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7 6 月, 2024 7:14 下午

【按:中共居然曾以「考虑到长期以来您在著作里采取歪曲、攻击、谩骂中国及其人民」的理由,而拒绝赛珍珠访华,这个史料令我什为惊讶。一个自诩代表人民的政权,反感以描写中国农民而著称的一位西方作家,其杰作《大地》甚至令她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当年盛赞农民革命及中共的中国左翼作家们,也是鄙夷赛珍珠的,这当然不是巧合,而有深刻的文化原因,即激进主义,赛珍珠虽然左倾,反而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容我再引述康正果评《大地》时的金句: 「赛珍珠笔下的人物其实写得颇有木刻效果和拓片墨韵,一不像鲁迅那样把单纯的写黑奉为目的和价值,二不像巴金那样靠滥情赚读者的眼泪」《肉像与纸韵》。 】

赛珍珠以描写中国,摘走了1938年的诺贝尔桂冠。瑞典学院的授奖评语是﹕「由于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这描述是真切而取材丰富的﹐以及她传记方面的杰作。赛珍珠杰出的作品﹐使人类的同情心越过遥远的种族距离﹐并对人类的理想典型做了伟大而高贵的艺术上的表现。」她的文学创作﹐恰好又与中国的「五四新文化」几乎同步﹐而她同五四文人之间﹐似乎又有某种紧张。这是很有趣的一个文学现象。

横扫东西方的文化风暴

赛珍珠可能是近距离观察「五四」这个现代中国起点的唯一西方作家。一本标明为「文化传记」的赛珍珠新传的作者彼得‧孔恩写道﹕

『「五四」成为中国人定义民族文化和现代世界角色的一个概括时期。其结局是杂乱而不确定的;一位学者描述这个运动﹐是「马克思﹑易卜生﹑佛洛伊德﹑杜威﹑罗素甚至儒家的折衷和混杂」﹐但重要的是转变已经发生。赛珍珠恰好在这浮躁的片刻开始写中国。在那躁动中她处于特殊而优越的位置审视周围:她懂中文和中国最好的文学﹐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很久﹐而且接近那些创造新文化的人。她的情形在美国文学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没有第二个类似重要的美国作家﹐文学上的成熟是赖以如此彻底的吸收其外国的智性生活的。无疑﹐文化激变是赛珍珠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的主题﹐这篇文字题为『中国也如此』﹙In China, Too﹚写于1923年,刊于『大西洋』月刊1924年一月号。同当时时髦的华丽风格不同,这篇文章比较了1920年代横扫西方和中国的社会变迁。赛珍珠的主要观点﹐认为现代化压力也重塑着中国人的公众和私人生活,虽然中国是一个比西方更古老保守的社会。 』

孔恩指出﹐这是一场席卷全世界的文化风暴﹐他也略微比较了风暴中的东西方﹕

『二十世纪头十年展现了文学和艺术的一系列剧烈嬗变,从中国一直横扫到西方世界。在欧洲和美国,美术﹑诗歌﹑小说﹑建筑和音乐﹐均由文艺复兴带来的基本变局而汇成不协调的高涨,毕卡索﹑ Matisse﹙法国画家﹚ ﹑ Yeats﹙爱尔兰诗人﹚﹑Pound﹙美国先锋派诗人﹚﹑James﹙美国流亡作家﹚﹑Frank Lloyd Wright﹙美国现代建筑风格先驱﹚﹑ Stravinsky﹙俄裔美国作曲家﹚以及许多人合作创造了现代主义的多样化﹐将支配二十世纪大西洋两岸的文化。中国在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个文学革命。 』

他说:

『那是以北京大学为总部的一场全国性暴动﹐陈独秀﹑胡适和蔡元培领导。持异议者称之为中国文学﹑哲学和政治传统的彻底重建”﹐『新青年』反对儒家思想﹐“为科学和民主政治的价值背书”,主张白话取代文言﹐“以政治方式介入语言学的争议是明显的”﹐“惊人成功的迫使公共政策和习俗的改变﹐教育阶层中也认同文学标准以粗俗代替典雅”。“赛珍珠目击了这场「文化暴动」。只有很少几个象她这样的西方人注意『新青年』上面陈独秀与胡适的辩论……赛珍珠并不夸张的称那个时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时代」。 』

赛珍珠并不是一个学者﹐她有她的观察角度。她在刊登于美国『国家』杂志1924年十月号的一篇随笔『中国学生的心灵』﹙The Chinese Student Mind﹚里,描述她班级里那些中国学生的慌乱﹐是“两种完全不同之文明的冲突下无助的受害人”。她说﹐这些学生的父母在“家庭生活的家长制”当中训练他们“保守,服从和依赖”﹐可是中国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那种与生俱来的深刻烙印使他们因为是中国人而且是男人﹐就天下无敌般的傲慢。他们永远被赋予作为男人的特权,因此可以获得家庭财政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最好的衣服和额外补贴,此外,他们也可以要求别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欲望。”这些年轻男人到学校学英语和其他西方的科目,他们惊讶的发现“现代文明完全不欣赏古典,而且是神经过敏﹑紧张﹑精力充沛和反偶像的。”由于失败﹐许多中国青年转向以西方为师,却发现西方意识与西方个人﹑国家的行为之间的距离极大﹐西方的教师包括许多传教士,宣传美国和欧洲国家“是纯粹的伊甸园”﹐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却瓜分中国﹐中国学生也被事实所教育,他们学来“什么是势力范围,和赔偿﹑惩罚措施等等。”这些学生最后懂得“美国﹐甚至美国,都通过日本向中国倾销吗啡;英国也不甘落后,加速鸦片的额外供给;毕竟﹐香烟是比福音更成功……”从赛珍珠的笔下﹐我们依稀可以看到那种「反西方的西化」﹐正是中国延续至今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源头。

互相不欣赏

从文化和文学的角度﹐赛珍珠并不欣赏五四文人的反传统和西化﹐然而吊诡的是﹐美国出版界一开始是怀疑她笔下的中国的﹐她写出第一本书时三十岁﹐大学毕业后还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因此猜测她一定是接近了哪位中国作家﹐并得到他的专业指导﹐才完成她的小说的。赛珍珠的确也给友人写信说她的苦恼﹕“我怀疑它的价值,但是我能让谁来判断呢?”正如我在「赛珍珠与徐志摩」一文中说的﹐赛珍珠的传记作者都从「恋情」衍发出来一种「合理想象」﹐认为她是求教于徐志摩的。 『冲突中的女人』认为﹕“假如徐志摩有空﹐她写完第一遍肯定会去找他﹐但是现在他完全陷在他妻子的债务和疲惫不堪的教授责任里”。没有任何资料显示真实情形究竟怎样。

如果谈到「判断」﹐我就很好奇﹐「中国的雪莱」会对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夫﹑小脚女人说些什么﹖而赛珍珠又能接受他的「专业指导」吗﹖要知道她可并不是一个「五四青年学生」。

顺便提一下﹐「老百姓」的影子在徐志摩笔下是很罕见的﹙似乎只有一个短篇『家德』的原形是徐家老佣人﹚﹐在『眉轩琐语』里他那些美不胜收的「雨后山光」文字之间﹐有这样的句子﹕“有挂香袋老婆子三人﹐即飞来峰下揭裾而私﹐殊亵。”借用此例并无贬义﹐只是觉得徐志摩与赛珍珠﹐兴趣﹑价值观可能大相径庭。也许,形象一点说,徐志摩倾慕西方,总是想“飞”,而赛珍珠似乎只愿意沉入中国的大地,她写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就叫『大地』。在那个时代,这几乎是一种“霄壤之别”。

从梁实秋回忆的一个细节﹐大致也可见出赛珍珠与中国五四文人﹐是互相不欣赏的﹕

『一九二六年秋我应聘到东大﹙国立东南大学﹚授课﹐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是张歆海先生﹐也是和我同时到校的﹐每于教员休息室坐等摇铃上课时﹐辄见赛珍珠施施然来。她担任的课程是一年级英文。她和我们点点头﹐打个招呼﹐就在一边坐下﹐并不和我们谈话﹐而我们的热闹的闲谈也因为她的进来而中断。有一回我记得她离去时﹐张歆海把烟斗从嘴边拿下来﹐对着我和韩湘玫似笑非笑地指着她说﹕「That Woman……」这是很不客气的一种称呼。究竟「这个女人」有什么足以对她失敬的地方﹐我不知道。 』

赛珍珠与鲁迅

然而﹐赛珍珠却是欣赏鲁迅的。在自传『我的数重世界』里﹐她毫不掩饰地质疑「中国的雪莱」那段文字之后﹐紧接着便提到鲁迅﹕“终于﹐病态的罗曼蒂克主义逐步得到纯化﹐最强烈的意念又回到自己人民中来了。周树人﹐或像他称自己那样叫「鲁迅」﹐也许是第一个意识到自己虽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只要把自己找到的新情感使用于人民﹐就能摆脱简单的模仿。于是﹐他开始写随笔﹑短篇故事﹐直至小说﹐写的都是简朴的普通人。 ”她还提到郭沫若﹐称之为「my own favorite」。

老实说﹐我很吃惊赛珍珠对鲁迅的看法竟如此简单﹐未知她是否了解﹕首先是鲁迅反传统之激烈﹔其次﹐鲁迅「吸收」的主要是从日本转手的非纯西方文化﹐设若他像徐志摩那样学一点浪漫主义﹐也许不会那么偏激﹔再则﹐鲁迅对中国「普通人」的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绝非民粹主义的普罗文学。

鲁迅的刻薄﹐恰好也反映在他对赛珍珠的看法上。 1939年「与姚克书」中他写道﹕“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即如布克夫人﹐上海曾大欢迎﹐她亦自谓视中国为祖国﹐然而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而已……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只有我们做起来﹐方能留下一个真相。”

我们似乎也不必去理会他们两人之间的隔膜﹐但赛珍珠推崇鲁迅是明显的﹐以至她后来获诺贝尔奖﹐在授奖仪式上的一篇演讲﹐题为「中国小说」﹐其中不少资料和观点都引自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然而更有趣的地方还在于﹐赛珍珠在中国的生活环境﹐无论是幼年的镇江﹐还是后来的皖北宿迁乡村﹐使她能接触到的﹐都是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从这种生活经历演化出来的文学观﹐也使她从推崇鲁迅﹐进而到欣赏中国的左翼文学﹐虽然她的政治理念其实是很反共的。 1934年赛珍珠回美国前﹐到北平拜访斯诺夫妇﹐约请他们采访左翼作家。她自己迟至1972年﹐在最后一部作品『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还提到﹕“后来有许多中国的作家写了有关农民的作品﹐鲁迅就是其中很有名的一位﹐丁玲和我那位极好的朋友老舍也都是很有名气的。”

可是﹐七十年代老舍早已跳了太平湖﹐丁玲恐怕也还在哪个干校里劳改呢。虽然远在美国的赛珍珠还在夸赞他们是写「人民」的作家﹐但荒诞之处正如一些文学史专家﹐如哈佛的李欧梵﹑北大的黄子平后来指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五四」和「延安」两个语境﹐终于从「文学革命」彻底变成「革命文学」﹐左翼作家们笔下的「老百姓」﹐也终于以「高﹑大﹑全」的姿态统治文坛﹐中国也只剩下「八个样板戏」还在舞台上……这种结局﹐都是同当年梁启超主张文学可以改造政治﹑鲁迅又进而认为可以改造灵魂分不开的。

被遗忘的赛珍珠

至今未见有人将赛珍珠的小说﹐也纳入中国现代文学里来作这一类研究﹐那恐怕因为她是用英文写的﹐仿佛同中国式的「文学」和「革命」无关。然而有趣的是﹐1992年中国大陆云南出版社有一本『赛珍珠研究』出版﹐开宗明义声称“本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专著”﹐竟到九零年代还在用“封建末世”﹑“阶级斗争”﹑“中国出路”一类思路解读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而这还算是中国对她的唯一纪念。

美国对她的研究也很寥寂﹐以至彼得‧孔恩那本「文化传记」的序言﹐就叫做「赛珍珠的再发现」。孔恩感慨道﹕赛珍珠为两代美国人创造了「中国」﹐可她却从美国文化视野中消失了﹐“赛珍珠再好不过的证明﹐一个作家曾笼罩在我们文化的景观上,而她的消失则损害了我们的历史理解力。”他也引用一位批评家的话:“我们应公平地承认﹐凡是广泛被阅读的﹐或在我们感知的文学历史里保持活跃影响的文本﹐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至少眼下应判断它们是高质量的。”

然而我却觉得﹐被遗忘也比被曲解来得好些。

虽然我们无奈已成了「异想天开」的子孙﹐假若撇开对「五四」的论定﹐和白话文的功罪﹐我还是想说﹐徐志摩是一个语言大师﹐他的散文和诗﹐至少是「五四」的一个峰颠﹐他把中国诗文的雅致和神韵领进了现代。可惜他身后无人。赛珍珠无法欣赏徐志摩﹐可能同徐无法欣赏她一样﹐假如他们真的认识。我也想说﹐虽然赛珍珠欣赏鲁迅﹐鲁迅却并不欣赏她。赛珍珠最能沟通的一个中国人﹐可能是林语堂。林语堂是欣赏徐志摩的﹐他说﹕“吾于白语诗念不下去﹐独于志摩诗念得下去﹐其散文尤奇﹐运句措辞﹐得力于传奇﹐而参任西洋句法﹐了无痕迹。”

徐志摩是否也从“中国文化视野中”消失了呢﹖

赛珍珠在中国就消失得更彻底。不过﹐以我的私心﹐消失不消失﹐有什么当紧﹖反正他俩都真实的活过﹐活得敢爱真爱。中国还有没有人知道七十年前﹐在南京﹐有一个赛珍珠﹐又怎么样呢﹖她自己知道就够了——

「早晨我走进阁楼……面对窗户。那扇窗户和花园一直活在我心里。我看见绿草地,顶着墙壁的竹子,城市上空拥挤的屋顶,被巨大的城墙包围着。那城墙的远处是紫金山……我的故事是从我的生活里迅速成形起来的﹐它们是活生生的,我对农夫和中国普通人的感觉,我喜欢爱和欣赏他们。我试着去爱那些农夫,那么勇敢﹑勤劳﹑愉快和安分。很早我就发誓要为他们发出声音……我选择北方农村,和富庶的南方城市南京。因此我的材料近在手边﹐以及象自家人一样熟悉的人们……。」

——摘自《晨曦碎语》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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