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蔚县古蔚州:背负太行如何守卫大明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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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30日 来源:网络 原创 后宫地图三千

进出需走“城门”的古村

以苍莽大山——太行山屋脊“小五台”为背景,宋家庄镇上苏庄村显得遗世独立。几片老屋,一条石街,带着当年的尘土,寂寞地停靠在那里。高达五六米的土墙将它团团围住,要进村,就得找到唯一的通路,和把守村子的“城门”。

“城门”不仅是个进出口,俨然也是村庄的社交场。以门为界,内有袖珍的观音庙,外有微型的小戏台,几位村民坐在庙前广场闲聊。门两侧的土墙,那被夯成特异形状的墙疙瘩,竟是“一笔”、“一砚”,以求庇佑村内子孙多出状元、秀才。据说,当年为建造这座独一无二的“城门”,工匠花了许多心思,结果这一方案让村人最为满意。

走一遭古村,大概不过十多分钟。上苏庄的主街为东西向。一位老人说,每逢雨天,街巷内的流水,顺东高西低的地势而下,哗啦作响,愉悦灵动,老远都听得到,因此,人们把上苏庄的街叫做“响堂街”。假如从附近山上俯瞰上苏庄,它的形状很像乐器“云锣”,四围的高墙、东西向的街道为框架,一座座合院建筑好像锣挂架上,所以,上苏庄又称“云锣堡”。真是有声有色的地方。

当地人习惯将“村”称为“堡”,所以其实“城门”正确的叫法是堡门。上苏庄的堡门外有一洼池塘,几匹骡马拴在池边的柳树上愜意地饮水。上世纪80年代以前,村内未打水井,人、牲畜用水都靠这洼池塘。池塘周边也有零星的民居,生活既方便,景致也好。不过,村人说,住在堡门外,是贫穷的象征。原因很简单,相比堡内,那里的安全系数几乎为零在蔚县,走的地方多了,你会发现,堡门和城墙这样的村庄元素随处可见。也正如上苏庄一样,蔚县人把一处处小小的村落,全都建成幢幢森严的堡垒,外如城池,内为家园。

“八百古堡”,即为八百个村庄。

一座村庄,竟要依靠筑堡建垒才能有安全感?这背后藏着蔚县怎样的过往?

“蔚”的尊荣

对于蔚县,擅察天下之利的毛主席曾有所评价:“燕云十六州,蔚县是一州(古蔚州),是个大州。”

何出此言?这还要从蔚县未称“蔚”时说起。早在西周之前,此地就滋养出一个比“战国七雄”还早的古国—“代”。代地田肥水美、物产丰饶、山川特异,恰如“国”中之美玉。但太过美好,反而容易招致祸患,中原的、北方的;当政的、夺权的,凡是有野心的王者,都窥视代地、贪恋代地。它就像个天然的大竞技场,更换各色胜者,也付出动荡的代价。

北周宣帝大成元年(579年),朝廷宣布废除“代”的称谓,改置“蔚”州。它不再独霸方,却仍是举国安危的关键棋子。这一角色,可以用六个字来形容——“临边用武之地”。

为一个地方做个地理评价不难,罕见的是以国家的名义为其定义。事实上,唐代开元年间,蔚州便得到过这样的殊荣。天文学家僧一行主持在唐王朝的十几个点进行测量,将北极高度和四时日影的长度等一干数据记录在案。他要做一件什么事呢?他要定下中土的南北两极。南为安南(今越南境内),北即蔚州。

说起来,唐代在蔚州西北,还拥有安北都护府和单于都护府,但唐朝统治者似乎并不想把它们设为帝国北极,而选择了蔚州。可能从控制力度和文化认同上,前者都难以到达,反而是蔚州,不能割舍。

它既受地形的保护——恒山、太行山和一道熊耳山,共同构成两个半弧环抱着它;也受地貌的滋养——一条壶流河,滔滔不绝地从盆地中央穿过。蔚州有险可凭,宜于防守。但更重要的是,略像眼睛状的蔚县盆地,窥伺着东南西北四方,所以,它还能控扼别地:向东有孔道通向北平(北京);向西一条阳关大道直趋晋地大同;北面山势稍低,却不乏迎击北方来敌的屏障;南面高山横亘仅可通过飞狐峪南下一过此峪,进入涞源就再无险可守。

蔚县县城可不是自古便固若金汤,至少明代以前不是。否则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授命夺“蔚”的计划应该还会再推迟些。

那是公元1369年,朱元璋挥师将元朝最后一个皇帝—一妥欢贴睦尔,赶回了他祖先起家的大草原。就在征北大将徐达夺下北京城的同一年,他的下属张温接了一道紧急军令,命其统兵攻打一个叫蔚州城(今蔚县县城)的地方。为此徐达还与张温密谈良久,恳切地指明,能否夺取此地,关系到新眀王朝对抗蒙元的北方大业。

从前的蔚州未受到应得的重视,历史给了朱元璋一次“翻盘”的机会,他怎会再轻视“蔚州”?这才有了张温手中的这道军令。

张温大军星夜奔袭,做好了打场恶战的准备。预想着种种可能的情况,而迎来的却是完全意料之外的结果:当大军兵临蔚州城下时守城知州楚宝善竟主动开城相迎,率众投降了。

分析起来,固然是由于楚宝善觉得元朝大势已去,抵抗无用。此外,当时的蔚州城自北周大象二年(580年建成后,便未有大修、扩建想来也没什么坚守的资本。一个重要的证据是,《蔚州志》里明确记载,元代的蔚州城连城砖都未用,城墙完全夯土而成。

铁城”心机”

元明鼎革,蔚州城在握。朝廷再次降旨,于是蔚县盆地的命运,也再次发生巨大转折。改变的迹象,就从重修蔚州城开始。

蔚州归于大明王朝五年之后,守将廖允中接到重新修城的命令。

同时,朝廷又在此地设立了地方军事防卫机构——蔚州卫,蔚州从此“卫”、“州”并立,用今天的话解释,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地方。军阝方面,敕命周房为蔚州卫指挥史。而这位新上任的指挥使,所做的第一件事仍是加固蔚州城,使之变为蔚州境内官修的最强固的建筑——军堡。

乍听起来,这一工程并不繁冗复杂,然而开工到竣工,足足用去了7年(也有记载说是10年)。功夫不负有心人,修成之城,果然尽显边关重镇的意味,这固若金汤的架势,被称为“铁城”。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古建专家罗德胤曾深入蔚县多年,从他珍贵的调研资料中,可以看出这座城池规划之独特。如今置身实地,体会则更深——重修蔚州城,一切从防御出发。

一座老掉牙的“旧城”摆在眼前,假如你是周房?从哪里开始呢?勘址。

周房眼中的旧城,具有地理位置的优势。根据1987年测绘的蔚县地形图,壶流河流经蔚县城西北方时,向北兜了一个近似半圆形的路线,对小城形成半包围之态,从古代堪舆术来看,是所谓“腰带水”,大吉。假如同样是这类弓形河流,弓背方向朝着城池就是糟糕的“反弓水”了,反弓水旁的建筑,必然处在冲蚀岸上,难免遭受洪水的侵袭。但令周房心情大好的,未必是这点水文优势。

重要的是,城在南岸,完全可以把壶流河当作道军事天堑前文提到的玉皇阁,同样具有深刻的军事防御意义。为了这个目的,周房放弃了传统中国城池恪守的“礼制”。将古城改为“凸”字形突破四四方方的结构。北方突出的部分,设置座庙宇,而非北城门。为何如此?凭楼临风,可以获知一部分答案。

高高在上的玉皇大帝,只是个表象。重要的是它千金不换的地理位置处在县城及周边地势最高的台地上,极为适合“远眺”。古城以北的田野赫赫在望,展开了一幅河山的画卷也提供了瞭望来犯之敌的场所。玉皇阁高大巍峨的主体建筑上,“目穷千里”四字匾额道出了建筑的实质,它是一座望楼。这楼其实另有个很威武的名字——“靖边楼”。取名“靖边”,饱含对抗残元蒙古势力的愿景。

古城其余三面都开了城门,南曰“景仙门”,西曰“清远门”,东曰“安定门”。唯独北面不开门,还有一层作用。蔚州城的台地北高南低蒙古骑兵从北方冲来,极有可能形成压倒优势而冲破城门,如今北面不仅变成个闷葫芦,还顺着城壕把地势加高了几米,可谓高枕无忧了。

周房绞尽脑汁想出的另一项城池规划,更加突破常理,即用街巷来摆迷宫。

受《周礼·考工记》深刻影响的中式城池,往往谨守“中轴对称”的布局原则。可蔚州城却没有这样南北贯穿的“中轴线”。当我们走下巍峨的玉皇阁,向南方入城,假如没有向导的带领,很难径直找到任何重要建筑的位置,至于本该南北对应的南大门——“景仙门”,与玉皇阁更是完全不在一条直线上。

1937年,时人杨震亚为蔚县县城绘制过一幅《街巷形式图》,从图上观察,城内许多标志建筑间,皆没有直通的道路。各城门之间尤其如此。单就一条街而言,往往有起点而无终点,也就是说,顺着一条街走下去,未见到任何地标就戛然终止,成了死胡同。这种城门与街道、城门与城门之间的错位,以及无标志性的街道设计,有何好处?很难有别的解释,目的应该只有一个——令来犯之敌宛如堕入迷宫。

大规模重建蔚州城池的任务基本完成后,踌躇满志的卫指挥使周房开始策划“城市之心”——鼓楼的兴建。

据说,经过多次勘察,反复和幕僚们协商,最后通过卜卦获一吉地——“得城中央,面势清旷,风气爽垲”。建成之后的鼓楼拔地而起气势非凡,砖券拱门上刻四个苍劲有力的隶书“初哉首基”,这是《尔雅》一书开头的四个字,周房憧憬着蔚州城欣欣向荣的未来,整个蔚州的一切也从头“开始”了。

蔚州城是个“铁城”,环卫州城的个个村子也必须是“铁堡”,才能使蔚县盆地真正起到锁钥的作用。这还要从迁“军户”人蔚做起他们是戍守的勇士,也是村堡的“建筑师”。

蔚州城里的十万军户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下令“军屯”。为了兵员的充足,军备来源自给自足,还决定将“军户”、“民户”户籍分开,分别世袭。这意味着什么?父当兵,子必参军入伍,这种祖祖辈辈的军人家庭除了打仗,还需种地,当然“军户”的待遇也比“民户”优厚,耕作的工具由国家来提供,还可以免去一些徭役,而且更受社会尊重。

那么“军户”从哪里来呢?除了将军队驻扎下来,变为屯垦者之外还有收抚边民,再有便是“徙民”,也即移民。明初蔚州城曾“城中道尽暴骼,满目纵横,尘肆凋敝,粟竭财殚”,这样破旧的卫所,显然难以抵御胡兵的寇掠。

一个国策,改变一方历史。《明实录》中有这样的话:“…北边沙漠,屡为胡虏寇掠,乃命指挥冮文徙其民…”又统计户籍、给予耕牛、钱粮、衣衾。这其中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即当时的卫所武官可能拥有相当大的地方管理权,进而为移民提供国家补给,并将他们转为“军户”。朱元璋对残元势力的不懈打击一直延续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此之前,迁入蔚州的移民,甚至本地的居民,几乎全成为“军户”。

包括《蔚州志》在内的各种文献,对于蔚县军户的记载颇多,对于民户的记载几乎为零。在距离县城较近的宋家庄,我还探访过一处“苏氏祠堂”,祠堂壁画和门口的碑刻都分明记载着,这户人家的祖上,是宣府镇的一位将军。另有一份蔚县家谱记载,某李氏军户祖先来自山东东昌府,“以武功迁蔚”,“后由百户升指挥,领千户”……由此想来,在山西位高权重的刘家,假如真是洪武初年来蔚,便很可能也是“以武功迁移而来,并且受到某位王爷的赏识。

明初蔚县的全民“军户”运动,不仅印证了朱元璋对垒残元,守住“蔚州桥头堡”的决心,也全面改变了蔚县的社会结构,抹去了古“代”地土著的痕迹。

有模范的城,就有非凡的堡

明初蔚州社会的秩序就这样建立起来了。而那时,蔚州有多少居民呢?只看《蔚州志》中军户的记载,约15万…何等庞大的数字。蔚县最大的官堡——固若金汤的蔚州“铁城”,挺立在这些人的视野中。但这不够,防线上,还需要更多堡垒。而蔚州城就是样板,是模范。

说起明初轰轰烈烈的“造堡运动”,就不能不提一个名词——“九边”。在与残元势力南北相峙的日子里,朱元璋在大幅的战图上挥手画了一条线,于是,从东临渤海的“辽东”到西部边陲的“甘肃”,陆续设立了九大边塞重镇,派重兵把守,是为九边,后来完建的明长城,几乎就是沿着“九边”的走势修造的。蔚县北方那一镇——“宣府镇”,号称九边之首,扼守蒙古各部南下华北平原最直接的路线。宣府镇的设立,无疑减低了蔚县的巨大压力,它能不能成为蔚县的一粒定心丸?很难。尤其在燕王朱棣升级成为明朝第三任皇帝以后,因为朱棣要迁都。

朱元璋设立的国都在南京,他的继承人朱允炆也是,但朱棣却要回北京登基,为什么?有人说他害死朱允炆,在南京登基于心不安;也有人说北京是他的“龙兴之地”根基深厚。在我看来,这或许都是原因,但也都不是最重要的。

朱棣和他父亲朱元璋一样,心机重重。不过,他们对于一件事的态度却截然不同—一封藩。朱元璋不信任与他携手开国的功臣们,甚至不信任家族以外的所有人,那么北面防线谁来守?他的儿子们,也就是藩王。朱棣就在这一举措下做大,因此他最不信任的是藩王。他一登基,便撤走了九边上所有的藩王,北边防线一下子悬空了。

好在朱棣戎马一生,与蒙古游牧民族打了一辈子仗,他决定迁都北京,自己的边疆自己守。由此可见,定都北京,其实是个无奈之举。后来,朱家那些不擅骑马打仗的子孙,深为处在边疆上的皇都所紧张,明英宗还有了“土木堡”的灾祸。

北京离前线空前的近,宣府和蔚县的压力就空前的大。只有增加防御纵深一法,步步为营,也即“步步修堡”。曾看到有人总结了一张宣府镇堡垒防御层级表,宣府镇的堡垒何其多。蔚县是宣府南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蔚州,众多“军堡”首先建立起来了。

其他“军户”呢?当个体的命运与这片土地绑定在一起时,他们也开始效仿蔚州城,效仿军堡,建起更有防御力的家园,这类由民众集资兴建的堡城,被称为“民堡”。民堡除了防兵燹,也防匪患。有人想当然地将它们进行对比,认为官堡大且坚固,而民堡普遍较小,防御性能一般。我却不这么看。城堡的防御能力,除了坚固的外表以外,修建时的智慧尤其重要。

在县城东北,有一处叫桃花(桃花堡堡城已毁)的地方,分布着一些特殊的堡子,因为地处偏远,一些堡子甚至被废弃掉了。我却对它们产生了兴趣。其中有座羊圈堡,很好地保留了建筑者建堡之初的想法。

其一,它正位于冲沟一角。蔚县境内遍布“冲沟”。而很多城堡都选择在靠近冲沟的地方营建城堡,最理想的位置是堡的后方及左或右方有较深的冲沟。因为冲沟内常有雨水或泉水汇聚,既给城堡提供日常生活用水的来源,也是天然的护城河。这与周房督建蔚州城的想法如出一辙。

其二,它虽然远离蔚州城,却也选择建在著名军堡—桃花堡的边上,这样,遇到敔情可直接求助驻守在军堡内的官兵。另外,也有的在多座小城之间就近建造,从而形成小型的城堡群。一旦其中一座遇到敌情,周边城堡便可驰援。桃花堡附近八座小堡,“水涧子三堡”等都在此列。

再者,城门不可多开,门越多越不利于防守。大一点的官堡、军堡最多开三个门,大部分堡城几乎都不会开北门,防御北面来敌的心思何等之重。这一点与蔚州古城相同,另外,街巷的布局、在北方营建庙宇(通常是真武庙)的传统,也与蔚州城如出一辙。

最为有趣的一点是,蔚州古堡内,往往还有一类必不可少的建筑戏台。有人说山西的移民多了,山西人爱听戏的传统也就一并传了过来但是军事专家不这么想。为什么有些古堡的戏台会建在堡门外面?它其实相当于“瓮城”的作用。虽然进出城堡有些不便,但也增加了攻城者的难度。

洪武年、永乐年、嘉靖年,是建堡三大高潮期。内忧外患一再推高蔚县人的建堡热情,以至于到了后来,建村必建堡。当地老人曾说,没堡的村是野村,是讨饭人住的地方,万不能学他们的样儿就这样,极盛时的蔚县古堡,有八百庄堡之称,它们和蔚州“铁城”、宣府重镇、九边大防、万里长城一道,构成无比豪华的防御工事。无奈的是,它们在孱弱的帝王手中,却成了没机会打出的好牌。

沉寂的古堡

前文中,我们曾提起一场“战役”——土木堡之战。明英宗朱祁镇,明朝因为这个名字而显得懦弱、失败。学者对于他有着出奇一致的评价宠信太监王振,启明代宦官专权之端。正统十四年(1449年),替代残元的蒙古势力瓦剌入犯,他听从王振之言亲征,结果在宣城附近的土木堡兵败被俘。耀武扬威的瓦剌也先,曾耀武扬威、大摇大摆地押解着他,径直穿过蔚县盆地,取道飞狐峪,南下掠夺。蔚县大军、森严的堡垒们全成了摆设。直到,大明王朝拥立了新皇帝,朱祁镇没了价值,才被作为顺水人情送还北这段明朝统治的插曲,让蔚州古堡遭遇了一次精神打击,或许强大的永远不是堡垒。

元、明、清已远去,堡垒也早已失去任何御寇、防匪的军用价值。

但蔚县人习惯了它,围墙围起的日子,便仍在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