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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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退党人数: 5
总计退党人数: 5

作者:吴 伟  转自:新世纪  2023.11.14

今天是 2023 年 11 月 9 日,鲍彤先生去世一周年的日子。前几天,我和他的女儿一家来到他和夫人、父母的家族墓前,先用清水拭去墓碑上的尘土,再献上花篮,表达我们的哀思和怀念。他的墓园在京北长城脚下,深秋季节,虽是松柏环绕,青草却已经开始枯黄。我站在墓前,诉说着我和厂桥老同事们对他的景仰和思念,不由得潸然泪下。

我和先生相识已有 36 年,于公,我是他曾经的部下;于私,我尊他为人生导师。在这个日子里,追思这位在 1980年代中国那场政治改革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领导者、政治思想家和文字大师,这位几十年来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为推动中国向民主政治转型而奋力抗争的先驱者,回顾他在我的人生道路上的言传身教,心中有无数话要说,却不知从何说起。想起多年前一位朋友曾经对我有过一次访谈,就在其中节选几段略加修改,发在这里,以为纪念罢。

鲍彤、吴伟

在我的印象里,老鲍(如此称呼不是不敬,当年在我们那个政改研究室里,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相互间都不称官衔,一律以老或小或名称之)是一个富有才华、思想敏锐、同时又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的领导者。他之所以在当年政治体制改革中成为赵紫阳身边不可或缺、也不可替代的一个助手,对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得益于他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和良好的家庭教养,也得益于他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在其才华横溢的一生中,一直坚持求真、求实、敢言的科学精神。作为 1949 年加入组织的”老干部”,他经历过中共建政之后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1958 年反右时他在中组部工作,因对张伯驹、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的主张表示赞同,差点被打成右派,后在安子文等人的保护下勉强过关,但他的”右倾言论”仍受到了批判;1959 年他被派到安徽无为县搞调查,发现当地有弄虚作假放高产卫星、征过头粮等问题,他向中央写信反应情况,因此受到调查,后因上边意见不一而不了了之,又逃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中他被诬为安子文的”黑样板”而打成走资派,挨批斗,背负沉重的身心压力在五七干校劳动,那时他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生活费,要养活一家子人,每周只让他回一次家,从他住的地方到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每次回去他都要为家里挑满四大缸水,还要用小推车给老干部家属们送煤。这些经历不能不让他这个思想活跃的人对这个体制有所反思,不能不让他对自己走过的路有所反思。

他原先在华东局组织部,1954 年到中央组织部,在部长安子文身边工作,这使他能够接触到中央的一些内幕,直接了解到一些情况,对于党内斗争,对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情况都有所了解。在那些年他也为中组部起草了大量的文稿,既锻炼了才华,同时也让他对这个体制的本质有了更多的认识。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参加了 1979 年的理论务虚会,在这个会上,他把那些年来自己的思考写成了长篇发言《二十年间》,得到安子文的称赞。去紫阳身边工作之前,他是国家科委研究室的副主任和办公厅的副主任,他的能力和才华得到方毅、安子文等人的认可。

1980年4月,赵紫阳从四川调到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代总理,中组部有人提名鲍彤去给赵当秘书。在中央组织部找他谈话的第二天,他去看安子文,征求他的意见,安说了这么一句话:”去吧!紫阳,两个特点:第一,敏锐;第二,宽厚。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后来,鲍回忆说,”安子文对紫阳的评价中,’宽厚’两个字,使我加深了对紫阳的好感。”1980年5月初,鲍彤到赵紫阳办公室报到,从此开始了他担任总理办公室秘书的日子。这一年,他48岁。

在担任总理办公室主任 6 年以后,他被赵紫阳提名担任中央政治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十三大报告起草小组负责人。在用一年时间完成这两项任务后,他在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老鲍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特别是对政治体制改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很多重要提法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是他率先提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涵义,是”从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变,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后来成为大家的基本共识;

是他在陈小鲁提出的”两个基本点”基础上,加上了”一个中心”,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完整概括,让邓小平赞不绝口;

是他提出起草中共十三大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立论”,邓小平夸赞”这个设计好!”

……

他对同事没有亲疏远近之别,对我们研究室的每一个人都很热情,也都很严格,该用哪个人就用哪个人,所以我们研究室没有”小圈子”。老鲍有自己的原则,他并不因为政治上的压力,或者别人对我们有什么说法,就改变原则。1987年初开始的那场”反自由化运动”,政治高压之大是现在的人们想象不到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受到了党内的严肃处理,也有很多人说我们研究室搞的政改研究是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有传说,鲍彤被列入自由化分子的黑名单。在那样的政治高压下,老鲍仍然带领我们坚定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起草有关文件。他知道不知道有风险?肯定知道,而且知道得比我们这些人更清楚、更透彻,但他并没有退缩。

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他又很有策略。当邓小平说”说不搞三权分立,你们是不是也搞了一点”的时候,他没有张皇失措,反而把邓小平的这些话化作继续推动改革研究的动力。他在长期工作中积累了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要”跪着造反”,在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会想到提出这些问题将遇到什么样的阻力,要采取什么办法去克服。

1989 年 5 月底,他从一个非但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反而于组织有大功的共产党正部级干部,一日之间成为为秦城监狱的”8901 号”囚徒。在此之后的七年监狱生活中,老鲍没有消沉,没有灰心,他的意志始终是那么坚定,七年监狱生活让他经过七年的思考,对这个体制认识得更清楚了。老鲍这一生,前半生是为共产党工作,当他经过了 1986 年到 1989年的政治体制改革,又坐了共产党的七年监狱,他的思想升华了。我觉得老鲍一直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过去因为他在共产党的体制内,有些东西他不能过分地去讲,特别是他在紫阳身边的这些年,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幕僚,他不能够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 1989 年以后,特别是 1997年他回到社会上以后,不再是过去那个鲍彤了,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出现,他不在红墙里,不再需要保密,也不再需要为这个体制说好话,他怎么想的就可以怎么说,尽管好多时候他没地方说,但是有时候官方为了表示他有言论自由,也不得不允许境外记者对他进行一些采访。利用这些机会,老鲍写了一些评论,表达了要求发展民主、进行政治改革、平反”六四”等等一系列的观点;同时他也用自己的笔回顾当年的历史,回顾紫阳,宣扬紫阳的思想,留下了大量的文章。逐渐地,老鲍成为紫阳去世以后推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向宪政民主转型的一个旗帜性的人物。

老鲍不是圣人,也会有弱点。当然,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是”马后炮”。现在看,当时工作中还有些没有到位的地方,比如当年研究室进行的社会动乱问题研究,当时为了 “避嫌”没有充分重视起来,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展开深入研究,没有将发生动乱的可能性及时向紫阳提出预警。那时候保守势力要把赵紫阳搞下台,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你小心谨慎也好、避嫌也好、怕给领导带来麻烦也好,都改变不了结果,其实那时本是大可不必顾虑这些的。

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也有些问题没有抓紧。比如,十三大报告明确规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公务员要设为政务类和业务类两类,分类由不同部门进行管理。但是中组部拒不执行,其实那里完全有理由要求中组部必须按十三大报告的规定执行,但是当时考虑到保守势力强大,就想先把国家公务员这个事儿搞起来,以后慢慢地向这个方向走。老鲍自己后来也后悔,有些该推进的没有下决心推进。

当然,对一些问题我们当时也缺乏经验,比如政务公开,我们只看到了原则:应该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在研究什么、我们想做什么,没有考虑到政务公开本身是把双刃剑,有时候不该公开的就不能公开,比如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物价改革方案,就应该考虑到一旦公布之后群众会有什么反应,但当时就没有考虑到,没有给紫阳提出建议,结果 1988 年 8月 19 号政治局会议决定一公布,马上出现全国大提款、大抢购,成为物价改革方案终止实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要是不宣传、不公布呢?可能就会好得多。

再比如,1989 年 5 月 16 日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该不该讲?该讲,但是如果不在新闻联播中全程播出呢?如果只是摘几句登到报纸上,可能就没那么大的社会反响。我们当时没有对公开性这把”双刃剑”看得很明白,作为幕僚,老鲍有责任,我们也都有责任。

当然,这些问题,老鲍在当时也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看法,当时是没有这种先知先觉的。

这几年在写作时遇到一些问题,或是有一些闲暇时间,有时候就去老鲍家里,向他请教,和他一起探讨,或者他有什么想法给我讲,我录音,帮他整理了几篇文章。他的讲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经过,更多了解他和赵紫阳当时的所思所想,也让我对 1986 年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有更加清醒、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对我写那本《台前幕后》帮助很大。我觉得与其说我帮他做了一点事情,不如说我从他那里受益更多。他加深了我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这个体制发展的认识,他给我提供了很多的观点、启示。当年和现在的情况不一样,当年我在他身边做秘书,他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彻底地、无拘无束地和我交流。现在环境变了,他的身份变了,我们的地位也都变了。2012 年这一年,我在老鲍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了这么一本书,回顾了过去的老鲍,记录了当年赵紫阳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和实施的整个历程,终于把我知道的事情写出来了,老鲍还为我的书作了序。我觉得我过去是老鲍的秘书,现在仍然是,我愿意做这些事情,我希望以后我能够继续有机会为老鲍做点事情。

在我和老鲍这近三十年的相处中,他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我思想观念和价值观的成熟起到了引路人作用。当年刚到他身边时,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在老鲍身边工作几年,受到他的影响和熏陶是巨大的。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和他的相处,对我的思想的成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还有,老鲍的人格力量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他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特别是 1989 年以后。他从来不惧怕重压,同时,他做事情的时候又总会考虑到会不会给别人带来什么影响,比如,赵紫阳和宗凤鸣的谈话,宗凤鸣整理完了以后,送给紫阳看,紫阳说我不看了,交给鲍彤去斟酌吧。宗凤鸣送到鲍彤这儿,鲍彤没有答应,说以我这个被打入另册的人,再和紫阳进行接触,为他做事情,可能会给赵紫阳带来不利的影响,他现在已经没有自由了,我不想更加剧他生存环境的恶化。两年以后紫阳去世了,这时宗凤鸣又来找老鲍,老鲍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他为这本书写了序,但是他没有改书里的一个字。老鲍说,这是两位长者的谈话,应该保留它的历史原貌,我没有资格去改动他们的任何一个字。

老鲍对紫阳有着深厚的感情,特别是紫阳在生命最后那段时间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给他很大的影响。他对紫阳是忠诚的,这种忠诚不是对个人的忠诚,而是对于紫阳所从事的中国改革事业和民主事业的忠诚。老鲍的人格坚定了我的信念,虽然紫阳不在了,老鲍作为他的继承人、作为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旗手,我仍然有义务、也有责任,像他对紫阳那样去对待他。

现在老鲍也不在了,但我和我的朋友们都永远不会忘记他去世前四天,也就是他 90 岁生日那天留给我们大家,也是留给世人的那几句话:”人是天地之间非常渺小的历史存在……我的 90 不 90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大家要努力争取好的未來,要在今天做自己能够做、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并把它做好,这就实现了自己一辈子的价值。”这他留给我们的遗言,也是他用他的一生实践了的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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