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育和 来源：思想坦克 2023 年 11 月 20 日
所有国家应该出于自愿将门罗主义当作世界性原则。任何国家都不应将其政治体制扩展到其他国家或民族，而且每一个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身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被威胁、不必恐惧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无论是小国、大国还是强国。 ──威尔逊，〈没有胜利的和平〉
日前美中两国元首「拜习会」在旧金山登场，依据白宫的新闻稿，美国一贯重申反对台海任一方片面改变现状，期待以和平方式解决歧见，而台海的和平稳定符合全球利益，并且呼吁中国克制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尽管并未见诸新闻稿或声明文件，但在拜习会前后，资深官员与多家媒体都提到了拜登呼吁习近平不得干预台湾选举。
台海冲突固然并非此次拜习会主要议题，然而拜登提及台湾「内政问题」并不寻常，一方面，当前的状况不若当年李登辉抛出「特殊国与国关系」，台湾一方引起「片面改变现状」疑虑的状况；另一方面，中国对台湾的「介选」已是常态，差别只是手法粗细，过去也只有在中国公开激烈反应时，美方才有所回应。如今，拜登「主动」提及、呼吁或警告中国介选，所欲传递的讯息显然并不是过去的老调重弹。
例外，而非孤立
1823年，面对欧洲大陆「神圣同盟」有可能影响列强海外权力平衡的情势，在英国的斡旋下，美国总统门罗在国情咨文中表明美国的态度，这个被称为「门罗主义」（ Monroe Doctrine）的立场，在往后直到今天的两百年间，可以说奠定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调。门罗主义的主张主要有三：第一，反对欧洲列强在美洲建立新的殖民地；第二，反对欧洲列强干涉已经独立的美洲国家；第三，声明美国不干涉欧洲国家内部事务。
表面上看来，门罗主义是美国「孤立」主义的体现，它划分出孤立于欧洲的西半球空间，并表明不受欧洲列强的干预。对美国建国元勋来说，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预是新生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汉弥尔顿的建军计画建立在「法军可能登陆美洲」的前提，尽管被视为无稽，但对他来说，预防与阻止欧洲对美洲的干预，应该是美国领导人的目标。起初美国并没有执行门罗主义的实力，约束神圣同盟干预美洲的并不是门罗的声明，而是英国的海军，以及列强的相互制衡，在当时的时空脉络中，门罗主义的意涵首先在于响应英国制衡欧陆的地缘政治诉求，随着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门罗主义并没有伴随美国国力的增强，在几乎没有其他强权有能力干预美洲的状况下被舍弃，相反，门罗主义成为美国干预世界政治的根本理由，即便不以门罗主义之名。
关键在于门罗主义对于欧洲与新大陆的空间区分，并不单单只是纯粹的地理空间，门罗主义表面上的「孤立」主要是当时国力有限，实际上门罗主义的精神是美国国家认同的「例外」，在地缘政治考量背后，门罗主义隐含了美国国家认同所独有的政治理念：新生的美国是一个没有旧世界封建与腐败包袱的国家，美国的独立象征一个全新的建国原则，捍卫自由的人民，打造出一个永久享有自由宪制的政治体制。旧欧洲的治国方略是在和平与战争之间纵横捭阖，在美国人看来，这完全违反常识，建国的经验让美国坚信，和平是国际社会的初始状态，只有裹挟人民的暴君，才会毫无道理与充满恶意的发动战争。
欧洲旧大陆的宪制、外交体系以及国际秩序，都是王权与暴君任性无常的产物，其所谓的和平犹如海滩上的沙堡，欧洲因此战事频繁的旧事不应该在新世界重新上演，作为美洲第一个自由的宪制国家，美国有将欧洲腐败遗风阻挡在美洲大陆之外的使命。
美国的诞生不因王权的承袭，也不是列强权力平衡的考量，美国如此「例外」的建国经验应当向外推广，建国元勋如杰佛逊与汉弥尔顿都对此深信不疑，尽管他们的想像蓝图不同，汉弥尔顿的建军计画不只是出于消极防卫美国的现实主义考量，他心中的伟大宏景是让美国的陆军挺进墨西哥与秘鲁，解救被法国人与西班牙奴役的美洲人民。
自由的利维坦
门罗主义并不是一个孤立、被动的防卫性主张，如果在美国国力允许，以及不危及主要国家利益的前提下，门罗主义随时都可以转变为积极，甚至是直接干预的外交主张，南北内战结束后，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名推翻拿破仑三世扶持的墨西哥皇帝，随后在1870年，格兰特总统提出门罗主义的「格兰特推论」（the Grant Corollary），其中强调「此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
美国对墨西哥的干预看似违背门罗主义，事实上门罗主义所排除的是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预，并不涉及美国对于美洲国家的干预，对美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有别于欧洲列强的干预，其立论依然是基于门罗主义的根本精神：在美洲新大陆，没有欧洲旧宪制的空间，美国有使命让自由的宪制不受欧洲干预而成长。早在美国干预墨西哥之前，1845年纽约市记者欧苏利文（John L. O’Sullivan）就提出了知名美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说法，主张「吾等尽取神赐之洲以纳年年倍增之万民自由发展之昭昭天命」，扶持自由的宪制与民族，是美国的天命所在，而美国人相信，自由的宪制原则具有普世性。门罗主义背后的昭昭天命精神，是美国在进入20世纪后介入全球事务的根本依据，它的暗示是不实行民主原则的政府，就不是完全合法的政府，而这样的政府是和平的威胁，甚至会是美国的威胁。
迪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让门罗主义退去孤立色彩的关键人物。图片来源：达志影像／美联社
迪奥多．罗斯福总统是让门罗主义退去孤立色彩的关键人物，出于对美国昭昭天命的信念，他坚信如果美国放弃主动积极的国际社会角色，等于让更好战的国家蹂躏这个世界，最后的结果将会是破坏美国繁荣的根基。迪奥多．罗斯福没有建国元勋一代人遗留的避世思想，对于「大国」角色的承担极有自知之明，「世界警察」即出自他的表述。
迪奥多．罗斯福的世界观接近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他眼中的国际社会是一个如果诚实的人放下武器，就会让陌生野蛮的人暴力相向，因此不仅愚蠢而且有违道德，伊肯伯理（John Ikenberry）是战后最坚定支持「自由国际秩序」的策士，他主张美国应该成为具有自由风格的领导国家，而非霸权的帝国，美国领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应该立基于参与各方的协商，而其成名作《自由的利维坦》（Liberal Leviathan）实际上借镜于迪奥多．罗斯福。
迪奥多．罗斯福的美国积极调停日俄战争，既着眼于防堵俄罗斯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东北，也提前遏止日本在太平洋的扩张，美国的区域干预或许有其现实主义考量，迪奥多．罗斯福并不讳言他对日本扩张的戒心，为此他不惜安排「大白舰队」巡游世界，只为向日本展示其海军实力，其太平洋经略与美洲本地无关，但背后的逻辑仍是门罗主义的精神，也就是避免好战的强权垄断特定区域。
「让民主在这个世界安全」
迪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为门罗主义提出了知名的「罗斯福推论」，其中指出，如果区域的文明社会纽带因为好战国家的为非作歹，以及有能力国家的懦弱无能而接近崩解时，「为了恪守门罗主义，也不得不勉强施行国际警察力量」。但门罗主义的积极干预只限于区域和平秩序可预期的崩解，美国不会主动改变特定国家的宪制，迪奥多．罗斯福对亚太的干预并不寻求改变帝俄与明治日本的政体，伊肯伯理等人正是出于此批评小布希的中东军事行动。
门罗主义自始就不是一个防卫性立场的宣示，其防卫性是单纯是偶然环境造就的结果，国力之所不及，或者境外势力已经可预期的威胁本土，它的核心精神始终都是自由宪制的推广，以及如今称之为集体安全的普世性适用，甚至，考量门罗主义实出自于汉弥尔顿受惠于孟德斯鸠的建国方略，某种程度上，门罗主义其实与资本主义相辅相成，因为自由市场的推广有助于创造文明交往的条件。
美国的干预不同于列强出于殖民利益或现实权力考量，而是出于推广自由宪制的昭昭天命，而片面改变和平现状，导致文明秩序的崩解则是门罗主义的底线与红线，门罗主义的一体两面贯穿美国在二十世纪的全球干预。早在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迪奥多．罗斯福就呼吁美国增加军事开支，防止威胁蔓延，他警告，如果让德国粉碎了英国舰队、摧毁大英，不出一两年，它就会染指中南美洲，迪奥多．罗斯福的警告固然着眼的是现实主义考量，但也预示了美国在成为大国之后，任何区域现状的变动，最终都可能会危及美国国家利益。
一战期间，威尔逊指出，美国对欧洲的干预不是为了挫败德国，也不是为了重建欧洲的权力平衡，而是为了改变欧洲的政治生态，他强调「对德国人民最为不利的事情是，战争结束后，如果他们依然不得不生活在破坏世界和平的野心家与阴谋家的统治之下」，如此「世人将无法接纳他们融入今后保障世界和平的各国伙伴关系」。
易言之，德皇的退位与打造德国的民主政体是美国干预的主要缘由，而更长远的目标是「让民主在这个世界安全」。 1917年，威尔逊总统在「没有胜利的和平」演讲中，重新解释了门罗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都有自由决定自身政治体制，有不受阻碍、不被威胁、不必恐惧决定自身发展道路的自由」。
当然，这个说法的预设是让人民自决的话，必然会选择民主体制。理解两百年来从迪奥多．罗斯福到威尔逊，奠定美国干预全球基调的门罗主义精神，才能理解拜登拜登警示中国介选的意涵。美国所传递的讯息是：中国介选会是美国干预台海的正当理由。
外交辞令都有显隐两面，就显明的一面，由于中国一定介选，只要看看前任总统的卖力就清楚中国介选的力道，表面上拜登希望中国尊重台湾选举结果，实际上是在暗示，中国的介选活动，已有影响台湾民主运作之嫌，而台湾民主政体的正常与否，已经是美国的底线。
至于隐微的一面，由于中国介选在多大程度上危及美国地缘政治利益是由美国判断，与人民实际上是不是「自决」并没有关系，墨西哥人是否真心拥载法国人扶持的皇帝无关紧要，而自由宪制中的人民原则上也不会做出屈服不自由强权的决断，因此，美国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干预台海，选择什么国家作为地缘政治对手，台湾人民自己看着办。
作者兴趣是政治思想与欧陆当代思想、被深刻思索过的一切，以及一切可以更有深度的物事，留心阈界、间隙与极限成癖，深信自由起于文字的继受、交锋、碎裂、误读与讹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