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4 4 月, 2024 9:36 上午

【按:同一件事情,在不同时期,会冠以不同的名称,这是人类爱好的一种游戏。比如下引纽约时报这位经济记者彼得命名的「中美国」,前十几年一直叫作「全球化」,如我在下文中说的:「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我则从中文里面找了一个很生僻,却更形象的词来命名它:鬼推磨,还为此写了一本书,因为这件事情的确诡异而复杂,它是经济与制度、资本主义与集权统治、廉价劳力与福利消费、东方勤劳与西方享受,等等好几组风马牛不相干的东西,被奇异地结合起来,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此文预测这个怪物「正在衰落」,好景不长,我却觉得未必,因为人性需要的东西,很难退出历史舞台;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共创造了一个制度新种,令其穿越「六四」屠杀危机、市场经济、互联网社会三大生死关隘而毫发无损,人类至今尚未找到破解它的办法。 】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一位长年身居上海的美籍华裔律师,预言中共必将步苏联老大哥之后尘,分裂成十几个共和国,因为中国太多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对中共不服,宗教信仰者对中共的不满,使中国难以避免分裂。章家敦坚信“中共必亡”的理由,有十一端:

1、失业问题空前严重。整个中国至少有七千万至一亿三千万流民;
2、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二十年改革共产党领导无方;
3、中共道德真空,领导人腐化传染病,已成全国疾疫,无药可救;
4、国营企业严重失血,势将拖垮整个中国;
5、中国没有金融人才,金融业千疮百孔;
6、中共经改受益只在沿海城市,广大农民仍生活在贫穷线下,难以翻身;
7、法轮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其他宗教力量都将弱化中共的领导根基;
8、互联网使中共面临巨大的新挑战,民心思想再难控制;
9、中共领导人鼠目寸光,失去许多改革机会;
10、台独、藏独和疆独都让中共一筹莫展;
11、赌毒妓三大社会疾病日益严重。

康乃尔大学法学院出身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过去二十年居住上海,在一家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做事,同时又常为《远东经济评论》、《国际前锋论坛报》 、《亚洲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撰写中国评论,他得以亲身在现场从内部观察中国的各种“猫儿腻”,尖锐地指出,中国内在的各种问题和疑难杂症,将在获准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五年后,像山洪暴发一样溃决,完全不可收拾,而使中共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朝代,终趋瓦解。 WTO就是一个“打开潘朵拉的盒子”。章氏的《中国即将崩溃》(2001),其预言短期之内并未应验,却揭开了一个重大问题:中共在入世以后,是如何规避和违反WTO规则,自身既从经济灾难中逃脱,又坑害了全世界,这引发了日后的中美贸易战。 2006年那瓦罗(Pater Navarro)的《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出版,更系统地作出结论,中美贸易的巨大逆差,根源在于两国贸易规则的不对称性,中国以违反WTO规则之术,吸引美国企业迁厂至中国,造成美国自身制造业“空心化”;与此同时,中国又“窃取”美国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和出口替代,再将“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美国。

八十年代我们在“黄土地”上向往“蓝色文明”的时候,何曾想象到这样的未来?

美国经济衰退了,不是说明西方这个制度也是病入膏肓了吗?西方极乐世界会跟着东方的专制一道完蛋吗?眼下这种金融危机,假若不向中国或其他地方转嫁危机的话,美国自己渡得过去吗?美国财长保尔森一次次跑北京,逼迫中南海买单,而他知道这个共产党政府,其实就是一个“洋人的买办”而已,无论怎样它都会俯首帖耳的,它买“稳定”所花的钱,恰好是华尔街胡闹捅出的窟窿,而你让它当了这样的冤大头,又怎能不让它纵容中国人闹一闹“仇外”呢?可怜只在于,洋人得了实惠,而中国人只图了一时的痛快——发泄、出气、过把瘾,都是用外贸去支付的“精神胜利”药丸。上个世纪末中国的“爱国主义”迷狂,实在不需做更多的“思想史”剖析,它也就那么一点点历史渊源可以说道:近代中国的耻辱,就是源于“鸦片”那么一种“不平等贸易”,而今日中国委实不再是“东亚病夫”了,因为终于办了奥运会,却是由一个纵容“爱国主义”的、跟西方有极好默契的买办政府举办的,它的意识形态底线,是必须把批判“西化”放在第一位,再把“尊孔”放在第二位,体育则是一个笑话。

这样的意识形态于是便会孕育在野的、草根的“左倾”平均主义和民粹主义,去把近现代中国思想史再演义一遍。由此看来,这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跟中国的关系,跟一百多年前相比并无太大的改变,那些所谓“进步”,诸如资本主义处理劳资矛盾、福利主义、新价值观(民权意识等)的觉醒、南北(贫富、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缓和等等,在中国的国际范畴内效用微弱,中国人依然面对着一个并不仁慈、甚至是贪婪冷酷的西方,则中国的土壤,对于皇权或强人政治,便一点也不贫脊;精英对权力、政府的不妥协,也找不到着力点;权利意识远远没有诸如国家意识、平等欲望来得实际和有效。这是共产主义解体之后中国所遭遇的世道,它怎么会不让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呢?中国的主题依然是如何应对西方,不论是抵抗、反击,还是贸易、赎买,不论是枪炮还是集装箱,总之不是中国自己说了算,而是要到西方的账面上找齐,则中国人便很难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以及心平气和。

假如不是言之过早,如西方媒体所称这次“全球化”乃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新经济时代的来临,那么中国这次不仅没有错过“历史机遇”(八十年代话语) ,甚至还是领先者,其对后世影响剧烈,尤其在思想史意义上,创造了专制、集权下的现代化转型成功范例,近二百年的“现代化”目标可说达成,而“现代化”的含义只限于经济增长和外汇储备,也将作为范例而被接受。在近现代史上,尤其是在欧洲,其实不难发现由经济发展而引起的所谓“霸权”争夺,常常很容易将“民族国家”导向极权怪胎,德国纳粹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皆为显例。经济导向没有“政治民主”的必然趋势,“经济发展可以导出民主”,先前是一种宣传,后来是一个失败的假说,而所谓“全球化”也会导向“普世价值”传播的说法,恐怕亦然。西方的现实主义,也不会以“先起者”(第一世界或发达国家)的标准,去衡量后来者,而会新创“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标准,此是后话。但是,“现代化”吊诡却并未因此而取消,追赶者(后起者)所付出的代价,在二十世纪可定义为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暴政,那么,往后或许也可以拿中国作一新范例,其定义势必越出政治、思想范畴,而以环境、资源为新的衡量元素,解析一种“全球化”的负面形态。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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