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睿红萍 新锐评 2023-11-20 21:16 

1949年,改朝换代,到处是欢庆的锣鼓,到处是扭秧歌的人群,苏青像所有时代里爱热闹的人一样,上街游行,举着小红旗欢迎解放军入城。张爱玲像所有时候一样足不出户,静候观望。

在《忆胡适之》中,她说过这样一段话:“自从一九三几年起看书,就感到左派的压力,虽然本能的起反感,而且像一切潮流一样,我永远是在外面的,但是我知道它的影响不止于像西方的左派只限于一九三○年代。”到了49年,就不只是潮流的问题,左的思想将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虽然一切还在静候观望中,但敏感的张爱玲已经感到“惘罔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人立志要建立新社会改造旧世界,要改造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的旧思想,使所有人的思想都和共产党的思想保持一致,因此需要统一的意识形态,需要统一思想。张爱玲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对于思想统一她不仅恐惧、害怕,而且认为不可思议。

当她发现社会各阶层都发动起来,所有的人脱离了自己的生活轨道,都在开会、学习、“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从国统区来的作家都在“批评与自我批评”,她这个来自沦陷区的作家已经明白未来的社会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她感到了形势的紧迫,虽然她一贯不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不参加任何会议,可是1950年的夏天,当她被邀请出席上海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时,她还是谨慎地参加了。她坐在会场的后排,听着领导的讲话,听着人们的发言,听着来自国统区的作家“做了坦诚的检讨”,表示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决心。

看着整个会场的男男女女穿着统一的服装——蓝色与灰色的列宁装和中山装,剪着齐耳的短发,而她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虽与沦陷区的奇异装束相比已是“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会场上几乎清一色的列宁装、中山装中,仍然很是抢眼,这时的她感觉到的当然不是我行我素和无所谓,而是一种缩小又缩小的压迫。

人们不敢想象张爱玲会穿列宁服,剪齐耳短发,她自己也曾在《十八春》里写道:“其实同是剪发,电烫的头发不过稍微长些,但是对于一个时髦的人,剪掉这么两三寸长的发梢简直就跟带发修行一样,是心理上的严重的关口,很难度过的。”对于张爱玲来说,这些装饰方面的干预不是小事,这是对一个人独立意志的干涉,是对自由的干涉,没有自由,她自己不敢想象她还能活得下去。

1949年6月,上海军管会接管了国民党经营的和民营的各电影厂;7月中华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京举行,提出了新中国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10月上海《文汇报》讨论该不该写及如何写小资产阶级的问题;1950年上半年讨论如何写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清官密史》被停映;1951年2月,《文艺报》开始批评碧野的长篇《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同月《武训传》被批判;4月茅盾在上海作报告,提出文艺界三大任务:保卫和平、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6月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被批评,10月作者被批评;1952年1月文艺界响应中央号召,开展“三反”、“五反”;之后,各学校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人人过关检讨。时至此时,敏感的张爱玲已是战战兢兢。

更严重的问题摆在张爱玲的面前,当时的宣传、出版、文艺、影剧、新闻已经进入全面领导,统一管理的状态,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已经被规定,什么作品能出版,什么作品不能出版,已经由专门领导人说了算,作为靠写作为生的张爱玲,她的问题已经不是:是否在潮流之外,是否远离政治,而是生存的路已经被掐断。她无法写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人物,也写不来英雄主义的作品,她已经找不到写作的空间和市场,诺大的中国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地,她既然无法归顺,就只有出走。

胡兰成曾经问过张爱玲,是否更愿意到英国生活?张爱玲回答说:她是除了上海,哪里也不想去,不稀罕的。她爱上海,没有任何人像她那样爱一个地方,懂得中国人,中国的一切她看着都喜欢。她自己也曾在一篇《中国的日夜》中写道:“我真快乐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我也喜欢觉得手与脚是年轻有力气的。而这一切都是连在一起的,不知为什么。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

于是很少做诗的她破天荒写了一首诗——中国的日夜: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补钉的彩云的人民。/我的人民,我的青春,/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她爱中国、中国人、上海,她爱她生活过的地方,她不愿意走,可现在她不能不走,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她是这样惊恐,唯恐自己走不成。

出走对她是一次冒险,因为她害怕被拒绝,恐惧被拒绝以后的日子。她去申请,用张瑛的名字,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竟然被批准了。

她出走的计划只有姑姑一人知道,连她的弟弟也不知道。临走的时候,她连自己的手稿也没有带,只是带了一些简单的行李,但是她带上了他们家族的照片。

在《对照记》中,她这样描写离开上海的情形:“离开上海的前夕,检查行李的青年干部是北方人,但是似乎是新投效的,来自华中一带开办的干部训练班。我惟一的金饰是五六岁的时候戴的一副包金小藤镯,有浅色纹路的棕色粗藤上镶着蟠龙蝙蝠。他用小刀刮金属雕刻的光滑的背面,偏偏从前的包金特别厚,刮来刮去还是金,不是银。刮了半天,终于有一小块泛白色。他瞥见我脸上有心痛的神气,便道:‘这位同志的脸相很诚实,她说是包金就是包金。’”

“我从来没听见过这等考语。自问确是脂粉不施,穿着件素净的花布旗袍,但是两三个月前到派出所去申请出境,也是这身打扮,警察一听说要去香港,立刻沉下脸来,仿佛案情严重,就待调查定罪了。幸而调查得不很彻底,没知道我是写作为生,不然也许没这么容易放行。一旦批准出境,马上和颜悦色起来,因为已经是外人了,地位仅次于国际友人。像年底送灶一样,‘上天言好事,’代为宣传中共政府待人民的亲切体贴。”

经过这一场担惊受怕,她坐火车去广州,又从广州到深圳。在深圳出境检查时,她又经受了一番担惊受怕。她护照上用的是笔名“梁京”,而检查的民兵居然知道她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当民兵说:你就是张爱玲,她只颤颤兢兢答了一个“是”,那民兵并未像她担心的那样对她留难,问过也就放她过去了。

张爱玲曾在小说《浮花浪蕊》中这样描写出境的情景:“桥堍有一群挑夫守候着。过了桥就是出境了,但是她那脚夫显然认为还不够安全,忽然撒腿飞奔起来,倒吓了她一大跳,以为碰到了路劫,也只好跟着跑,紧追不舍。是个小老头子,竟一手提着两个箱子,一手抡着扁担,狂奔穿过一大片野地,半秃的绿茵起伏,露出香港的干红土来,一直跑到小坡上两棵大树下,才放下箱子坐在地上歇脚,笑道:‘好了!这不要紧了。’”

“广东人有时候有这种清瘦的脸,高颧骨,人瘦毛长,眉毛根根直竖披拂,像古画上的人物。不知道怎么童心大发起来,分享顾客逃脱的经验,也不知是亲眼见过有人过了桥还给逮回去。言语不通,洛贞也无法问他;天热,跑累了便也坐下来,在树影下休息,眺望着来路微笑,满耳蝉声,十分兴奋喜悦。”这大概也是张爱玲出逃时的心理吧。

她的第一次出逃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原因,多亏她一向敏感,否则对于她,留在大陆,是不可想象的。

当一个社会对你穿什么、说什么、写什么都要干涉的时候,是特别悲哀的时候,你再爱这块土地,这个时候,移民变得增倍起来。如果她也像梅娘一样留在大陆,她也要受26年被管制的苦难生活,我们不敢想象她能受得了这个苦。移民数目的变化是社会环境的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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