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国翔，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

作者授权发布

在学界一般的印象中，唐君毅（1909-1978）和余英时（1930-2021）这两位人物，前者是现代新儒学的代表，后者则撰写过“钱穆与新儒家”，不仅将钱穆（1895-1990）与现代新儒学划清界线，并对现代新儒学提出过批评[1]。并且，在当年新亚书院并入中文大学的“改制风波”中，前者与后者还处于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但是，作为新亚书院的三位创办人之一（另两位是钱穆、张丕介）和新亚书院的三位首届毕业生之一（另两位是张德民、陈式），这两位前后相继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的重要人物究竟有过哪些交往？应该如何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恐怕就是学界大部分人未必了解和无从深入思考的了。本文将首先根据唐君毅的《日记》（引用只注册次和页码）以及《余英时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等第一手相关文献[2]，重建唐君毅和余英时的交往。在此基础上，对于应该如何理解两人之间的关系，本文也将提出自己的观察，力求尽可能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对于两人交往的考察，根据目前掌握的史料，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50至1955年。唐君毅担任香港新亚书院的教务长，并讲授中西哲学；余英时则在新亚求学。唐、余二人是师生关系。二、1956至1970年。唐君毅声誉日隆，成为海外华人世界中国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于访美期间曾和余英时见面，并有通信往来。余英时则从最初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人，转为哈佛大学的博士研究生；1962年博士毕业后先在密歇根大学任教，1966年转任哈佛大学于次年获得副教授的长聘资格，1969年成为正教授。三、1971至1978年。唐君毅先是邀请余英时回中大新亚主事，继而1976年罹患癌症，于1978年辞世。余英时则先在1971年返回新亚访问，1972年决定接任新亚校长，1973年正式上任，1973至1975两年任期之间恰逢新亚改制事件。这是唐君毅和余英时交往的大体时间线，以下详述两人之间的交往事迹。

1949年6月7日夜，唐君毅和其二妹一起，乘船离开广州赴香港。8月24日至9月9日，唐君毅曾短暂返回广州。但9月10日再度赴港之后，唐君毅便再也没有回过大陆（《日记》，上册，页23、27-28）。唐君毅正式离开大陆到香港之后，最先和钱穆一道创办的学校名叫“亚洲文商学院”，1950年3月则更名为“新亚书院”。当然，对于钱穆和唐君毅来说，亚洲文商学院和新亚书院是一脉相承的。也正因此，钱穆在其《新亚遗铎》中，便将新亚的创立年代从1949年算起（《回忆录》，页100-102）。

第一任院长钱穆先生

余英时则是1950年元旦抵达香港的。他本来只打算利用寒假到香港探亲，停留一个月之后便返回北京，继续在燕京大学的学业。但后来由于家事需要处理，加之他也希望多陪伴家人，便请假一个学期，准备秋季开学再回北京。然而，就在1950年秋季开学返回北京的途中，当火车因故障停留广州附近的石龙时，余英时的思想发生了改变。他决定回到香港，从此改变了自己一生的命运。也正因此，余英时把自己正式到新亚书院求学的时间从1950年秋季算起，而不是1950年的元旦（《回忆录》，页93-98）。

因此，从1950年开始，唐君毅和余英时的人生便开始了交集。不过，在唐君毅的《日记》中，余英时的名字要到1957年4月才开始出现。而那时已经是余英时1955年赴美近两年之后的事了。那么，1950至1955年，唐君毅和余英时同在新亚期间，是否有过交往呢？

虽然唐君毅的《日记》中直到1957年才出现余英时的名字，但余英时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却对自己1950至1955年求学新亚期间是否和唐君毅之间有所交往留下了宝贵的记录。《回忆录》第四章“香港与新亚书院”记述了他在求学期间的往事[3]。该章第一节“转学新亚书院”的部分，专门有“唐君毅先生与新儒家的兴起”一节。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余英时自述的他与唐君毅之间的关系。在余英时的笔下，唐君毅不仅在新亚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对余英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在这一节，余英时开头便是这样写的：

钱先生虽是新亚的主要原动力，但是若没有张丕介和唐君毅两位创校元老的同心协力、艰苦与共，新亚书院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据我在港五年的记忆中，张先生负责学校一切实务，相当于总务长之职，唐先生则总揽教务，相当于教务长。（《回忆录》，页111）

张丕介（1905-1970）的专业是经济学，自新亚创校伊始，他便担任经济系主任，开设“中国经济问题”、“土地经济学”等课程，直至退休。余英时虽然和张丕介也很亲近，所谓“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视和钱、唐二公一致，对于新亚学生的照顾也无微不至，所以我一直和他很亲近”（《回忆录》，页111），但并没有修读过张丕介的课程。比较而言，余英时则不仅正式修读过唐君毅的课程，更认为唐君毅对自己有过极大的影响。

如所周知，余英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与文字中指出，钱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学人，后来则是他在哈佛的指导教授杨联陞。不过，余英时特别指出，在1950至1955年的新亚时期，唐君毅在思想上对他的影响仅次于钱穆。他说：

但唐先生在思想上对我的影响仅次于钱先生，不能不稍作介绍。我曾修过他的西方哲学史课程，却没有随他读中国哲学史。这也许是因为我的兴趣偏重在学术史、思想史方面，现在已记不清楚当时究竟为什么没有听他有关中国哲学的课了。我受他的影响，不在听课，而是读到他源源不断的论著，包括专书和报刊论文。此外他作过多次公开学术讲演，也对我发生了很大的启示和挑战。（《回忆录》，页111-112）

不仅如此，余英时还引用了2008年他应邀为唐君毅铜像在香港中文大学落成所撰写的铭文，[4] 专门分析了唐君毅在新儒家作为一个学派的兴起过程中所发挥的“最具关键性的作用”（《回忆录》，页115）。在余英时看来，不仅唐君毅个人“一代儒学宗师的地位是在新亚书院这一特殊基址上建树起来的”（《回忆录》，页112）；并且，作为一个学术思想流派的“新儒家”，也正是主要经由唐君毅的推动而建立起来的：

唐君毅先生

海外“新儒家”有三位代表人物，即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同为熊十力的弟子。其中唐、牟两先生是专业哲学家，一生都是学院中人，而徐先生则处于“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年以后才从政界转入学界，因此一般文化界人戏称为“二圣”（唐、牟）“一贤”（徐）。他们三人最初分居两地：唐去香港新亚，牟和徐则执教于台湾的东海大学，虽然彼此声气相通，但毕竟不能朝夕切磋，商量道术。所以几年后，唐先生运用他在新亚和香港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先将牟先生从东海搬来香港大学中文系，再进一步聘他入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徐先生从东海退休后也移居香港，唐先生则安排他在新亚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二圣一贤”合在一处，“新儒家”终于在新亚书院建立起它的基地。从一九六零年代末到一九七八年唐先生逝世，以新亚为中心的“新儒家”达到了巅峰状态，引起国际学界的重视。（《回忆录》，页115-116）

这一观察和判断是以余英时的亲身见证为基础的。1975年5月中旬，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教授在牛津大学讲学之后，到香港访问新亚。他特别表示想和“新儒家”诸公会面一谈。经过安排，他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位及其门人辈在新亚研究所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讨论。当时从哈佛请假两年至新亚担任校长的余英时因校务繁重，未能与会。但第二天史华慈很兴奋地对余英时说：新亚拥有这样一个独特而又富于高度原创性的思想流派（an unique and highly original school of thought），值得引以为荣。余英时了解史华慈从不说客套话，因此，这番发自真诚的评语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其一直不忘（《回忆录》，页116）。所以，他在《回忆录》中也特别记下了这件事情，作为唐君毅所大力推动的新儒家学派当时已经在国际学界引人注目的一个见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英时认为，“从一九五零至七零年代，如果我们说唐先生是海外中国人文学界最富于创造精神的领袖之一，他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回忆录》，页114）。

而在“唐君毅先生与新儒家的兴起”这一节的最后，余英时再次强调了新亚书院时期唐君毅对他的巨大影响。他说：

总之，我就读于新亚书院五年，唐先生有关中西文化精神价值的比较和概括，大致都耳熟能详。我虽然未能追随他形上思维的道路，但每次读到他的论著，都逼使我对许多问题重作探索和思考。所以除了钱先生之外，唐先生在学术和思想两方面，对我的启发是既深且远的。（《回忆录》，页116）

《回忆录》是余英时亲笔撰写的，在余英时逝世前三年出版，可谓其“晚年定论”。仅从上引文字便可以看到，余英时对唐君毅是非常尊重的。即便在1973至1975年新亚的改制过程中，双方因所处位置不同而意见不一，也并没有使师生情谊破裂。所以，1977年余英时赴港接受中大的法学荣誉学位时，还曾主动与唐君毅的学生唐端正一道，专程去看望已在病中、次年即去世的唐君毅。据余英时说，两人“也没有再谈什么新亚的事情。我跟他谈得很愉快，这是一个学生跟老师的关系。” [5]这些后来的交往，后文再做专门的交代，此处不赘。

在这一历史阶段，还有一件两人之间发生过的交集，不仅在唐君毅的《日记》中未有记录，余英时也是直到撰写《回忆录》时才提及。因此，以往学界似无人知晓。但因恰好事关两位，且发生在二人同在新亚期间，故值得一提。

1954年，哈佛燕京学社创立了“访问学人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学社每年将聘请中国、日本、韩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学人到哈佛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最初每年招收十一二位访问学人。访问学人有听课和研究的自由，没有考试以及其他方面的义务。这一计划创立伊始，便将新亚纳入其中。但是，1954年书院推荐的候选人陈伯庄（1892-1960）因年龄超过要求，未被学社选中。到了1955年，书院仍然没有符合三十到四十岁之间这一年龄要求的候选人，于是同时推选了唐君毅和余英时，由学社自行抉择。就年龄而言，当时唐君毅四十六岁而余英时二十五岁，前者过之，后者不及。但访问学人计划的重心是奖掖年轻学人，加之上一年没有录取书院推荐的候选人，所以，1955年便在唐君毅和余英时两位候选人之中，破例录取了年龄不及的余英时。这一故事，可以说是两人在新亚期间，除了师生关系之外极为难得的一次交集（《回忆录》，页152-154）。尽管这一次唐君毅未能赴美，但在两年之后，他不仅得以访美，而且在波士顿和当时已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余英时重逢。

在1956至1970年这段时间，唐君毅有两次访美的经历。第一次是1957年2月24日至7月23日（《日记》，上册，页188-203）。这五个月中，唐君毅“给夫人写信近三十封，内容涉及各方面，既有自己参与的活动，拜见的人员，日常的生活，学校的事务，家庭的事务等等，也有自己对美国的诸多观感。”[6] 第二次是1970年8至9月，应狄培理（W. T. de Bary）之邀，唐君毅参加9月6至12日在意大利科莫（Como）举办的十七世纪中国思想会议。[7]此前唐君毅8月11日先抵夏威夷，13日乘机至芝加哥转印第安纳，参加了16日女儿唐安仁与女婿王清瑞在印第安纳大学举行的婚礼；随后在亲人陪伴下经芝加哥到多伦多，游览加拿大，参观大瀑布；8月28日到波士顿；9月1日先赴伦敦，3日至巴黎，5日至日内瓦， 6日抵达科莫（《日记》，下册，页168-169）。在1957和1970年的两次访美期间，唐君毅和余英时均有见面。

余英时1955年10月至哈佛燕京学社时，是访问学人的身份，本来最多只会在美国两年。但由于家庭的原因（《回忆录》，页178-180）， 1956年秋从访问学人转为正式的博士研究生，跟随杨联陞攻读中国古代史的博士学位。唐君毅1957年8月初访哈佛时，余英时尚在攻读博士期间。而十三年之后，唐君毅再至波士顿时，余英时已经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正教授了。

对于1957年首次较长时间的访美经历，唐君毅在7月17日的日记中曾有如下的记载：

此次来美计在Annapolis前后七星期，在芝加哥、New Haven、纽约各约三周，在华盛顿约住二星期余，共十二处。赴哲学会二次，远东学会一次。对中国学生讲话三次。在哲学班谈话三次。雅礼协会讲话一次。写文四万余字。阅西哲书约五六册。为新亚向亚洲协会接洽捐书。交涉韩裕文遗书赠新亚。向国会图书馆及芝加哥图书馆洽与新亚交换书。与雅礼协会人士接触。与新亚各地同学晤面有孙述安、王明一、董保中、余英时、朱学禹、罗荣庄……（《日记》，上册，页202-203页）

这段话概括了唐君毅访美五个月期间主要的活动，省略的部分还包括与在美哲学家、治中国哲学者晤谈的名单，以及参观二十二所大学和数间博物馆的名称。像这样一长段的文字记录，《日记》中是较为少见的。需要指出的是，其中“写文四万余字”中的“文”，主要正是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这篇后来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纲领性的文章（除《宣言》外，还包括《告新亚第六届毕业同学书》，前者三万四千字，后者五千字左右）。该文虽然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和张君劢四人联名，但执笔人是唐君毅。此外，这段话中，唐君毅列出了与其晤面的“新亚各地同学”的名单，其中正有余英时的名字。而根据唐君毅的《日记》和其它文献史料，对于两人见面的情况，我们可以获得更为具体和清晰的了解。

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

在1957年4月3至7日的《日记》中，唐君毅有如下的记载：

三日 晴 上午至Sheraton Hotel参观远东学会（今改名亚细亚研究会），开会宣读论文。下午余英时来，与之同至哈佛东方图书馆，六时返旅舍。

四日 晴 上午至远东学会，晤见Hocking教授之女Mrs. Kracke及梅贻宝。十一时至Cambridge Bucher处。Hocking自他处来，彼已八十四岁，今日乘七时半车来相晤，心中甚不安。彼对中国甚好，故来谈约二小时并约在一处午餐，餐后又至远东学会会场，五时回旅馆。与廷光、王惕亚、朱学禹各一函。余英时来同至剑桥，夜宿Ymea在英时处晚饭。

七日 阴 上午英时送我至机场乘机至Ithaca，下午三时到Cornell，Bruska来接，住该校客房中。（《日记》，上册，页193）

从唐君毅的记录来看，他在上述三天和余英时都有见面。这应是1955年10月余英时离开香港之后两人的初次重逢。显然，4月3日那天，余英时在唐君毅上午会后，特意去迎接唐君毅，陪同他到哈佛东方图书馆参观。4日，余英时再次到唐君毅的旅馆迎接，陪同他一道再至剑桥。这天晚上，唐君毅在余英时处吃了晚饭，显然是应余英时的邀请。而7日上午，唐君毅离开波士顿赴康奈尔大学访问，则是余英时送他到机场。在《日记》中，关于这三次见面的记录都是极为简略的。不过，对于4月4日唐君毅在余英时处晚饭一事，余英时的《回忆录》中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1956年7月起，余英时和好友邢慕寰在哈佛街（Harvard Street）合租了一所公寓。除了一起去市场购买食材，两人日常生活的分工是邢慕寰负责烹饪，余英时承担清洗食具和整理厨房、饭厅的工作。在回忆邢慕寰“相当高明”的烹饪功夫时，余英时特别提到自己记忆最清楚的两次：“一九五六年款待他的友人周鸿经先生（“中央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九五七年春季接待我的老师唐君毅先生。这两位贵宾都从头到尾称赏不已。”（《回忆录》，页164-165）余英时回忆接待唐君毅一事，只写了“一九五七年春季”，并无具体日期。但是，把余英时的回忆和上引唐君毅1957年4月3至7日的日记记录两相对照，恰好完全吻合。由此可以断定，唐君毅所记4月4日晚“在英时处晚饭”，应当就是这次在哈佛街余英时和邢慕寰合租的公寓里，应余英时的邀请而由邢慕寰下厨的经历。

如前所述，余英时1962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62至1966年在密歇根大学执教四年之后，在杨联陞的支持下，于1966年回到了哈佛任教。第二年，余英时便获得了副教授的长聘，1969年又升等成为哈佛的正教授。这次和唐君毅见面，29日约请中饭，次日又约请晚饭，足见余英时对唐君毅的热情款待。

唐君毅的《日记》一般都极为简洁，只是记录了和余英时8月29、30这两日的会面。至于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日记》中并无透露。不过，从余英时后来的回忆以及1970年新亚的局势来看，很可能唐君毅已经在酝酿请余英时返回新亚接任校长一事了。

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三所机构获得港英政府的财政支持，联合组成中大，成为香港大学之外的第二所大学。不过，虽然合并为一所大学，新亚书院也已经算是中文大学的组成部分，三所机构采取的却是“联合制”的组织形式，彼此之间相对独立，新亚也仍然可以按照当初成立时的方针和政策运作。但是到了1970年，在港英政府的要求以及缩减经费的政策之下，时任中文大学校长的李卓敏已经准备将“联合制”改为“单一制”，也就是将原本属于各书院自己的管理权收归大学校方。对此，唐君毅在1970年4月7日、15日、17日和23日这四天的《日记》中均有记录：

七日 晴 标点改文五时，下午中文大学会议，我发言评及政府不应缩减大学发展经费。

十五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下午李卓敏到新亚谈话，彼欲利用政府缩减经费，拟变大学之联合制为单一制。

十七日 晴 上午标点文并至中大开会，下午新亚教务会，我提议保持新亚及他二校联合制度，夜标点文三时，初次标点完。

廿三日 晴 上午学生为抗议大学经费缩减罢课，写信二封。（《日记》，下册，页161-162页）

除了这样的一种局面之外，1970年唐君毅已经61岁，按照中大的规定，距离六十五岁退休年龄只有四年。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唐君毅会考虑新亚的接班人问题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而作为新亚的首届毕业生、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且当时已经在哈佛大学担任正教授的余英时，成为唐君毅心目中在中大这一新的格局中接掌新亚的不二人选，恐怕也是顺理成章的。[8]事实上，1971年余英时即以访问的方式回到了新亚，而唐君毅等新亚元老，也正式向余英时提出了返回新亚书院接任校长的邀请。

除了1957年4月和1970年8月两人的直接会面之外，在1956-1970年间，唐君毅还至少有5封给余英时的书信。这在其《日记》中也有记载：

（1957年7月）五日 晴 阅Sartre书一百页。与沈燕谋、余英时各一函。（《日记》，上册，页201）

（1960年10月）一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下午校文一时，睡二时许，因连日事多甚倦，夜复奚会暲、陈负东、余英时各一函。（《日记》，上册，页281）

（1967年12月）廿一日 晴 上午写信二封与杨联陞及余英时，为研究所事也。（《日记》，下册，页111）

（1969年3月）十四日 晴 标点阳明与朱陆异同文完。与余英时一函。晚补作结论二千字。（《日记》，下车，页116）

（1969年3月）八日，阴，上午整理杂物，并与余英时一函谈研究所事。（《日记》，下册，页138）

1957年7月5日，唐君毅尚未离美。其它几封书信，则都是写自香港。由此可以推知，唐君毅和余英时平时定有书信往来。可惜的是，唐君毅的《书简》中并未收录他给余英时的书信。最近出版的《余英时书信选》中，[9] 也没有收录余英时给唐君毅的书信。不过，从这里唐君毅《日记》的记录来看，由于1963年中大已经成立，新亚的前途问题已然存在并且日益明显，在1967年12月21日、1968年3月14日和1969年3月8日给余英时的三封信中，唐君毅多半已经和他探讨了新亚的问题。“为研究所事也”以及“谈研究所事”，都是明证。并且，1967年12月21日那天，唐君毅不仅写了信给余英时，同时也写信给杨联陞。两信均是“为研究所事也”。这就表明，对于唐君毅来说，新亚之事已经提上了日程。在这种情况之下，唐君毅1970年8月底在哈佛再次见到余英时的那两天，已经向余英时提议接任新亚校长之事，便完全是有可能的。

事实上，就在余英时1971年8月回到了阔别十六年之久的香港、到新亚访问之前不久，唐君毅3月22日又有一函给余英时（《日记》，下车，页182）。虽然《日记》并未记载信中何事，但推测其中必有关于余英时接任新亚校长一事的内容，恐怕虽不中亦不远矣。

余英时重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担任校长一事的经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1年之前，很可能唐君毅已有考虑甚至已经向余英时提起。但是在唐君毅的文字中，正式提及他向余英时发出邀请，则是在1971年，也就是余英时离开香港十六年后重返新亚访问的时候。余英时经过考虑之后接受，是在1972年，但只答应两年的任期。至于正式履职，则是1973年。而1973至1975这两年担任新亚校长并轮任担任中大副校长期间，余英时正好遇到港英政府和中大校长李卓敏全力推动的由“联合制”向“单一制”改革的关头，于是发生了所谓的“改制风波”。

在这一事件中，唐君毅和余英时的立场产生了分化。这一点，大概也是迄今为止关于两人之间最为人所知的事件了。但是，余英时如何就任新亚校长？此事与唐君毅有何关系？恐怕是鲜为人知的。即使是对于“改制风波”这一似乎较为学界所知的事件，应该如何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也有厘清的必要。

1971年8月，余英时重访阔别十六年的新亚。在唐君毅的《日记》中，仅在8月一个月之中，便在18日、19日、23日和25日这四天的记录里都提到了余英时：

十八日 晴 上午开会，下午写文三千字，参加哲学翻译会，梅贻宝约晚饭，饭后与余英时、孙国栋谈校中事。

十九日 晴 上午研究所开会，下午续文三千余字，约余英时、孙国栋晚饭。

廿三日 晴 上午办公，下午余英时讲演，黄梦花约晚饭。

廿五日 晴 上午开会，下午研究所约余英时茶会，夜看京戏。（《日记》，下册，页191）

在此之前，唐君毅3月22日已经有一函给余英时。[10]如前所述，在如今唐君毅的《书简》中并没有收录给余英时的信，这封信的内容无从得知。但根据当时的情况，信中很可能接续1970年和余英时在美国的见面，涉及余英时返回香港担任新亚担任校长一事了。

根据上引唐君毅《日记》的记录，在8月他和余英时的四次会面中，两次都有中大历史系主任孙国栋（1922-2013）参加。这进一步表明，当时他们谈论的话题，已经有可能涉及新亚继任校长一事。之所以如此推断，是因为接任校长最初考虑的人选，正是孙国栋。不过，孙国栋在书院内部并未被接受。而作为新亚三位首届毕业生之一，且当时已经成为哈佛大学正教授的余英时，在中大那样一所仍然偏重留洋背景和英文能力的学府，[11] 显然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深孚众望的。

对于这件事情，余英时后来在《谈话录》回忆说：

那时候钱穆先生已经去了台北，我回去看到的老师是唐君毅先生、吴俊升先生。他们就谈到让我回去当新亚书院校长。他们知道我的兴趣不在行政，当时想把新亚书院校长传给历史系的主任，也是我的朋友孙国栋先生。但是当时孙国栋先生还不能马上接任，资格还是浅一点，希望我代两年，再传给他。在这个条件之下，我才答应回来。（《谈话录》，页42-43）

孙国栋年龄比余英时大八岁，但是1955年始入钱穆门下，比余英时晚入门五年，加之学术成绩较余英时逊色，所以余英时说他“资格还是浅一点”，并无不妥。因为“资格”、“资历”从来就不只是单纯的年龄。

1971年这一次余英时初返新亚的时候，恰逢刘述先也由他任教的南伊利诺大学休假一年，到新亚担任讲师。两人之前在美国早已经见过面，彼此相识。[12]对于当时余英时在新亚的情况，刘述先曾经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这样写道：“我在新亚的时候，正好余英时兄来访。面对钱先生、唐先生等老师，他的态度十分谦抑。他做了一次演讲，提出清初思想转往经学有学术内部的原因的说法，只谓这是对前辈意见的一个小小的补正。” [13]

1971年8月，钱穆人在台北。这一点上引余英时自己的回忆也有提到。所以，刘述先此处“面对钱先生”的话应该是误记了。但是，“面对唐先生”的话倒是可以和唐君毅《日记》以及余英时自己的回忆相互印证。此外，对于唐君毅8月23日日记“下午余英时讲演”这句话，刘述先的回忆也能起到补充的作用。所谓“提出清初思想转往经学有学术内部的原因的说法”，应该就是余英时讲演的内容，也是其《清代思想史的一个新解释》那篇文章的主题。[14]

紧接着上引的那句话之后，刘述先还从亲耳所闻者的角度，记录了颇能反映余英时内心世界的一句话。他说：“新亚招待我们两家去落马洲，眺望大陆，影影绰绰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活动。神州大地就是如此可望而不可即。我记得那时英时兄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我们的心永远在那一边！’这道尽了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感受的心酸。”[15] 刘述先之所以特别记下余英时的这句话，[16] 显然因为它可以说同样是他自己的心声。惟其如此，“道尽了流亡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感受的心酸”这句情见乎辞的话，也才会见之于刘述先的笔端。

8月在和余英时的几次晤面中，唐君毅很可能已经和余英时谈了请其返回新亚担任校长一事。不过，要到10月，此事才出现在唐君毅的《日记》之中。那时，余英时已经返回美国了。唐君毅1971年10月8日和9日两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八日 晴 上午月会，我讲沈燕谋先生生平十余分钟，复余英时一函谈请其任校长事。

九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中午梅贻宝约与吴士选、沈亦珍共谈余英时任校长事，晚标点文。（《日记》，下册，页194）

从10月8日“复余英时一函谈请其任校长事”的语气来看，可以断定唐君毅之前曾和他谈过此事。而由“复函”之语，也可知10月余英时已经离开了新亚。钱穆离任新亚校长之后，第二任校长是吴俊升（字士选），任期是1965年7月至1969年6月；第三任校长是沈亦珍，任期是1969年7月至1970年8月；梅贻宝则是第四任校长，任期是1970年9月至1973年6月。因此，唐君毅10月9日《日记》“梅贻宝约与吴士选、沈亦珍共谈余英时任校长事”的记录，也足见此事至少在新亚管理层方面已经基本确定，不再只是唐君毅的个人想法了。事实上，余英时1973年7月正式到任之时，梅贻宝便从校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显然是事先商定的结果。这一点，余英时自己也回忆说：“1973年，我到香港，新亚书院刚搬到马料水，就是现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我的前任新亚书院校长是梅贻宝先生。梅先生是老资格了，七十多岁，从美国退休了，做了两年校长。本来还可以长做，因为我去的关系，他就早退了。”（《谈话录》，页44）

由上可见，余英时接任新亚校长事，1971年10月在新亚管理层已经达成共识。但是，由于当时新亚已经属于中大的一部分，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官方程序才算正式确定。而这一系列的程序是在1972年完成的。对此，唐君毅1972年的《日记》中也有明确的记录。1972年元旦，他写道：

一日 晴 上午学生来谈，中午大专校教授聚餐。下午睡，复余英时一函。（《日记》，下册，页200）

这封回复余英时的信有何内容，这里无从得见。但就上述的历史背景而言，余英时接任校长一事，必定是其主要的内容。果然，在接下来的2月10日，此事便正式进入了操作的程序。唐君毅这样写道：

十日 晴 上午上课一时，学务会报，中午研究所同仁聚餐，餐后开会，又过海开董事会、校长遴选会，决定请余英时担任校长，晚校对文四时，今日为我六十三岁生日，略备果蔬祭祖。（《日记》，下册，页202）

从这里的记录来看，既然已经“开董事会、校长遴选会，决定请余英时担任校长”，余英时接任校长事至此正式确定。此日恰好是唐君毅六十三岁的生日。

不过，事情似乎还没有全部结束。因为在5月12日的日记中，唐君毅又有如下的记录：

十二日 阴 上午研究所会，讨论研究所一九七四后四年计划，下午开教务会议、校务会议，接受并讨论余英时任校长事。（《日记》，下册，页208）

由此看来，1972年余英时就任新亚校长的官方程序包括两个环节：2月10日这天，应当是最重要的官方环节，此事在新亚董事会和中大校方的层面获得了最终的正式认可；而5月12日这天，应当是在书院的层面确认此事。这里所谓“校务会议”，当指新亚的校务会议。从“接受”的字眼来看，余英时任校长事已经在中大校方走完了程序，只待书院方面“接受”。从“讨论”的字眼来看，对于“接受”与否，书院最后仍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由于之前进行了长期和充分的准备工作，书院内部管理层已经获得共识，“讨论”只具有程序上的形式意义，而“接受”校方通过的正式决议，才是这一环节在程序上的实质内容。6月8日，唐君毅曾有一函致余英时（《日记》，下册，页209），应当是在校方正式的公函之外，以私人身份将结果告知余英时。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事往来的常见做法。

总之，从1970年甚至之前开始酝酿，到1971年余英时返回新亚和唐君毅当面商谈，余英时接任母校校长一事，在1972年终于正式敲定。这件事的促成，可以说唐君毅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如所周知，新亚的三位创校元老是钱穆、唐君毅和张丕介，首任校长是钱穆，于1965年引退，张丕介1970年辞世，因此，从1960年代后期开始，新亚资格最老、最有影响力的无疑是唐君毅。虽然他并未继任校长一职，但钱穆之后的几任校长，包括吴俊升、沈亦珍和梅贻宝，在新亚的影响力显然是不能和唐君毅相提并论的。可以说，钱穆之后，唐君毅实际上已经成为新亚的精神领袖。也因此，余英时继任校长一事，可以说是唐君毅一手促成的。[17]这不仅是因为余英时是新亚的首届毕业生，当时在美国取得了崇高的学术地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余英时对作为师长的唐君毅的态度。无论是唐君毅访美期间余英时的盛情接待，还是余英时返回新亚之后对待唐君毅仍以师生之礼相待，用刘述先的观察来说便是“十分谦抑”，不能不使唐君毅在考虑新亚校长人选时首先会想到余英时。不过，从余英时接任之后，两人的交往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不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了。

1972年8、9两个月，余英时仍在新亚。在8月29日、9月9日和9月13日三天的日记中，唐君毅都有提到余英时：

（8月）廿九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下午阅佛经，并改写论禅宗文千余字，余英时、孙国栋来谈。

（9月）九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下午余英时在研究所所会讲话。[18]

（9月）十三日 晴 上午上课二时，下午阅Bergman书，晚约商学院理学院同事十余人在家便饭与余英时晤谈。（《日记》，下册，页216）

从这里的叙述尤其是“余英时在研究所所会讲话”的记录可见，他在8、9月已经进入了准备接任校长的状态。不过，他当时是向哈佛告假两年，履行返回新亚服务的承诺，并未打算长期担任校长。

对于1971至1972这两年期间有关接任书院校长一事，余英时自己说得很清楚：

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亚书院接头，一九七二年才决定，我回到哈佛大学才知道有两年的期限，过了两年就得辞职了。于是，我向哈佛大学请假两年，不拿薪水。当时哈佛还很客气，后来哈佛就比较严格，只能请一年假了。（《谈话录》，页43）

因为我离开新亚书院的时候，跟他们有口头约定，他们送我去哈佛大学念书，我应该回来服务两年。这个约定到十六年以后才实现了。我把这个债还了，为学校工作两年。当时我说得很清楚：我不会长期做新亚书院校长。（《谈话录》，页43）

我接任新亚书院校长，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做过渡。虽然他们认为我过渡－下也许会长期做下去，实际上我的心思很定。（《谈话录》，页42）

从“一九七一年我去新亚书院接头”的话来看，也可推知此事在1971年之前已有头绪，否则谈不上“接头”。但是，余英时不仅一开始就没有打算长期担任行政职务，后来李卓敏曾经不止一次表示希望余英时能够接任大学校长一职，余英时也回绝了（《谈话录》，页53）。如果他长期从事行政工作，恐怕会和唐君毅一样，学术工作不免受到影响。而要想学术与行政两边兼顾的话，就难免给自己带来身心上的巨大耗损了。对此，余英时具有高度的自觉。他说：“权力对我毫无意义，我做了两年新亚书院校长，自知与性情不合，便断了搞行政的念头。那时候我才四十几岁，若把学问丢掉，处理人事，那是舍己之长，用己之短，浪费我的真生命。”（《谈话录》，页62）

虽然余英时1972年已经决定接受新亚校长的职位，并进入准备状态。但他正式接任，则要到1973年7月。在唐君毅1973年7月的日记之中，有关余英时的记录就有6条：

十六日 晴 上午拟参加中日学会论文稿大纲。下午至中大开会，晚约余英时、孙国栋晚饭。

十九日 阴 上午行政会报，复张锺元一函，中午与梅贻宝、余英时同午餐谈校中事，下午许涛来谈教育文化基金事。

廿一日 晴 将昨文写提要二千字，下午睡，晚校中宴余英时。

廿五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下午校文，与王道太太一函，晚校中宴梅、余二校长。

廿七日 晴 上午至中大口试学生至下午五时归，晚余英时来谈。

廿八日 晴 复Barnical一函，下午送梅贻宝去台，与余英时、吴士选、李祖法共商校中事并同晚餐。（《日记》，下册，页234）

7月16日唐君毅“约余英时、孙国栋晚饭”，应该是唐君毅个人给余英时接风洗尘，孙国栋作陪。19日中午唐君毅“与梅贻宝、余英时同午餐谈校中事”，25日晚宴称“梅、余二校长”，则说明梅贻宝和余英时已在交接状态，余英时即将正式接任新亚校长。27日“晚余英时来谈”，以及28日唐君毅“与余英时、吴士选、李祖法共商校中事并同晚餐”，表明余英时已经进入工作状态。至于21日“晚校中宴余英时”，则应该是中大和新亚校方以官方名义对余英时到任的欢迎宴请。总之，从1973年7月唐君毅日记中关于余英时的频繁记录来看，余英时已经正式开始了他新亚校长的职务。

在1973年以后的日记中，唐君毅几乎每个月都有和余英时往来的记录。[19]如8月有两条记录，其中25日这天，来访唐君毅的不仅是余英时自己，还有余夫人陈淑平。

二日 晴 上午到校办公，下午睡，晚孙国栋、余英时来谈。（《日记》，下册，页235）

廿五日 阴 上午到校办公，下午余英时夫妇来。国钧约晚饭。（《日记》，下册，页236）

10月18日，有余英时请唐君毅午饭的记录：

十八日 阴 上午上课一时，余英时约午饭，下午至研究所。（《日记》，下册，页241）

11月23和28日这两天，则有余英时父亲余协中的记录：

廿三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办公，余协中来，下午准备明日课。

廿八日 晴 上午阅Kneale书六七十页，下午再阅数十页，晚约余协中父子等及新亚同仁晚餐。（《日记》，下册，页243）

而到了12月，又有两条关于余英时的记录：

二日 晴 上午参加研究所及文学院讲演会，由余英时讲演，下午阅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论Infinity及Continuum Principle之二节。

五日 晴 补前日文四千余字，晚与李祖法、吴士选、余英时共谈校中事。（《日记》，下册，页244）

12月2日余英时的讲演，由书院的研究所和文学院联合举办，是“中国文化讲座”的第二讲，余英时的讲题是“史学、史家与时代”。5日晚唐君毅和余英时“共谈校中事”，则恐怕是余英时1973年就任新亚校长以来和唐君毅交往过程中最为常见的状态了。而由以上唐君毅《日记》的记录可见，在1973年，两人的交往不限于公事，还有私人的往来。并且，双方的家人也有交往。可以说，唐君毅和余英时在这一年的相处应该是相当愉快的。这里的关键在于：一方面，余英时接任一事，几乎是唐君毅一手促成，这当然说明唐君毅对余英时是既信任也看重的；而另一方面，余英时最终接受这一职位，既是出于他对母校的感情，也意味着对作为师长的唐君毅的大力支持。

不过，余英时担任新亚校长不久，就立刻被推到了书院改制的风口浪尖。前文已经提及，自从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一道成立了联合制的中大，无论是港英政府的现实考虑，还是大学运营的实际需要，从联合制向单一制的转变就已埋下伏笔、蓄势待发。而余英时之所以被推到风口浪尖，就在于他接任新亚校长不久，适逢新亚校长轮值担任中大的副校长；而当时李卓敏又将负责改制一事交到余英时的手上。这一点，余英时晚年回忆时讲得很清楚，他说：“当年新亚、崇基、联合的校长是轮流做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一九七三年正好轮到我当副校长。如果不是因为当副校长，学校改革的事情就不会搞到我头上。”（《谈话录》，页47）

如何理解新亚改制风波以及唐君毅和余英时因此事而产生的分歧，后文会有专门的讨论，这里还是先对两人的交往进行历史的重建，以便为尽可能客观和平情的理解提供必需的稳固基础。

余英时到任的第二年，也就是1974年，在唐君毅《日记》的2月、3月、5月、6月和8月这五个月中，各有一次的记录，分别如下：

（2月）廿一日 晴 上午上课一时，中午与余英时、严耕望、全汉昇、孙国栋共商研究所事，下午校孔子诛少正卯问题重辨文。（《日记》，下册，页249）

（3月）十九日 阴 上午上课二时，下午与余英时、孙国栋、全汉昇谈研究所事。（《日记》，下册，页251）

（5月）廿三日 晴 上午在家休息，下午新亚教育文化会及新亚董事会。与孙国栋、余英时同晚饭谈校中事。（《日记》，下册，页254）

（6月）十一日 晴 上午写信二封，并至研究所。下午与沈亦珍、吴士选、李祖法、余英时同商吴士选所拟致教育部函，言新亚研究所将改隶新亚教育文化公司之函。并同晚饭谈校中事。（《日记》，下册，页256）

（8月）十六日 晴 终日校文，余英时约晚饭。（《日记》，下册，页256）

在这五个月的五条记录里，前四次中尽管也有吃饭（后两次），但四次都是“谈校事”或“谈所事”的。唯有最后一次只记了吃饭，并没有谈事情的记录。事实上，在整部唐君毅的《日记》中，除了1977年11月，也就是唐君毅临终前三个月，记录了余英时曾经去探病之外，1974年8月16日这一天余英时约唐君毅吃饭，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并吃饭了。

需要指出的是，1974年5月，唐君毅和牟宗三（1905-1995）双双正式从中文大学退休。[20]改制一事，按理说已经与唐君毅无关。但是，唐君毅毕竟是新亚的创校人之一。如前所述，尤其在1965年创校校长钱穆引退之后，唐君毅一直是新亚的精神领袖。因此，尽管他已退休，改制一事仍与其息息相关。而由上引唐君毅《日记》可见，余英时在唐君毅退休之后仍与其商议校事。此外，新亚研究所7月脱离中大，独立运作。上引唐君毅6月11日所谓“新亚研究所将改隶新亚教育文化公司”，说的正是新亚研究所脱离中大一事。而其时余英时仍然参与其事，说明他并未因改制事与唐君毅决裂。8月16日他约请唐君毅晚饭，也显示了他对唐君毅最大限度的诚意和尊重。《日记》中未再记录两人谈及校事、所事，应当是因为改制大局已定，而新亚研究所脱离中大，也意味着唐君毅所代表的新亚元老，只能以这种方式保留他们的意见了。

1974年9月5日，唐君毅写道：“五日 晴 上午拟研究所文化讲座计划，下午至沙田与刘述先谈招待Barnical事，参加APC会，此为我在中文大学之最后一次会议。”（《日记》，下册，页262）这里所谓“我在中文大学之最后一次会议”，与其说是事实陈述，不如说是情绪表达，因为他并未真的从此不再参加任何中大会议。例如，10月28记载：“廿八日 晴 上午至研究所办公，下午新亚校长遴选委员会开会。”（《日记》，下册，页267）这里“新亚校长遴选委员会开会”，显然并非和中大无关的会议。同时，由此也可以看到，余英时并未打算留任，而是去意已决。因此，新亚在10月已经开始考虑下一年余英时去职之后的校长人选了。事实上，改制风波让余英时身心俱疲，他甚至在任期未满之时，已有辞职的打算。只是辞职于事无补，众人劝说，他才勉强留任至期满而已。

新亚第一份刊物《新亚校刊》创刊（1952.6.1）

唐君毅的晚年除了上述种种之外，其身体状况亦需略加补充。1966年4月1日，他查出视网膜脱落，此后曾去日本、菲律宾和美国治疗多次。1976年8月11日检查出肺癌后，更是一直与病魔搏斗，直至1978年2月去世。唐君毅患肺癌固然更多与其常年抽烟的习惯有关，但之前的改制风波对其身心也不能说没有很大的负面影响。不过，改制大局已定之后，他便将全副精神转至独立于中大的新亚研究所。1974年9月，他曾特意到台湾解决新亚研究所毕业生学历认证事宜。[21]1975年4月，则聘请牟宗三、徐复观和吴俊升为新亚研究所教授，使得现代新儒学的阵营由中大的新亚书院转到独立于中大的新亚研究所。[22]在尽力治疗癌症之后，唐君毅又将全副精神放到处理后事尤其是最后校订其《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23] 一书上。可以说，改制风波虽然对唐君毅有很大的影响，但事过之后，特别是在检查出身患癌症之后，唐君毅并未再对此耿耿于怀，而是一面尝试各种方法与疾病赛跑，另一面全力完成自己平生的哲学思考。这就是唐君毅的晚年生活。

上文对唐君毅和余英时的交往进行了历史的重建。以此为基础，文章最后的部分希望能对两人之间的关系做出较为全面且合情合理的解析。

（一）师生关系

学界一般都知道余英时有两位业师，一位是他在新亚求学时期的钱穆，另一位是他在哈佛求学时期的杨联陞。当然，在中国文化的世界里，师生关系是没有英文时态意义上的过去式的。对余英时来说，两位都始终是他的老师，并不仅仅属于某一个历史阶段。不过，就“业师”二字的本意来看，唐君毅也可以说不折不扣是余英时的老师。

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根据《余英时回忆录》，余英时在新亚求学时期，正式修读过唐君毅开设的西方哲学史课程。余英时也表示，唐君毅当时在思想上对他的影响仅次于钱穆；除了钱穆之外，在学术和思想两方面，唐君毅对他的启发是既深且远的。因此，无论是从修读过课程这一客观事实来说，还是从余英时自己的表述来看，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都毫无疑问是师生的关系。也正是因此，无论是1978年唐君毅辞世之际余英时所献的挽联，还是2008年唐君毅铜像落成前一年余英时撰写的铭文，落款处余英时都自称“门人” [24]，就是自然而然、毫不奇怪的。并且，这也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在余英时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将唐君毅作为老师来看待的。虽然余英时也明确表示自己未能追随唐君毅形上思维的道路，这可以说和他撰写《钱穆与新儒家》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余英时从来没有否认过他和唐君毅之间的师生关系。

这一点虽然非常清楚，但学界以往知者不多，因而需要特别指出。之所以知者不多，一方面是很多人对于1950至1955年两人同在新亚书院的那段历史并不熟悉，另一方面多半是受到余英时所撰《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的影响，认为钱穆、余英时都是自觉与新儒家划清界线的。对此，后文会有所分析。但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的师生关系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方可为进一步解析两人之间的关系奠定基础。

其实，唐君毅之所以能想到请余英时接掌新亚，余英时之所以接受这一职位，都是首先基于这种师生关系。如前文所说，余英时接任一事可以说是唐君毅一手促成的。如果没有相当的信任和好感，即便余英时如何杰出，唐君毅也未必会以他为校长人选。从余英时方面来看，他当时已经是哈佛的正教授，显然是杨联陞在哈佛的接班人，如果不是出于对母校的感情，也未必就会接受唐君毅和母校的邀请。况且，一个人对母校的感情往往并不是抽象的，更多地体现在对母校和自己有关的人物特别是老师的感情上面。那个时候，钱穆早已离开了新亚。如果余英时对母校的感情只系于钱穆一人，他也不会欣然接受。就此而言，可以得出结论：至少在改制风波之前，唐君毅和余英时两人之间的感情，虽然未必能达到钱穆、杨联陞和余英时之间那样的程度，但应该还是很好的。无论是唐君毅访美期间余英时的盛情接待，还是余英时1971年初返新亚访问时对唐君毅“十分谦抑”的态度，均可为证。

新亚书院改制一事，对两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不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事件中站在支持改制一方的刘述先，曾经有这样的回忆：

英时兄对新亚的利益大力维护，中大改制，校产方面新亚贡献得最少，人员方面新亚裁剪得也最少。英时兄有一次满带凄苦之情向我埋怨说，我们在前线打仗，不想背后却挨刀子，那样的痛苦实不足为外人道。英时兄任满，新亚在九龙乐宫楼开欢送宴会。我坐在另一桌，快散席时我过去问他，车上有没有空位可以带我回中大。淑平嫂说，今晚他喝多了，不能与他谈事情了。我说我没有什么要紧事，就另外找了一位同事带我回家。第二天才听到，原来英时兄是坐国栋兄的车赴宴的。出来之后国栋兄要去停车场取车，英时兄喝了四大杯白兰地，被风一吹，酒涌上来，他撑不住，坐在路边，悲从中来，不禁痛哭失声。幸好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否则可成了大新闻。上了国栋兄的车之后，在途中吐了出来，还说了句俏皮话：“现在可都还给你们了。”[25]

从这里刘述先所记的故事来看，当时余英时倍感委屈的心情跃然纸上。所以，1975年余英时卸任离去，实在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余英时离任之际，刘述先可以是新亚校长的继任人选，但他也坚决拒绝了接任校长的可能。[26]

不过，1978年唐君毅去世时，余英时敬献了一副挽联，内容如下：

当年哀花果飘零，道本同归，仁为己任；

百世重人文教化，我岂异趣，久而自伤。[27]

敬献挽联这一行为本身，便表明余英时并未因之前的改制一事而与唐君毅决裂。事实上，前文已经提及，就在新亚书院改制事后不久，1977年11月，余英时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时，便曾和唐君毅的弟子唐端正一道，专程去看望病中的唐君毅。前文未及的是，此事《余英时谈话录》未记具体时间，但唐君毅日记1977年11月6日载：“六日晴校读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一书，唐端正、余英时来。”[28] 由此可知，余英时所记1977年去看望唐君毅的具体日期在11月6日。这是在唐君毅生命结束的前三个月，应该也是余英时最后一次和唐君毅见面了。这次探望和次年唐君毅去世时敬献挽联一样，当然也意味着余英时并未因改制一事而耿耿于怀。

有一个古今中外的经验事实：被与自己不相干的人误解，往往并不会产生委屈之感，而愈是被自己信任和有感情的人误解，产生的委屈往往就愈是强烈。据《余英时访问记》，对于当时改制一事，余英时有如下的叙述：

我在新亚改制出问题时，徐复观是很支持我的。他特别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在背后算计你了，你要小心了。唐先生在背后找学生来算计你了。后来我告诉唐先生，唐先生问：谁说的？我说消息来源我不能告诉你。徐复观叫我不能辞职，一辞职就上当了。其实我是想辞职的，但是一时也走不掉。后来事情过了。我继续做到年底完了就走了，因为那时只剩几个月了，我的契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契约，新亚董事会也不好意思让我走。总而言之，香港中文大学改革的事情上，徐复观了解得比较客观。他认为他们把我当敌人看待是不公平的。他也知道我想给新亚维持一个独立的地位，但是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这中间有误会。他对我有同情。他是新亚研究所的研究员，跟唐先生在一块，知道唐先生背后找学生贴我的大字报。 [29]

这段话虽然是说徐复观的，却也透露了当时改制风波的情况。这里恐怕确有误会，因为据唐君毅的学生回忆，贴大字报攻击余英时，多是他们情绪激动之下的自发行为，并非唐君毅的授意；相反，唐君毅还特别叮嘱他们要对作为师辈的余英时表示尊重。例如，刘国强曾说：“改制的时候，学生中，我是写多篇反对文章的一位，但没有一篇是君毅师要我写的，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是君毅师在鼓动学生。”  [30]刘伍华则说：“唐师虽因中大改制之事而跟某些人士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未有就私人方面攻击这些人；反之，他曾对我说：‘这些人在中大仍算是你的老师，在事上可以据理跟他们力争，但就辈分及关系上仍当对他们尊敬。’” [31]

但无论如何，当时彼此之间的误会还是产生了。所以晚年余英时在谈话时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两年，主要压力是来自新亚老人，因为老人觉得他们的方式是最好的方式。最好不要动了。”（《谈话录》，页55）这样看来，余英时给唐君毅的挽联中“百世重人文教化，我岂异趣，久而自伤”这句话，可以说正是其心情的流露。“久而自伤”一语，不能不说包含着基于委屈的伤感。至于“我岂异趣”一语，固然是心迹的表白，即告诉唐君毅自己并未与之“异趣”，而是“同道”；并且，可想而知是，余英时的这种表白在改制事件中一定以各种形式向唐君毅传达过无数次。但与此同时，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委屈之情，也是溢于笔端，笔者如今读到都不免感同身受。

就改制一事来说，在余英时看来，既要新亚作为中大的组成部分得到港英政府的全额资助，又要新亚完全独立运作，不受中大校方的管束，这是无法实现的。对此，余英时回忆说：“唐君毅先生也不是自私。他有一个理想，跟自己的意志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他不能受殖民地政府的支配，要尽量完全独立：政府最好给钱，我怎么办这个学校完全是我的责任。这个是做不到的。”（《谈话录》，页50）此外，唐君毅1974年5月已经正式退休，而余英时不论作为中大副校长、改制小组组长还是作为新亚校长，无论照理还是就其实际行政工作的繁忙来说，都不可能事无巨细直接再向唐君毅个人汇报。这种情况下两人之间的沟通出现问题，引起彼此之间的误解，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正如余英时晚年自己所说：“后来，唐先生也不来找我了，本来他应该找我。如果真有问题应该找我商量。我做校长不能事事去向他们请示，那做什么校长呢？没有独立性，我的性格做不到这一点。我有什么事情都报告给董事会，也没有半点隐瞒。我把我们的意图表明：希望保持相对的独立，同时跟香港政府取得谅解。”（《谈话录》，页50-51）

事实上，余英时领导的改制小组制定的方案，还是尽可能为新亚争取较大的自主权。所以最后港英政府也没有采纳改制小组提供的方案，而是另起炉灶，最终以立法的方式确立了完全单一制的组织结构，从此书院仅具有分配学生宿舍等生活方面的职能，无论在人事、财务乃至教学方面的权力，都被大学校方拿走了。

唐君毅及夫人谢廷光、女儿唐安仁（1953.8）

关于新亚改制风波的来龙去脉，以往相关的文字已有不少。[32]本文既无需重复考察此事，所要分析的重点也不在于这件事本身，而是此事对唐君毅和余英时两人关系造成的影响。由以上分析可见，当时被部分新亚人士视为大叛徒的余英时，[33]其心中委屈是可想而知的。但是，从1977年11月余英时专程去探视病中的唐君毅，到1978年2月唐君毅逝世时余英时敬献挽联，再到2008年为次年在中大落成的唐君毅铜像撰写铭文，称赞唐君毅“风雨如晦，花果飘零，神州哲理犹能续慧命于海隅，先生之功莫大焉”，[34]尤其是晚年肯定新亚求学期间唐君毅对自己的影响仅次于钱穆，都足以表明余英时固然承受了误解和委屈，却并未因改制风波而在感情上断绝与唐君毅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说，既然余英时与唐君毅有师生的名分，两人之间的关系比余英时和牟宗三、徐复观要密切，那么，为什么牟、徐两位辞世之际，余英时都撰写了纪念文章，[35] 而唐君毅辞世之际，余英时只有挽联却无文章呢？对此，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唐君毅去世之际，新亚改制事件刚过去不久，余英时如果要写专门的纪念文字，改制一事恐怕是无法回避的。但此事无论对唐君毅还是余英时来说，都是一件令人不愉快的憾事，尤其难免会勾起余英时心中的委屈之情。因此，余英时敬献挽联之外，不再撰写纪念文字，正是他心存厚道、不欲让昔日的遗憾再度泛起的表现。事实上，即使刻意不再回首往事，以保持对唐君毅作为师长的敬意，由前文对于挽联的分析可见，余英时内心的复杂情感，在其挽联中也不能不有所流露。

如前所述，唐君毅在改制已成定局之后，也不再纠结此事，转而全力经营独立的新亚研究所；在获悉身患绝症之后，更是将精力放在料理后事和校订书稿之事上。至于唐君毅在1977年11月6日的日记中专门记录了余英时前来探望这件事，无疑也表明他对余英时已不再心存芥蒂。此外，在整个唐君毅的《日记》中，也未见他因改制一事而对余英时有多少批评。

总而言之，由于新亚改制的风波，使得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原本完全相互信任的师生关系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未免遗憾。但是，这并未导致两人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将两人之间的关系放到一个更大的脉络与背景之中，从文化立场与价值认同的角度予以观察和分析，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当会有更为全面和恰当的理解。

（二）文化立场与价值认同

余英时1991年发表《钱穆与新儒家》，[36] 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讨论。究竟应该如何解读这篇文章？尤其是如何由该文涉及的问题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时的关系？恰恰需要从文化立场与价值认同这样一个更大的视角去观察，方可有恰当的回答。

余英时撰写《钱穆与新儒家》一文的目的，是要将钱穆与牟宗三、唐君毅所代表的“新儒家”划清界线，同时也意味着自己不愿被纳入新儒家的阵营。不过，早在余英时撰写此文之前，1986年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七五”规划在将“现代新儒学思潮”确定为重点研究项目之一时，不但将钱穆包括在内，也将余英时作为其中之一。这说明在广大的中国知识界看来，钱穆和余英时不仅学术思想的主要领域和贡献在儒学，其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也是儒家的。就此而言，他们和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以哲学为专业的新儒家并无根本的不同。而在余英时的文章发表之后，刘述先更是从这一角度详细论证：无论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来看，还是就学术思想的主要领域和贡献而言，钱穆都可以被称为“新儒家”。[37]刘述先不仅根据当时一直在新亚求学的陈特的亲证，指出1958年时钱穆与唐君毅在新亚同舟共济、情谊甚笃，彼此尚未有不融洽，更找到了张君劢邀请钱穆联署《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以及钱穆婉拒的原始信函，证明了钱穆当时自陈与张君劢、唐君毅和牟宗三彼此论旨“十符其九”、“臭味相近，识者岂所不知?” [38]不能不说，无论是于理还是于据，刘述先的论证都是非常有力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余英时将钱穆划出新儒家之外，其标准并不基于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然而，判断是否“新儒家”，本应根据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来加以界定。就此而言，非但钱穆，余英时本人也当之无愧可以说是“新儒家”。他之所以既将钱穆划出新儒家之外，自己也不接受新儒家的称号，其实是因为不屑于和那些在他看来品行不足以当“儒家”之名者为伍。对此，有一次笔者曾当面向他请教：“余先生，您不愿接受新儒家的称号，是不是并不是因为您不认同儒家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立场，而是不愿意和个别以新儒家名号相标榜而品行不足以当之的人为伍呢？”他应声而答曰：“当然。”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因此，如果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来判断的话，钱穆和余英时都无疑可当“新儒家”之名。对于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将“新儒家”仅限于狭义的熊十力一派，刘述先回应说：“如取狭义，那我也不是新儒家。如取广义，不只我不否认自己是新儒家，就是英时兄，尽管在主观上抗拒这一称号，就他对中国文化价值的肯定而言，也有充分的理由被称作新儒家。” [39]“由这个观点着眼，钱先生与英时兄都是当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尽管英时兄不喜欢这样的称号，套一句大陆流行的用语来说，只怕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可以转移之事。” [40]这一理解，恐怕是很多人都会认同和接受的。

事实上，余英时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他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对新儒家的不满，更多地并不是指向熊十力、唐君毅和牟宗三这些所谓第一、二代新儒家。他曾不止一次亲口说唐君毅和牟宗三是有真信仰的人，并一再称赞牟宗三“潇洒、率真”。牟宗三1995年4月12日去世翌日，刘述先便收到了余英时一封传真的信函。其中，余英时这样写道：

弟能为新儒家作一“诤友”，亦未尝不好。前文未说新儒家的正面贡献并不表示弟存纯否定的态度。……惊悉牟先生逝世，弟闻讯后甚为悲怆。回想唐、牟诸先生自1949 年以来之苦心宣扬并发挥儒学，为中国文化留一线命脉，其精神之可敬佩，人所共见，弟亦何能视若无睹。弟于牟先生之淡泊自甘、胸际如光风霁月，一向很敬重，此兄所素知。牟先生既逝，老成凋谢已尽，此下恐再难复观此等可敬爱的典型人物矣。 [41]

这段话写得情真意切，发自肺腑，绝非敷衍客套之词。而“此下恐再难复观此等可敬爱的典型人物矣”一句，既表达了余英时对牟宗三辞世的伤感之情，无形中也流露出他对牟宗三之后新儒家人物的某种看法。至于余英时自己一生所做的工作，单单就其卷帙浩繁的那些著作而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何尝不可以说同样是“为中国文化留一线命脉”呢？

笔者之所以不嫌费词要讨论余英时撰写《钱穆与新儒家》的相关意义，关键是要指出一点：要分析和理解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的关系，除了充分掌握两人之间的交往之外，还要把他们的关系放在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这一更大的脉络之中和背景之下予以观察和分析。如此才能不至于一叶障目，被一时一地的事件所限。

而如果从文化立场和价值认同来看的话，借用余英时自己常用的一句话来说，唐君毅和余英时之间完全可以说是“所异不胜其同”的。他在给唐君毅的挽联中所谓“道本同归”的正说以及“我岂异趣”的反问，昭告世人的不正是他们两人本是“同道”吗？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唐君毅和余英时一生的关系，新亚改制风波所造成的误会和遗憾，不过是一个短暂和小小的插曲。从大处着眼的话，就“1949 年以来之苦心宣扬并发挥儒学，为中国文化留一线命脉”来说，余英时绝不仅仅是唐君毅等新儒家的“诤友”，更可以说是同气连枝、并肩作战的“战友”。

唐君毅和余英时两人毕生念兹在兹的，都是如何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与激荡中一面吸收西方文化的优良成分，一面立足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中西文化双向批判与吸收的过程中，使中国在步入现代文明社会的同时，保有并发扬传统文化中值得向世人推荐的精神价值。就此而言，在中国“浴火重生”这一至今仍处在进行时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唐君毅和余英时各具风采，但又何尝不可以说他们和钱穆一样，堪称“一生为故国招魂”的中华士人呢？在为唐君毅铜像所写的铭文最后，余英时所谓“明道救世，上承前哲；肫肫其仁，垂范后昆”，固然是对唐君毅的描述；而在余英时也已驾鹤西去的今天，从我们后辈的角度来看，这句话不也可以说正是余英时自己的写照吗？薪火相传，不绝如缕。唐君毅和余英时，正是中西文明交汇大道上的两位行路人和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