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曾刮起的“杨沫热”和“张中行热”，前者多半由官方运作所谓“红色经典”，拿《青春之歌》给年轻一代洗脑，继续推行“爸道”（党是母亲），而张中行为人熟知后，却吊诡的为庸俗自私的余永泽“平反”；然而更吊诡的，则是此“双热”孕育了一个颠覆「红色」的血色，成为「我们自己子弟」世代的一道叛逆光谱，它潜伏在我的《西斋深巷》一组故事之中，可是今天读到老鬼书写自己告发同学的旧事，一如他反省自己「红色家族」的决绝彻底，无人可以比肩，他从小到老未改的，是真诚的性格，这或许也是「血色」的另一种诠释？ 】
沙滩中央宣传部大院门禁森严，有持枪卫士日夜站岗，我们住在院外的孩子要进去，得在门岗登记父亲的名字。我第一次进那个大院时还住在西斋，记得是去看一部电影,是跟着另一个西斋男孩平原一道去的，两人都在门岗报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平原他爸是“沙滩大院”的建造者，这个大院里的新办公楼和宿舍，都是他盖的，前面提过，1954年中直机关事务管理局接管“沙滩大院”，分配给中央宣传部使用，那时候平原他爸就是接管者之一，但是他在这里大兴土木之后，自己却住在简陋的西斋，一直住到终了。后来我家搬进大院去住，进出那门岗都要让卫士辨认一番，等他点了头才敢进去，天天如此。那时我很纳闷：整个大院二百多户人家、上千号人，那当门卫的大兵怎会有本事大人小孩个个认得﹖
门岗放行后，平原领着我去了办公大楼西侧的一个小四合院，里面一色亮红漆成的梁柱，给我印象很深。放映室就在一间厢房里，黑咚咚挤满了人。电影叫《青春之歌》，根据杨沫同名长篇小说改编，故事讲一个小家碧玉的林道静，不肯当男人的“玩物”和“花瓶”，离家出走，偶然被北大学生余永泽搭救，林却不愿与他共建爱巢，被他供养，又偶然接触到共产党人，最后投奔革命。这个五十年代大陆颇成功的“革命神话”，由于小说电影构建的艺术幻影，加上导演陈怀皑挑选天生丽质的谢芳饰演林道静，对当时青年来说，就不止是革命偶像，更是性偶像；但是杨沫的“革命叙述”，暗合了西方女性主义，也不是巧合，因为不久文革爆发，上台的“红都女皇”江青，不就是一个十足的女权霸主？更有趣的是，三十年后我读到王德威评《青春之歌》：“无非亦是女儿脱离邪恶父亲，投奔善良父亲的神话。小说的一纸风行，多少说明了读者的恋父爱党的狂热心情……毛文体及毛政夫的权威下，男性作者及读者其实更处在被阉割及被女性化的双重焦虑之下……毛爸爸一人当家，大家都成了（女）孩子。”这种对“神话”的彻底解构，何等痛快！
这个放电影的地方，叫“孑民堂”，而我很久都不知道“孑民”何许人也，就如同我们天天走过那栋红楼，却从不知道那是著名的“五四”发源地。我们被偶然放在中国现代史的源头之地，却活在一种被阉割的历史之下。七十年不算漫长，竟是面目全非。我要等到四十岁的时候，南下去浙江绍兴拜谒蔡元培故居笔飞弄，才破解“孑民”之谜，那是后话。
那天看《青春之歌》散场出来，平原问我﹕
“看过小说吧，知道作者是谁﹖”
“杨沫呀。”我说。
“她哥哥就住西斋，在我家前一排。”
西斋的人物不简单，虽然不一定是什么王宫贵胄﹑前朝遗老，誓如这位杨老先生，是中宣部的一位老会计，默默无闻，可他却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妹妹，一个是作家杨沫，另一个更著名，即电影明星白杨，几乎是大陆的影后。我当时的惊讶是，难怪杨沫会塑造出林道静这么个人物，原来她有一个更为天生丽质的妹妹白杨。
这点因缘还是由于我在西斋的玩伴平原。原来，杨老先生有一么姑娘，叫小渝，孤傲寡言，从不搭理我们这帮西斋男孩，她家又总是车水马龙，贵客盈门，也让我们敬而远之。谁料一场“文革”苦闷，竟将前后排的平原和小渝撮合成一对儿。文革后期，我再回西斋访平原一家，他与小渝已形影不离，我们三人常常一聊就到深夜。一日，小渝说﹕“我成芳姑姑来了，也想同咱们聊聊。”
白杨原名杨成芳，一九六六年上海的影星们因三十年代都同江青素稔，知她底细，几乎个个生死在旦夕之间，白杨就更倒霉。国民党中统头子沉醉，四九后成战俘坐牢，也写回忆录，列举当年戴笠熟悉的上海明星，其中也有白杨，导致她文革一来就被逮捕，单独监禁五年，释放出来成了一个老太太，话都有点不会说了。此刻她到北京来看哥哥，江青还在台上。白杨完全不知道“文革”是怎么一回事，每天听我们聊西洋景一样，她默默坐在一旁，银幕上那副沉鱼落雁之容依稀还在，只是憔悴，和一股内在的谦和。她浑身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化身。我们也问她，以江青那副张狂样，当年如何演戏的﹖她想想，说﹕“她个子高，身挑好。戏还是蛮会演的。”
小渝的另一个姑姑杨沫，我没见过，她似乎很少与她哥哥家走动。我和平原只是常听小渝讲她这个姑姑家里的稀罕事，其中有一桩，甚为诡异骇人，我至今难忘。那还在文革的1973年，小渝说她的一个表姐，即杨沫的一个女儿，同当时走红的男高音刘秉义相好，却突然服毒死了，公安局将唯一的嫌疑人刘秉义拘捕，关押在炮局，此时江青突然往炮局给他送了一件军大衣，侦办人员便拿他没辙了，这也是“文革”中轰动北京的一桩命案，至今没有下文。
小渝的这个表姐，小名叫“小胖”，她上面还有一个姐姐，跟她是同母异父，但是小渝从来没提起过。我在前文提到一本书《负暄琐话》，专讲五四和沙滩，文字清淡中透着学问，叙人记事娓娓从容，八十年代中叶忽然很流行，出自一位老北大张中行，慢慢坊间有议论，原来杨沫也曾跟他相爱过，几乎就是《青春之歌》里余永泽的原型，而他跟杨沫有一个女儿，就是“小胖”的姐姐，更惊人的是，张中行一直住在景山东街，也就是西斋隔壁的那个旧公主府。
两千年前后平原来信，我才知道，白杨﹑杨沫和她们的老哥哥，都在近一两年里相继辞世了。我不知道的是，大陆曾先后刮起“杨沫热”和“张中行热”。前者多半由官方运作所谓“红色经典”，拿《青春之歌》给年轻一代洗脑，继续推行“爸道”（党是母亲），而张中行为人熟知后，却吊诡的无意中为庸俗自私的余永泽“平反”。
比文学更温馨的则是，一些被尘封的史迹人影，又挖掘出来，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张中行和杨沫，曾在银闸胡同26号生活了快五年，这条胡同几乎就在红楼的对面。由此人们又挖掘出来，1923年沉从文也曾在银闸胡同，租了一间潮湿小房，仅够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木桌，他称为“窄而霉小斋”，从这里开始他的文学旅程，后来成为五四遗韵之下最优秀的散文家和小说家。
杨沫还有一个儿子，小渝说她这个表弟不知为何长不成人，文革一来，他回家用斧头劈开家里的大衣柜，遍寻母亲的稿费。这愣小子后来插队去了内蒙，几乎被整死在那里，还是杨沫求人把他救了出来。文革后，大陆出了一本很轰动的知青小说《血色黄昏》，作者老鬼，就是他，大名马波，我在国内没见过他，却不料到海外来几度跟他遭遇。
1989年秋，“黄雀行动”将我营救到香港后，秘密安置在沙田一栋大楼里，无人知晓，谁知居然有人来敲门，竟是老鬼，他说他也安置在这栋楼里，以致营救者认为我有暴露之嫌，立即又将我转移，并从速送我去了巴黎。到了巴黎不久，遇到协助流亡者的法国学者玛丽，她跟我说她在照顾老鬼，我说他这么大人了还要照顾吗？玛丽说，他跟你们不一样，整天哭，闹着回家。我才知道，诚如他表姐所说，老鬼还是个孩子，任性爱哭，跟谁也处不好。
转眼我又去了美国普林斯顿，听说老鬼进了罗德岛的布朗大学。旋即又听说他跑到纽约皇后区，一个人闷在家里，发誓要写《血色黄昏》续集。有个朋友去找他，回来跟我说，他俩喝酒时，老鬼诉说流亡之苦，孤独苦闷时常常拿皮带抽自己，还展示了背膀上的累累鞭痕。最终他回国去了，恐怕还是杨沫央求上面才办成的。老鬼回去又出了一本自传《铁与血》，接着又写了另一本《母亲杨沫》，非常受欢迎。老鬼的经历和个性，让我觉得是中国“红色文化”特征的一个极端﹕从那里长出来的孩子们大凡平庸，偶有天赋者，人格总是发育不全，还会伴随着某种幼稚型“血腥”（也许就是“血色”），在新西兰小岛酿出血案的诗人顾城也是一例，他是一个共产党诗人的儿子。老鬼有一点初衷不改，这些年来他的身影，一直出现在反体制的异议者队伍中，头上总是戴着一顶军帽。
摘自《西斋深巷》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