样。雷军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很勤奋的人，而且很干净的人，他本来第一次创业成功后就可以躺平了，但是他不满足于此，二次创业，做小米。小米之后，他现在又进行第三次创业。在创业的过程当中肯定痛苦不堪，包括像王传福的失声痛哭，他们都会经历的，但最后当他站在万人之上的时候，在分享他自己人生经历的时候，他其实已经站在顶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所以，我们要鼓励和张扬这种精神，这就是企业家精神，你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你就要做好准备。我很欣赏华为的很多语言，比如英雄强渡大渡河，天堑变通途，还有任正非讲的“面子是给狗吃的”，就是这个道理。
任正非当年被别人写告状信告状，当时的告状信告到什么程度，告到要打死他，而且是几千封，说他资不抵债，拖欠银行贷款、职工工资和客户贷款，说他有五个国家的护照随时准备逃跑，各种污水泼得简直不堪入目。最后还是因为他的实力，以及他所秉承的企业哲学，他们写了求助信，得到政府出面，还了他们“清白”，才算过了这一关。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今天的中国我最担心的是什么？是年轻人的内卷和躺平。当年为了改变命运，许多人纷纷跳下海，开拓未来的人生。我以青春赌明天，今天民营经济中很多成功人士都是这样走出来的，成了整个中国的顶梁柱。
但是在今天，很多年轻人要想回到体制内，千军万马要过的独木桥是考公务员，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整个中国的青年们不到市场经济当中去遨游，不去从事创业，不去参与到民营经济的洪流中，而是回到体制里去，这说明什么呢？要么是体制内太肥了，要么就是体制外市场经济风险太大了。为什么原来的人们愿意去搏击风浪？为什么今天的人们愿意躺平回流，可能就涉及到政治体制和很多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没有未来。
在这里我们来谈一下接班人的问题，接班人的问题一般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父亲打下一片江山，肯定希望由儿女传承，但是儿女们在传承的时候发现，父亲创业的平台是社会上一个等而下之的平台，他们也许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他们看不起父亲这个平台，也不想接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种情况：儿女们想要接班，但在这个过程中看不惯父亲摧眉折腰事权贵，儿女们要有尊严感，他们不愿意干这个活了，这就是一个社会环境的问题，社会环境不改变，他弃他父亲而走，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种情况：我遇到的很多二代不愿意接替父亲，因为他父亲要么是个包工头，要么是个装机厂，要么是个出租建筑机械的公司，他怎么接？这时候开明的父亲就会鼓励儿女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做烘培，做蛋糕，做时尚酒吧等等，这也是一种创业。
在我看来，创业和传承是一种精神，只要孩子愿意在这条路上继续去创造创新，去实现自己的价值，那么他是继承父母的，还是另起炉灶，这都不重要。关键的问题在于，儿女们有没有精气神。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有很多父母创业成功了以后，花巨资走后门，把儿女送进体制内当个公务员，这才是值得反省和重视的。事实上，父母创立了一个平台，儿女们在接受好的教育之后，在父母1.0的创业基础上，开创2.0、3.0，继续与时俱进，这才是伟大的创业。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批草根，他们开始创业了，不要让孩子再回归体制，而是让孩子们在这个基础上继续与时俱进。当然，这个选择和创业者的主观意愿有关，但还有一个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的客观环境怎么善待民营经济，来使这些孩子们愿意接班，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升级它，这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然而，不管多少人想躺平，不管多少人想进入寺庙，但是人性中实现自我和超越自我，这种澎湃的激情还是会继续驻扎在一代代年轻人心里，关键是我们的社会、时代、环境、政策要鼓励他们这种精气神，要给予他们充分施展抱负的天地和空间，给予他们容忍失败的舆论环境。
今天我遇到很多80后、90后、00后，他们也在继续创业，而且是在很了不起的新兴领域，元宇宙、新的AI、机器人、无人机、火箭，乃至于征服太空，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硬核科技，所以我对年轻一代的聪明才智及精气神还是很有信心的。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这是人性共有的一种豪情。不管这个社会我们怎么说躺平、内卷，这种精气神还是存在于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身上。创业的方式和平台在发生深刻变化，但改造人生，实现自我是不会改变的。
狭路相逢勇者胜
其实，我们中国人很幸运，这么大一个国家14亿人口在落后西方100多年的历史背景下，能够迅速地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幸运。
原来我们中国挨打，挨什么打？中国原本是农耕文明，农耕文明面对西方的工业文明，落后了就要挨打。然而，“西方殖
民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线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彭德怀说的，代表中国老一代创业者非常伟大的一句话。之后我们在探索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当中，费了天大的脑筋和努力，有幸在我们这代人当中实现了这么一个梦想。中国的工业化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很了不起，还有城市化，就在这三四十年时间补上了这堂课。
在全世界历史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有14亿人积极地去实现这个梦想。今天的世界中，欧盟几十个国家绑到一起，也只相当于中国的几个省，加上北美、日韩，全部加起来都没有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统一市场。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5%-6%的增速滚动的话，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统一的市场，超越发达国家是指日可待的。
我们有幸赶上这么一个时代，但是我们所要面临的挑战、困惑、问题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这个前所未有当中，我们要积极地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看到历史在我们眼前爆炸，并有幸成为这个时代中的一员，只要秉持一种积极的、友善的心态去参与这个过程，我们将不负平生，也无愧于这个时代。
作为文化人，我觉得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我来了，我参与了，我看见了，而是在于我记载了下来。我这辈子最看重的不是钱财，钱财只是顺带的结果，关键是我参与了这个过程，我记录了这个过程，并把它传输给后世，让无缘领教这个过程的后代们，知道整个中国的勃兴和中国的崛起，它是怎么过来的，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我们中国在惊涛骇浪当中走过来了，走出来了，也走成了。这个时候你再回过头来复盘的时候，它就很有意义了，这叫做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然而现在来评价，来复盘还都为时尚早。
我一直相信两句话：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它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促退了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早在一两百年前专门讲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合不合理、科不科学，只有一个检验标准，它是促进还是促退了生产力，促进了它就是科学的，约束了它就是不科学的。今天我们回过头
来重新尊重和呼唤民营经济，这本身说明我们在调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美国现在打压的手段越来越多，特别是拜登跟特朗普联手，已经唤起了整个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前阵子的戴维营会议，日韩两国首脑到访戴维营，举行美日韩三方会谈并签订协议，其实就是围堵中国。十年前，中国曾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中日韩经贸合作共同体，后来被美国搅黄了。中日韩作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其实是最能够实现共享和共赢的，但最后的结
果出乎我们的想象，这个看起来不符合经济规律和常识，但为什么又会成了呢？
这里就有很多大文章和学问很值得探讨，为什么他们把经济利益放在其他利益之下？我们总认为经济是压舱石，但他们总觉得安全是第一，他们为什么认为中国是不安全的因素呢？为什么意识形态共同体就可以让美国号令全世界来围堵中国呢？
所以，下一步，我们中国也还会继续面临美国的打压，而且打压手段肯定是不断加码的。但这当中也有一个绝对躲不掉的规律，就是一切的一切只能取决于中国人，取决于我们。这个世界从来没有救世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只有自己。这一关我们必须要过，这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们指望外交或折冲只是一种缓和，真正的美国是要打死中国，这是必然的；但是我们也只有一条路，就是让美国打不死中国。美国这个国家很现实的，只有做到这一点，它才能够真正坐下来谈，不是基于规则的，而是回过头大家一块探讨商量。
救人者必自救。我认为最后还是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只要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长则10年，短则5年，美国人会老老实实地回来谈判上来，这些跟班的小兄弟也是会看眼色的。我非常欣赏半年前驻韩的中国大使说了句实实在在的话，赌中国输迟早是要后悔的，是要付出代价的。中国只要不输，而且我相信中国也不会输，五年十年之后，那才是坐下来认认真真谈判的最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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