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六月希特勒以“巴巴罗莎”计划闪电击溃苏联，希姆莱的党卫军跟随在后面筹划对占领区的“东方大安顿计划”：组建三个巨大的“边境定居地”、内含36个“定居要塞”，以十公里的间距通向德国；这些地区要移民25%的德国人，原住民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大部分逐往西伯利亚，留下少数人贬为农奴，承担苦役，不予教育，顶多“数500的简单算术，会写自己的名字”——这也叫着“人群圩田”，是由士兵／农民构成的一道墙，将“永远地阻挡暴风雨和洪水般的亚洲人潮”。

这些纸上谈兵的胡思乱想，因纳粹德国迅速溃败而未能付诸实施。但后世人们读到这些史料，会好奇纳粹将以何种技术管理这种“人群圩田”？因为他们发明了“高科技杀人”的焚尸炉——灭绝犹太人的所谓“最后解决”，瓶颈是一个“杀人速度”的技术问题，奥斯威辛创造过一天毒死六千人的纪录。法西斯未遂的“高科技监控人类”，战后由英国作家奥维尔在小说《１９８４》里面想象：“大洋国”里无处不在的“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椭圆形金属板”、声音关不上的一个装置，叫做“电幕”，它监视所有人的隐私。这个天才虚构，于是成为“极权主义”的代名词。如今在开放社会里，“摄像监控”引起人们本能的恐惧，可能也是奥维尔留下的一种遗产。但是奥维尔想象力不逮之处，恰在高科技“监控社会”，后来居然出现在纳粹德国煞费苦心想要防堵的东方的东方。

土八路“鸟枪换炮”啦

老友某在美加教书多年回国探亲，到北京拦了辆出租车，习惯地跟出租司机侃山，想听他们有何新鲜“草泥马”。 “我看那老兄毫无顾忌大侃，就问不怕监听吗，”老友事后覆述起来：“他指了指方向盘下端两个黑色凸物说，这不，我把它给关了。不过我跟您说，也有咱关不了的玩意儿。”“那是什么？”“每辆出租车都装了跟踪器，甭管你开到哪儿，总台全盯着呢，比如说今儿我开到丰台去了，超出了我限定的范围，我车上有个喇叭就叫唤了：你丫去哪儿？你们队长知道吗？你要不理他，总台那儿就能把你的马达给关掉！”

全北京若有十万辆出租车，监控难度所需要的技术，莫非全世界独此一家？而“出租车监控”水平，即一个“监控社会”的基础标准。二十年前王丹仓皇逃出北京，往芜湖投亲戚遭拒，无措手间竟返回北京，口袋里只有一张名片，是住在北京饭店的台湾记者徐璐，结果徐璐要了辆出租来接他，警察也同时赶到。徐璐被驱逐出境时还在后悔，怎么没想到北京八九年居然已监控电话。低估中共的集权控制技术，是神州之外的一种“国际性幼稚”，至今如此，也可称之为中国崛起的一种“国际大气候”。

近年来，中国以公安人口信息为基础，加入人口和计划生育等相关信息资源，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代码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动态管理机制，也就是所谓“公安大情报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机制”，针对七类“治安高危人员”实施监控：涉恐人员、涉稳人员、涉毒人员、在逃人员、重大刑事犯罪前科人员、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和重点上访人员等。若以公安部和卫生部的数字为据，录入动态管控机制的吸毒人员有一百多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千六百万，如果再加上刑满释放人员两百至三百万、重点上访人员上百万，那么这个“动态管控机制”目前输入的黑名单，至少有上千万人。

怎么“动态管控”呢？北京市公安局在近郊区流动人口聚集地，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在一百个流动人口中招募五名治安管理员，即在五个家庭之中，招募一个家庭来监视其他四个家庭；而且，其中任何一人有异常，十分钟之内有五个人赶去处理，一小时之内辖区的公安、卫生人员就可控制局面。 ”毛泽东时代也搞“黑五类”、“阶级敌人”的监控，靠的是街道里弄的“小脚侦缉队”（也称“马列老太太”），相比之下，今日岂止是“鸟枪换炮”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大屠杀）是由于“科技”的加入，才成为可能——眼下中国这套东西的公开话语，就叫“科技强警”，乃是中国“崛起”的两个十年间，以零八年奥运、零九年国庆为战略目标（民族主义）而打造的“维稳系统”，所以到零九年“维稳费”已达五千亿之巨，超过军费，因为“科技”是很昂贵的。

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

关于“将科技手段转化为直接战斗力的城市监控”，有一份《公安动态监控系统解决方案》作了详细介绍：“城市重点区域监控、交通干道监控、卡口监控、娱乐场所、监狱监控、审问室、法院远程报道等系统。所有系统与城市中各派出所及上级公安分局到总局的多级联网，并与城市110、119、122网络合并，保证事件发生时，公安机关相应部门能第一时间把握现场画面情况，并协助上级指挥现场，提高管理者的管理效率。”

这里的几个要素是：视频监控、联网、资源共享；效果是“事前预警”、“快速反应”；目的是“防范”“免疫”。这很典型地反映了“现代国家”以影像的采集和归档等技术手段，对民众和社会实施监控。数码影像技术和网络等“信息社会新技术”的突破，并非只普及“民主”“人权”，也使国家机器提升了监控的强度、效率和范围。所以中国“群体事件”从1993年的八千七百起，飙升到2005年八万七千起，十三年增加十倍，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呈现爆炸性成长——公安部2005年此后不再公布数据，清华大学孙立平发布2010年的数据是约28万起，即后来五年是三倍的暴涨——但这个政权依然得以“维稳”，无疑直接受益于“监控技术”。今年2月胡锦涛还在中央党校强调“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建立覆盖全国人口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建立健全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完善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揭竿而起”“天下大乱”等前现代式的观感和期待，已经预言、描述不了“监控社会”。

西方政治学的那套概念，如“极权”“全能”“铁幕”等，也描述不了“监控社会”。倒是福柯以精神病医院，作为现代社会监视的隐喻，深入研究了“监视”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他分析在医院、学校、军营和监狱中，都履行着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和“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观察、注视和监视，病人、学生、士兵、罪犯都是“凝视”的目标，他们都被“改造”着，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个“大监狱”。这就是他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概念。他更指出，被监视者因为恐惧而时刻警惕自己的行为——监视者对囚犯的凝视（监视）的结果，是产生出在内心自我监管的主体，监视被内化，因此，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达到了。福柯称监视是“一种软暴力”。

军统与国保

不过福柯对“恐惧”的认知，也许未逮“中国特色”，特别是经历过所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欧美“后现代大师”们憎恶西方资本主义，对东方“共产主义”独有情钟而常犯某种“原始盲点”。福柯他们的学术环境，有一个政治前提，即权力限制（分权）和司法独立，所以他们不懂“监视被内化”，或者“自我审查”等，不是仅仅由于“被凝视”就能凑效的。这一点中南海的工程师们，比福柯清楚得多，他们知道至少还需要另外两条：利诱和恐吓。

“恐吓”是国家暴力的一种泛滥。孙中山反清靠帮会、搞暗杀，接下来又是“第三国际”派特务来中国组建国共两党，所以这个源头，使中国现代史上的“强人政治”，必定附带“特务统治”。这段历史一向很模糊，第一个研究者是美国人，伯克莱大学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他倾晚年精力着《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一书，梳理了蒋介石领导“中国现代化”中的“特务政治”脉络，着墨刻画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戴笠，他的蓝衣社就是“中国的盖世太保”。

蒋介石至少从１９２８年收拾各路军阀时，就开始重用戴笠和他的“十人团”，授予他秘密权力。 １９３２－１９３５年间戴笠在上海跟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缠斗，是此书很精彩的章节，“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１９３５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

抗战前后蒋介石跟共产党争夺江山，让戴笠组建在军内层级最高、权威最大但却隐秘的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拥有无处不在的耳目和爪牙，也使戴笠成为国民党里仅次于总统的权威人物,其声名狼藉于刑讯和暗杀,都是“恐吓”政敌和震慑社会的恐怖主义行动。刺杀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人士，皆由蒋介石亲自下令。

魏斐德极内行地指出，共产党内的反间谍运动，如１９４２年的“延安整风”，既是党内权争，也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而“如果不能想象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文革’中，那个无数人被当作敌人’间谍’而关押、毒打、杀害的年代。”这是一个关于“暴力循环”、或者说“以暴易暴”的最生动诠释。

中共夺取江山四十年后才遭遇群众的大规模公开抗议，邓小平陈云皆视为“生死存亡”，此后警察暴力逐渐蔓延到社会面，武装警察尤其是“国家保安局”越来越成为政权依赖的支柱。 １９９９年春的“法轮功”中南海请愿事件后，中国司法当局滥施拘捕、刑讯、拷打、枉判，愈演愈烈，“国保”几成今日“盖世太保”；而最近“阿拉伯之春”带来的惊吓，又加剧了这种暴力泛滥的趋势，失踪、超期羁押、肉刑、凌辱、封口等等，逼近戴笠的残暴水平，有将“公权力”异化为“国家恐怖主义”的趋势。

毛泽东精通「侮辱之术」

今日中共暴力裸呈，虽因政权危机所致，但其来自有的根源，尚在暴君毛泽东那里，一如戴笠乃是蒋介石的一条“犬马”。今日与毛时代的区别，是少了一个“琦里斯玛”，当年老毛的“魅力型”统治，虚设工农兵大众一个“主人翁”地位，“地富反坏右”是一小撮，这个坏境是特别用来让毛“运动群众”而设计的，因此“文革”才成为可能，毛借“暴民”之暴力收拾政敌并统御天下。而今颠倒了，权贵变成“一小撮”，只占总人口的０．０２３％，“魅力”全变成恶心，“暴民”不但玩耍不了，反成天下汹汹，武警一天都不能休息。

胡温体制最好的选择，只有“视天下万民为刍狗”，搞商鞅酷法峻律。这不仅是毛泽东的遗产，更是古代中国几千年的政治遗产。前秦诸子百家中，在政治领域对中国影响最巨者，非法家莫属，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春秋战国是虎狼世界，充满血腥征伐，各诸侯为生存皆采商鞅、韩非之酷政，以图强国。这个传统，对于今日坚守“专制”于普世价值包围中者，依然新鲜。所以，立孔子铜像于天安门广场，如何使得？

１９７３年9月，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比秦始皇还要伟大。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他以为是骂我，其实等于是在夸我。”毛虽不打自招，但说得近乎调侃，戏言而已。他真欣赏的是商鞅，博学的耶鲁汉学家史景迁曾点出，毛泽东最欣赏“公元四世纪可怕的法家商鞅。”

毛懂商鞅酷政的要诀，在于窥出人性“好利恶害”之弱点，“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毛蹂躏中国二十余年，全在于利用和驱使人性的弱点，说他是这方面的一个“天才”，更为恰当。 “饥劳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国人，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即使礼崩乐坏之后也还是一个面子社会，“树有皮，人有脸”，而毛于侮辱之术，最为精通。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于近代“亡国灭种”忧患中积累起“国耻”感，而可以置私人荣辱于不顾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辅之以唯物史观和民粹主义，便荡涤了士大夫心中的那点浩然之气。他早就对斯诺说，那些惧怕商鞅的秦国人其实很愚蠢。

人性古今相通，可令商鞅千年之术至今管用，除非搭配点别的什么；设若搭配 “电子监控”，则“侮辱”之术效用倍增，会令老毛都眼馋。更奇还在，把马克思的“空想共产主义”尝过之后，再从头来过一遍血腥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人也得乖乖多进几趟“炼狱”。这恐怕无论奥维尔还是福柯都想象不出来。

选自《海恸》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