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DC.

19 7 月, 2024 3:57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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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国近现代史上,出了一个名词「国民性」,近年来已经消失在民族主义狂热中,因为那是一个贬义词,大众不爱听,可是大众却越发「飙起来」,并未见好。我们倒不妨再回溯一下这个「国民性」的含义了,它基本上就是鲁迅、柏杨的「丑陋」说,但是当「巨婴」这个词出现后,我觉得它被提升了,虽然后来连兰德公司都从「权利义务」那一套新论述,对它做了一番现代诠释,深刻地指出中国人之「国民性」要为「中华民族无未来」负责,等于重拾了一个最重要的「五四话语」。但是,最令我震惊的,反而是一个顶级智者对此的直观感受,又随口不经意地说出,那就是爱因斯坦的「中国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日记时,因为他使用了「时有歧视的极端词汇」,而犹豫要不要作删节,幸亏他们最后决定全部保留,才留下了又一份极珍贵的「中国国民性」(劣根性)观察记录,还因为出自一个最聪明大脑,而无可辩驳,奇妙又在于,有张照片出现:101年前,1922年10月,爱因斯坦和他的妻子艾尔莎乘船前往远东,历时六个月。当他们入住日本的酒店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外面等待爱因斯坦在阳台上挥手致意,这次旅行他们还停留香港、中国、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等地。 】

2015年美国前国务卿喜莱莉,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预测「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也有说此乃兰德公司的一个报告,有七个依据:

1、中国人不懂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2、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
3、中国人所说的政治就是欺骗和背叛;
4、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敬的生活意义;
5、中国人的价值观建立在私欲中,因为劳动力和商品都廉价,以及恶性竞争;
6、中国人还停留在动物本能上,追求食性两端;
7、中国式教育是失败的。

从西方价值观剖析中国人的「民族性」,引入「权利义务」两值,显然提升了这个概念。

再后来,又出现「巨婴」概念。

“巨婴”是中国心理咨询师武志红开发的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还有一个相近的提法,是余世存的“类人孩”,大概更接近文化学;两者皆显示,今人对中国人的社会人格的观察,已经逸出“五四话语”,但是都属于先锋、边缘论说,进入不了主流位置。

“巨婴”概念,为诸多中国社会问题找到了可以套用的理论,如网络谩骂、夫妻冷战、少女找“干爹”、病人砍医生……武志红一言以蔽之:“这是婴儿最基本的一个反应——找妈妈”;在一个更大的范畴,其实是“全民找妈”,乃是个体“幼稚化”、建构“超级国家霸权”、民族主义的副作用。武志红循心理学路径诠释的这个现象,也可以循解构学来诠释,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解读,中共自延安时代开始对中国人的“话语改造”,其最标准的做法,不是剥夺而是以偷换的方式,把每一个人的“自我”摘除掉,代之以革命“经典”所供应给你的“标准件”:在人们的想象和表达的对象化为空洞之处,代入超越性的、抽象的、抹平一切差异的意识形态话语,由此,中国人彻底失去每个人自己的语言,而是只说得出来体制让你说的话。更有意思的是,革命文学中贯穿着“恋父”(爱党)情节,从《白毛女》、《青春之歌》直到《红色娘子军》,都是“女儿”要找“党爸爸”。

“党爸爸”操纵下,我们可以很清晰看到,这三十年中国街头的两种骚动:

第一,对外“义和团”心态。 1999年5月的“炸使馆”事件和2005年四月的“教科书”事件、“钓鱼岛”事件,皆引发全国范围的反美反日游行,但是后两次反日的规模和范围,都远远超过1999年的反美游行,为“六四”后十六年来所首见,给人以“八九”盛况再现的错觉,更令外界惊诧中南海可以操弄民粹于股掌之上,钓鱼岛争端时砸日本车,南海危机时砸美国车,萨德冲突砸韩国车,德国辱华T恤砸德国车,但是人们在网上质疑:“难道真要买吉利金刚吗?”、“哪天轮上了打倒走资派,有车的一律砸掉!”——文革的残留影响还在。

韩国报纸评论,中国是一人式独裁的体制,一旦主席不高兴,即可以“煽动”人群做“报复外交”,这在正常国与国之间,几乎不可能存在;挟着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对于经济上的掌控来说,成为中国很好政治筹码。韩国网友也留言,一个过往以仁义礼智立国的文明古国,在共产主义的洗刷后荡然无存,“明明是大国,却做肚量小的行径,真遗憾”。仇日甚于仇美,中共可以调控,乃是一个服务于“统一大业”的精心设计,它涉及——

第二,对边陲的“大一统”心态。 “边陲”又有缓急次序的:台湾、西藏、新疆。近三十年来,边陲烽火连天,中共对疆藏两外族已不图安抚,只凭武力血腥靖边;而“台湾板块”孤悬海外,中国势力不逮,除了恫吓和围堵,无机可施,只有竭尽挑拨两岸民众情绪的民粹伎俩,大陆“巨婴”出来恶言相向“我们这边十几亿人吐口唾沫就能淹死你这个蕞尔小岛”之类,竟是模仿前秦苻坚“投鞭断流”的历史丑例;而北京刻意操作的两岸口水战,如张悬、周子瑜、陈艾琳、欧阳娜娜、宋芸桦等,均被扣“台独”帽子,“仇独”向“仇台”演变的趋势明显。

第三,草根与菁英的对峙,有两个词,“六亿人“和”公知“,最近在网络上出现新解:

1、“沉默的六亿人”,来源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 (李克强);

2、“公知”,不知不觉中,这词已经和“精日精美”、“崇洋媚外”划上了等号,在“六亿人”眼中,公知就是当代汪精卫、吴三桂,卖国求荣, “人人当诛之而后快”;

3、多数人说:“我们人多,一起烧死那个公知。”他们会用这个”烧“字,估计来自罗马教廷”烧“伽利略的可能性,小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巨婴”并非只在街头。 1998年6月29日柯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寄语“中国的下一代”,撇开现实政治只谈沟通和全球意识,结果七名学生就像街头“巨婴”,粗暴而功利地拿狭隘的民族主义回敬他,在全世界面前丢了北大的脸。人们似乎第一次感觉到北大的堕落。其实北大的历史从来就很可疑,如“五四”其实是中国现代灾难的一个发源地,既孕育了“爱国主义”也孕育了中共;一九四九以后北大教授们整个臣服毛泽东和马列主义,乃是陈寅恪怒斥的“衰翁变姹女”;1966年毛泽东也是第一个写信给北大发动了文革,所以北大不是今天才堕落的,后来“巨婴”出现在这个高等学府,不过是北大神话破灭的又一章节。

整个中国“巨婴”遍地,道德判断至上、是非判断两极化、非黑即白、自恋、攻击性、行为幼稚化、不知自尊和尊重他人、没有私域公域概念的区分,而这一切,又在中国暴富之后,由中国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而带向世界各地,国际社会惊讶地看到“中国巨婴”大声喧哗、随地大小便、争抢拥挤,甚至在埃及神庙刻字“到此一游”……。

其实,外面的世界看中国人,从来都是很不堪的。对于种族民族的评价,西方人如今被“政治正确”戴上了面具,绝对不敢说实话,反倒在九十七年前,有个绝顶智慧的西人,口无遮拦的说了他的观感,却是真实的。

1922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同年,与妻子艾尔莎(Elsa)有长达五个半月的远东、中东旅行。他在日记中,使用了时有歧视的极端词汇,记下了他对停留香港、新加坡、中国、日本、印度和巴勒斯坦时所见之人的印象。这部英文完整版,2018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

在香港,他对“劳苦众生——这些每天为了挣5分钱敲打、搬运石头的男男女女”表达了同情,他说,“中国人正因为他们的生育能力而受到无情经济机器的严酷处罚。”

他引用葡萄牙语老师的话说:“没法儿培训中国人进行逻辑思考,他们特别没有数学天赋。”他还写道:“我发现这里的男人和女人几乎没什么差别,我不明白中国女性有什么致命吸引力,能让中国男性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无力抵抗繁衍后代的强大力量。”

在中国大陆各地,他写道,他看到了“勤劳、肮脏、迟钝的人”、“中国人吃饭时不坐在长凳上,而是像欧洲人在茂密的树林里大小便时那样蹲着。一切都安静、肃穆。连孩子也无精打采,看起来很迟钝。”“如果中国人取代所有其他种族,那就太遗憾了。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光是这样想想,就觉得特别沮丧。”

在上海,他写道,中国的葬礼“在我们看来很野蛮”,街上“挤满了行人”;“空气中永远弥漫着各种恶臭。”“就连那些沦落到像马一样工作的人似乎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痛苦。特别像畜群的民族,”他写道,“他们往往更像机器人,而不像人。”

(文章转自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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